古典印度文明形成期：印度次大陆的文明历程

后孔雀帝国时期，北印度的政治与宗教生活转向了不同的方向。在政治上，诸国不再能像孔雀帝国一样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和官僚体系；相对地，较宽松、非直接的领主关系时不时串联起这些区域性帝国。吠陀婆罗门教获得复兴，融入更为大众的、形式更加虔诚的新宗教，即我们所称的印度教。以僧团为主的佛教与此同时也在演变，发展出了大乘佛教（Mahayana）。印度文明的古典形式正在形成。

颇为讽刺的是，古典印度文明形成之时，正是游牧民族入侵印度西北部之时，正是南方土著王国兴起之时，还是公元1世纪罗马与印度开展奢侈品贸易之时。印度文明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吠陀文明的范围，扩散到了印度次大陆各个角落，并将它的各种宗教传播到了中亚、中国与东南亚。

孔雀帝国最伟大的统治者阿育王去世后，帝国仅仅延续了50年。公元前187年，孔雀王朝一名出身婆罗门的将军普士亚密多罗·巽伽（Pushyamitra Shunga）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巽伽王朝延续了100年，统治范围远不如阿育王时期的广大，主要集中在恒河中游谷地与中印度部分地区。巽伽王朝的政治组织也算不上中央集权。巽伽王朝在军事上统领着许多地方统治者，其中某些地方统治者似乎也发行自己的钱币。

普士亚密多罗恢复了吠陀马祭，甚至举行了两次。后世佛教典籍里有诸多对普士亚密多罗的不满，谴责他大肆毁坏佛教建筑，阿育王建了多少，他就毁灭多少，因为他相信无论是名垂青史还是遗臭万年，都能声名远播。他受到佛教徒的攻击，其实这很冤枉，我们知道，佛教仍旧受到巽伽王朝与诸侯的庇护。不过，此时王室确实开始偏爱婆罗门教。巽伽国王不只恢复了吠陀王室祭仪，还为祭祀印度教神祇毗湿奴提供经费支持，抬高毗湿奴的地位。最终，婆罗门教让自己适应了虔诚的、一神论的印度教，获得了更广泛的信众。

公元前250年，塞琉古王国的巴克特里亚^[1]行省（位于今阿富汗）总督狄奥多德（Diodotus），反叛塞琉古统治。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远离塞琉古权力中心（叙利亚、巴勒斯坦、小亚细亚与美索不达米亚），加之数年后北方帕提亚的游牧民族入侵，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得以独立。公元前187年，约与普士亚密多罗政变终结孔雀王朝统治在同一年，安条克三世去世，塞琉古王国的势力一落千丈。在国王德米特里一世的带领下，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入侵印度，根据印度的传说，德米特里一度兵临华氏城下，之后因为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将军在巴克特里亚发动叛乱，德米特里才撤军到旁遮普。无论如何，公元前2世纪中叶，德米特里的王国一分为二，东印度—希腊王国在国王米南德（Menander）带领下占据旁遮普，西印度—希腊王国则拥有巴克特里亚与喀布尔（Kabul）谷地。伊朗遭到游牧民族的进一步入侵，西王国被迫向旁遮普移动，占据了东王国领土，后者只能据守东部领土边界。最终，这批游牧入侵者也进入了印度。两个自始至终相互敌对的印度—希腊王国，最终降于游牧民族之手：西王国约于公元前90年投降，东王国则于公元前30年投降。

在希腊化王国短暂统治印度西北部期间，希腊化诸王不得不与王国的印度文化妥协。东王国米南德王发行的钱币上刻有佛教符号和双语铭文（希腊文、俗语），他将自己示现为子民的“救世主”。佛教典籍记载，米南德王被称为弥兰王（Milinda），也被称为哲人王，死后骨灰按照圣贤王者的等级，像安葬佛陀遗骨那样，归葬于佛塔中。敌视东王国的西王国，则青睐印度教的象征主义，并遣送一名土生土长在塔克西拉的希腊人赫里奥多罗斯（Heliodorus），作为大使前往巽伽宫廷。他和巽伽王朝一样，也信奉毗湿奴。中印度一根石柱的铭文上刻有迦楼罗（Garuda）神鸟的图像，鸟背驮有毗湿奴，以纪念他出使巽伽王婆伽跋陀罗（Bhagabhadra）的宫廷。共同的宗教倾向将西王国和巽伽人联合在了一起对抗信奉佛教的东王国，强化了二者政治同盟的共同利益。这正是希腊人庇护印度宗教，而非将自己的宗教强加于印度人的真正原因。希腊化雕塑在西北部落地生根，但雕塑的主题是印度文化的主题，通常以佛教为主。犍陀罗（Gandhara）的艺术混合了希腊化与印度的艺术元素，是印度文化区中为数不多的希腊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在希腊人统治旁遮普的最后数十年里，印度迎来了另一拨入侵者——中亚游牧民族的后代。公元前1世纪，西北印度出现了两支说伊朗语的民族：斯基泰人（Scythian）与帕提亚人（印度人称其为萨迦人、巴列维人）。公元前1世纪中叶以前，帕提亚人推翻了希腊人在塔克西拉的统治。起初，塔克西拉的帕提亚也许只是伊朗帕提亚帝国或安息帝国的延伸，但很快发展为独立于帝国的政治实体，统治达百余年。

从公元前2世纪的中国史籍可知，中亚部落间发生了一场战争，一支叫作月氏的族群被驱赶到巴克特里亚边境，后在该世纪末年，月氏族驱逐了生活在这里的斯基泰人。公元1世纪，月氏的一支贵霜（Kushana）统治了月氏其他支，建立了霸权，将势力范围深入印度。公元1世纪末2世纪初，贵霜在最伟大的国王迦腻色迦（Kanishka）统治下，疆域跨越了兴都库什山，统治范围包括伊朗与印度的大片疆土，并直抵恒河谷地。公元3世纪，贵霜帝国灭亡，伊朗的萨珊王朝建立，而此时游牧民族入侵印度的时代仍未结束。斯基泰人公元1世纪建立的西萨特拉普王朝（Western Satraps），一直以伊朗的总督头衔统治着印度西部，直至4世纪末。

这些事件实际上是印度遭受的第一波中亚游牧民族周期性军事入侵。他们是武力的掠夺者，首要目标是伊朗，其次是印度的定居农耕民族。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军事入侵大约每500年循环一次。正如前述，在公元前1世纪，第一波入侵的伊朗语游牧民族攻破印度边界。公元5世纪，西北方出现了可能使用突厥语，并与欧洲匈人有亲缘关系的胡纳人（Hunas）。到了公元1000年左右，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在阿富汗建立政权，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接二连三地洗劫了印度，最终在印度建立了德里苏丹国。16世纪，与蒙古人有亲缘关系的莫卧儿人在印度次大陆站稳了脚跟，建立了欧洲殖民印度之前印度最大的帝国。

中亚游牧民族必须随身携带所有财产，无法一边过着游牧生活，一边积累着财富，因此，游牧民族没有足够的物资储备来应对困境，而劫掠农耕聚落就成为他们摆脱困境的方法之一。游牧民族拥有大量的马匹，马术和弓箭技术高超，面对农耕王国行动迟缓的庞大军队，他们拥有决定性优势。展开劫掠生涯的游牧部落很快发现，自己无法一边看守牛羊，一边进行战争。很快，军事胜利瓦解了游牧经济。部落军事首领一开始依靠不断从农民手里掠夺大量唾手可得的财富来维持个人权威。一旦劫掠将资源耗尽，首领的权威就将受到挑战。四处劫掠的游牧部落成功打劫的速度越快，部落瓦解的速度也就越快，它会迅速崩解为许多相互争斗不休的小团体。

早期印度的游牧国家已跨越了首领依靠个人权威进行统治的阶段，尤其是贵霜帝国和西萨特拉普王朝，它们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政治结构，个人领导转变为世袭君主制，对附属王国肆无忌惮的劫掠转化为向农民征税。土地税是王国财税的稳定来源，因此，管理土地税需要巧妙的官僚统治技术，既要保障财政收入，又不能损害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然而游牧国家缺乏官僚统治的经验和技巧，因此，他们必然要与过去数世纪来已拥有丰富官僚统治经验的伊朗精英和印度精英合作。

当地人逐渐将统治者视为宗教的支持者，而非敌对者，由此可见，统治者对当地宗教的赞助和保护，密切了与伊朗、印度精英之间的合作关系，促进了军事统治向官僚统治的转型。

从有关贵霜与西萨特拉普的零散材料中，我们无从得知转型的详细过程，但可以找到转型的影响。贵霜钱币显示，帝国赞助着印度的宗教信仰，其中就包括印度教的湿婆、佛陀；贵霜帝国横跨印度和伊朗，因此许多伊朗神祇（还有美索不达米亚和罗马人的神祇）也同时出现在钱币上。佛教中盛传迦腻色迦王为佛法护持，广受欢迎的大乘佛教这时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然而，贵霜人长期保持着中亚人身份认同的标识，尤其是继续戴尖帽、穿分襟骑马袍、宽大长裤和皮靴，这些服饰和佩饰虽然能适应中亚的草原气候，却不适应北印度平原炎热的气候。考古学家在北印度发现了贵霜人使用的钱币及其人物塑像。(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西萨特拉普王朝则在一片完全与伊朗和中亚隔绝的土地上统治了300多年，因此，其印度化的程度似乎较深、范围似乎较广。第一份长篇梵语谕令（150年）出现于国王鲁陀罗达曼（Rudradaman）统治时期，诗人并非赞扬他的骑术和箭法，而是赞扬他精通音乐、逻辑学、诗歌和梵语语法。这是一项长足的进步，充分显示出王朝对新兴艺术的浓厚兴趣。

中亚入侵者带来的骑兵术有效地终结了战车战争的历史，但是，印度文明从他们身上借鉴的元素并不多。过去吠陀众神驾驭空中战车，这时的印度教神祇则自行选择坐骑。统治者赞助、保护新生的大众宗教、科学和宫廷诗歌，为古典印度文化的形成贡献良多。此外，他们也促进了印度文明与其他地区的沟通交流，尤其是佛教进入了干旱塔里木盆地的汉朝西域，最终于公元1世纪抵达中原。

古典印度文化在发展的同时，也传播到了整个印度次大陆。传播的方向由北向南，但不要因此误解它传播的过程。达罗毗荼语曾一度在北方广泛使用，如我们所知，最早的梵语文献里就有达罗毗荼语词汇，说明北印度形成的古典印度文明的诸元素，乃是不同语言、文化族群融合的新产物。虽然我们无法细分各语言和文化对古典印度文明的贡献，但是，古典印度文明确实是个融合体。

了解达罗毗荼文化范式最好的资料，是南印度的古泰米尔语文学。泰米尔语区自西向东有三大王国：哲罗（Chera）、潘底亚（Pandya）和朱罗（Chola）。阿育王时代的铭文明确表示，三大王国不在阿育王帝国的统治范围内；阿育王向三大王国派遣说法大使。三大王国及其他小王国支持泰米尔语宫廷文学的发展，泰米尔语宫廷文学约与梵语宫廷诗歌同时发展起来。桑伽姆（Sangam）文学，是指公元2—4世纪间，潘底亚王国首都马杜赖（Madurai）的一群文学专家收录的泰米尔语诗歌选集。泰米尔语法书《朵迦比亚姆》（Tolkappiyam）辑录于同一时期，包含严正的诗歌理论，该理论建立了桑伽姆文学的知识传统，诗人、赞助者、评论家和出身武士阶级的绅士名媛共同分享这一知识传统。古典泰米尔语诗歌艺术分为两种主题：阿哈姆主题（aham）和普拉姆主题（puram），即爱情诗与英雄战争诗。这些诗歌略微提到国际奢侈品海上贸易的起源；希腊水手利用季风风向，从埃及和地中海出发，满载着双耳陶罐装的意大利酒、红珊瑚珠宝和其他稀有之物，驾船前往说泰米尔语的王国，为南印度宫廷带去奢侈品。

诗歌中描绘的泰米尔文化与宗教有其独特性，但也与北印度的发展有关。从诗歌里可以看出它们参考了《摩诃婆罗多》里的故事，也可以看到壮大的印度王室文化元素，也能找到婆罗门、佛教徒和耆那教僧侣的身影，还有许多当地的神祇。在未来的岁月中，当地神祇将逐渐与印度教神祇融为一体。

在娑多婆诃王朝（Satavahana）的统治下，德干区一方面吸收了北印度正在丰富起来的文化元素，另一方面也对北印度文化有所贡献。在漫长的岁月里，娑多婆诃王朝一度控制着印度西部大片区域，经常与北方宿敌西萨特拉普人发生冲突。从娑多婆诃王朝留下的铭文与王室赞助建造的岩雕僧院，可以看出王室对佛教的盛宠。但如同其他印度王室，他们也支持其他宗教，娑多婆诃王朝还曾举行吠陀献祭。伽尔拉（Karle）等地的佛教石窟，是古典印度文明形成期留下的最动人的建筑。娑多婆诃王朝位于印度—雅利安语与达罗毗荼语交汇语区，娑多婆诃王朝推动了供母语非梵语者使用的语法书《迦丹多罗语法》（Katantra）和俗语宫廷诗歌的创作。娑多婆诃王朝的哈拉王（Hala），用马哈拉施特拉俗语，撰写了经典宫廷诗《七百韵》（Saptashati）。《七百韵》优美动人，因此，马哈拉施特拉俗语被公认是撰写古典诗歌的理想俗语，尤其是情诗。总之，娑多婆诃王朝的君主一如古典印度文明形成期其他印度国王，积极推动着艺术、建筑、宗教和君主统治的新类型。

早在阿育王时代，斯里兰卡岛（锡兰）上的印度—雅利安语移民（僧迦罗人）及其国王就已皈依佛教，因此，该岛很早就进入了古代印度文明圈。有资料显示，至公元1世纪，扶南王国（Funan）在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建立政权，也就是今日柬埔寨与越南南部，至此，东南亚王室开始吸收印度的艺术、宗教和君主统治观念。

后孔雀王朝时代，印度宗教再次经历根本性的转变。吠陀宗教强调雅利安家主向神祇和父祖献祭，反吠陀宗教的耆那教、佛教等强调从世俗生活退隐到静默冥想的生活。然而，两次根本性转变都称不上是大众化，并未完全向大众开放。这时新的宗教生活形式顺应大众需求而生，强调对最高神祇的虔爱奉献。人们深信神的恩典高于自动伸张正义的轮回业报，因此，他们敬拜庙堂中的神祇塑像，献上水果、鲜花和赞美祈祷。在因果业报教义之下，个人将因其行为道德与否，获得相应的奖赏或惩罚，但只有天知道是否真能得所报偿。通过向超脱了轮回的神——毗湿奴、湿婆或神化的佛陀奉献，我们可能获得更好的果报，跳出因果业报，即获得解脱。向救世主神祇敬拜奉献，正是为了确保能够获得额外的福报。

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本身是《摩诃婆罗多》里的一段，它提出了比吠陀和禁欲宗教更高的学说和教义。《薄伽梵歌》叙述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里的大英雄阿周那（Arjuna）与他的战车手黑天（Krishna）之间的对话，黑天是印度教主神毗湿奴的人形化身。黑天用术语“业”分析了不同的宗教学说：吠陀祭司通过献祭行为寻求解脱，殊不知这反而让他与轮回绑缚不离；禁欲修士通过摆脱“业”来追求更高智慧，这确实是一条更高级的道路，但认为自己可以终止行为，这是自欺欺人，实际上他仍然需要呼吸、饮食等。然而摆脱“业”的果报确实有方法可循，即不再想通过“业”能够得到什么回报，而是继续履行个人在社会中应尽的宗教职责。这一教诲接近佛教教理，佛教也提倡压抑行动背后的欲望，而非抑制行动本身，然而《薄伽梵歌》不同于佛教之处在于，它劝说人们不应遁世，而应本着超脱的内心来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黑天继续宣示如何通过敬神，让即使身处最底层的人也能获得额外恩惠，进而得以解脱。

精心阐述的普世奉献主义（devotionalism），兴起于印度历史的关键发展阶段，是继吠陀献祭和反吠陀宗教之后印度宗教思想的第三阶段。然而，神像崇拜、求神与抚慰性质的祈祷、奉献行为及恩典思想似乎早就在印度生根，至少可追溯至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并长期为社会底层所奉行。普世奉献主义并非后孔雀王朝时期的发明，实际上普世奉献主义不过在这时获得了教育精英，特别是婆罗门的重视，因此留下了梵语文字记录，我们才得以记述它后期的发展阶段。

印度教是婆罗门学问与大众普世奉献主义全新合作关系的代表。正是在这一时期，毗湿奴与湿婆成为印度教的双核心，今日依旧如此。按照印度教教义，毗湿奴通过化身，一世又一世降生凡间，惩恶扶善，将许多非吠陀，甚至纯粹是地方信仰的教派拉入自己的阵营。其转生产物可能为鱼、乌龟、野猪、人狮、侏儒、持斧罗摩、阿逾陀的罗摩王、黑天、白马^[2]，甚至是佛陀。毗湿奴不压制原有的教派，而是吸纳它们，将其普世化，因而超越了各教派。湿婆则以阳具（林伽）、瑜伽士之神或百兽之主的形象出现；或是以家庭成员的形象出现，如配偶母神［提毗（Devi）、难近母（Durga）］，或是他的两个儿子——战神塞犍陀［Skanda，与泰米尔的穆卢干神（Murugan）有关］和象头神伽内什（Ganesha），这些也说明印度教吸纳地方宗教信仰和习俗并将其普世化的能力。

普世奉献的印度教派持续受到欢迎，对奉行简朴苦行的遁世宗教来说是个重大挑战，也激起这些宗教内部虔爱思想的发展。大乘佛教的菩萨（Bodhisattva）学说引入了恩惠思想；菩萨在慈悲心指引下，将更多的功德施予祈求者。即便在较严格劝化的教派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对其的蔑称，当今学术研究中延续斯里兰卡人的用法，称为上座部）里，普世奉献的思潮也在神像崇拜和朝圣地留下了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