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王朝：印度次大陆五千年的文明

亚历山大死后不久，约公元前321年，旃陀罗笈多·孔雀（Chandragupta Maurya）冒险从难陀王朝末代国王手中夺取了政权。有关他的身世众说纷纭。亚历山大从印度撤军后英年早逝，他一手创建的帝国在继业者的争夺下四分五裂，旁遮普陷入了政治真空，孔雀王朝乘虚而入，占据此地。亚历山大征服东部的成果成功落入了塞琉古帝国之手，而后摩揭陀的版图迅速扩张到了塞琉古边境。塞琉古与摩揭陀一直维持着友好关系。公元前312年，攻下巴比伦后不久，塞琉古将大片土地——主要是今阿富汗——给了旃陀罗笈多，交换了印度500头大象。孔雀王朝似乎连续数十年不断向塞琉古王国供应战象，我们已知一个世纪后，孔雀王朝还向安条克三世（Antiochus III）供应了战象；此后，战象成为这一时期希腊化王国急切渴求之物，如托勒密王朝统治的埃及因为塞琉古夹在印度与埃及之间，隔断了战象交易，因此开始捕捉、驯化北非大象。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均遣大使前往旃陀罗笈多和继承人宾头娑罗（Bindusara）治下的华氏城。塞琉古大使麦加斯梯尼（Megasthenes）留下了有关旃陀罗笈多治下印度的大量残篇。麦加斯梯尼对捕捉和训练大象饶有兴致，在将大象运送到希腊化世界并将驯象技术传播过去期间，麦加斯梯尼的使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麦加斯梯尼在《印度记》（Indika）里描绘了印度社会。在印度，平民都是非武装农民，他们温顺地耕种土地，不受附近军队冲突所扰。马匹、大象与武器都是王室专属，不使用的时候必须归还王室保管。职业军人数量庞大仅次于农民，拥有私人仆役，和平时期过着闲散的生活。吠陀时期拥有土地的武士精英已不复存在；这时取而代之的则是脱离了土地的雇佣军和无须服兵役的农民。麦加斯梯尼列出了印度庞大的官僚体系，他观察到，印度社会的职业在种姓制度下也是世袭的，并描述了其中的七种职业。他笔下的印度美好而充满希望，他赞美印度人的节俭，强调他们并未蓄奴，此种说法确实有误。窃盗不常见，刑罚轻微。他在书里复述了克特西亚斯在公元前5世纪撰写的《印度史》里有关奇异种族的故事。例如，某个种族的耳朵如毯子一般大，入睡时可以用来包裹身体；还有靠着吸收烹煮食物的气味维持生命的无嘴族，他们也会因军营散发出的臭气生病。这些故事使古希腊和中古欧洲人对印度留下了极深的刻板印象，直到地理大发现，欧洲人才真正与印度有了直接交往。

在第三任国王阿育王的治下（前268—前231年在位），孔雀帝国的疆域达到最大，除最南端和西面割让给塞琉古的领土外，印度次大陆的其他地区都在其疆域内。阿育王在位的第八年，亲自率军将羯陵伽（Kalinga）纳入版图。阿育王给我们留下了有关他丰功伟绩的记录，他在岩壁和石柱上刻下对人民宣读的诏书，从中我们可以详细了解他的统治。孔雀帝国被划分为至少四个省，除了首都华氏城周围的地区可能由皇帝直接管辖外，大部分都是由王室选派的总督进行管理。尽管丘陵和丛林中的部落仍然在孔雀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外，但帝国的壮盛军容无可匹敌。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管理着土地收入并裁决纠纷。这就是新的国家制度的化身。

正如摩揭陀早先的国王们，孔雀帝国王室也偏爱非婆罗门的遁世宗教。旃陀罗笈多在耆那教中享有护持盛名，有两位孔雀王朝的帝王是邪命外道的支持者，阿育王本人则是佛教徒。羯陵伽战役对无辜平民造成的伤害，引发了阿育王生命中的精神危机，也让他放弃了残忍的统治政策，即使这一政策为版图的扩张带来了巨大成功。阿育王转而像家长一样引导子民在此生与他世获得福祉。(www.xing528.com)

这一崭新政策被阿育王称为自身之正法（dharma），记录在帝国各处的石刻铭文中，铭文多数用当时北印度的俗语所写，但印度河流域及其以外地区的少量铭文，使用的是希腊文和阿拉米文（Aramaic），这是当时旧波斯帝国的官方文字之一。阿育王时期的铭文告诉我们，他此后放弃了兼并战争，敦促后代子孙效法，直到世界轮回终结。相应地，他也试图让邻国皈依佛法，并宣称在遣送大使造访希腊化诸王时，完成宣扬佛法的大业。在现实层面，阿育王的正法包含沿着官道种植庇荫之树，开挖水井，提供休憩场所，种植药草植物。他不仅在帝国境内推广，还在南印度、锡兰与希腊化诸国邻邦推广。他推动建立保护动物生命的制度，在某些地点禁止奉献动物祭祀，并保护某些物种免受屠戮。在个人层面，除了两只孔雀与一只鹿外，他禁止皇家厨房杀生，原本这里每日有多达数万只动物被宰杀；他还进一步承诺最终将把孔雀与鹿也排除在皇家菜单之外。姑且不论其承诺范围是有限的，阿育王确实在平民之中推广了素食。在社会关系层面，阿育王的正法包含尊重婆罗门、沙门、父母、朋友与较低阶层者，同时终结派系之间的斗争。他明言自己喜爱说服胜过强迫，但他仍保留了军队，警告骄傲的森林部落不要轻举妄动。

自瞿舍罗、大雄和佛陀的时代以来，遁世宗教通过让社会按自己的意志发展，从而促进了王权的成长。他们认为人类意志可以操控社会，这种对社会的理解奠定了比吠陀时代更强大的、全新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阿育王既是强大的君主，也是佛教徒，他再次将国家导向超越的客体，试图将遁世宗教的信条落实在政策中。不杀生的信条虽然源于遁世者回避因果业报的行为，这时却成为慈悲的行动准则，一度成为人类历史上引领政治生活的精神力量。这是重大的历史时刻，一位伟大的君主尽可能将非暴力作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原则。非暴力与国家权力能否得以并行，仍有疑问，因为要确保内部和谐，免受外来侵略，需要国家垄断权力并运用权力。阿育王试着将非暴力原则同时运用于对内统治和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但仍是有限度地运用。他的统治生动地揭示了国家暴力的本质，还说明，即使能用非暴力主义将之缓和，作用也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