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次大陆: 遁世思想与宗教信仰的冲突

吠陀时代的献祭者相信，仪式将护佑其此生健康长寿、子嗣绵延，并护佑其拥有来世。他希望死后能够永居于阎摩统治的父祖世界，接受后代虔诚的供奉。然而，祭祀在人们观念中的意义，很快由人与神、人与父祖之间朴素的互动，转变为思索宇宙起源的原理。在这样的观念演化过程中，人们逐渐相信来世必将再次承受死亡的苦果，这一信念潜移默化发展出了轮回（samsara）原则，即从出生、死亡到再死亡、重生的轮转永不停歇，在这一过程里，身体主宰着灵魂。与此紧密相关的道德因果论则宣称业（karma）导致了轮回，一个人的道德价值观决定着此人来世是转生为婆罗门或神祇等高等生命，还是动物或植物等低等生命。新兴宇宙观大量充盈着广阔的时间循环，这一观念有可能受到了从美索不达米亚传来的天文历法知识的影响。

这些学说共同构建了一个道德的、客观的和严苛正义的宇宙，它无所不包，涵盖甚广。在这个宇宙里，美德总会得到回报，而邪恶终将受到惩罚，哪怕此世没有报应，来世也会得到报应。众生皆服从于这个严苛的法则，即便是众神也无法逃脱死亡和业报。转世和因果报应的学说，削弱了宗教思想中神祇与祭祀的重要性，后者虽在宗教思想中备受推崇与赞美，但仅能给人短暂的解脱和安慰。这些学说指向了新的解脱观念：从无限循环的转世轮盘之中永久地解脱出来（moksha/nirvana）。过去黄金时代的吠陀信仰，此时被提炼为世界需要经历的四个循环时代（yuga）。在黄金时代，宗教知识已经圆满，人类生而长寿，具备美德，这是古代世界普遍持有的时间观。四个循环时代以吠陀骰子游戏掷出的点数命名：首先是圆满时（Krita，掷出胜利点数四点）、三分时（Treta，三点）、二分时（Dvapara，二点）与争斗时（Kali，掷出失败点数一点）。在四个时代中，法（dharma，宗教、德性）在圆满时代最为纯净完美，之后每一代递减四分之一；人的寿命也在逐代递减，而为生存展开的斗争一代比一代残酷。我们不幸生于当今这个争斗时代，在此代走向尾声时，世界将被摧毁、重建，在新的黄金时代轮回重新开始，轮转不懈。

重生、因果报应、解脱和四时代学说，成为古代印度所有后续哲学发展的主轴。我们可以在《森林书》和《奥义书》中找到这些学说的雏形，还能看到众多思想与之相互竞争。吠陀文献记录的这些蓬勃发展的新思想，虽然无法单独成为一门哲学，但后世哲学流派拣选其中的部分思想，从而对哲学思想做出了永恒的贡献；这些思想以“圣句”（maha-vakya）的形式表达出来，总结了祭祀理论最深层的真理，呈现出鲜明的一元论倾向，即在多元世界的底层，存在着唯一的、去人格化的原则（与一神论不同，后者认为存在唯一的人格神）。这些圣句，如“我即是梵（brahman）”与“你就是梵”，意味着个人灵魂与去人格化的世界灵魂（梵，勿与吠陀经典中的造物神梵天或婆罗门种姓相混淆）是联系在一起的。梵是绝对的、中性的，因此是去人格化的，而“非此，非彼”则表示梵不是任何的感官客体。吠陀经典里的祷文含有的知识，一度仅是赐予雅利安人的最高祝福，严禁低俗污秽者听闻，在这时则成为个人灵魂与梵合二为一的神秘知识，整合了个人灵魂与梵，一个人凭此有望脱离轮回，获得解脱。这股新知识具有重要意义，它将实际的祭祀行为抛诸脑后，专注于祭祀的内涵而非外在的仪式。渐渐地，祭祀理论放弃了仪式表演，转向了沉思和遁世的苦行。

印度的苦行主义起源至少可远溯至《梨俱吠陀》时代。在《梨俱吠陀》里，静默的智者留着长发，或赤身裸体，或身着橘袍，四处游走，他们被称为牟尼（muni）。公元前6世纪的东方王国有一大群遁世者。有的遁世者弃绝社会关系，在森林中过着隐居的独身生活，以采集果实维生；有的四处游荡乞讨或四处讲学；有的苦修，夏天卧于火堆间，冬天身着湿衣裳；还有的沉浸于冥想。

研读《森林书》和《奥义书》的婆罗门哲学家与刹帝利哲学家依旧虔信吠陀经典里的知识，但这些沙门（shramana）或遁世者则彻底敌视吠陀经典。在吠陀时代，生育子嗣以延续祖先祭祀是人的义务，而遁世者信奉为摆脱轮回而终生独身的新理想，两种观念背道而驰，冲突在所难免。如后世箴言所述，婆罗门与沙门，就像蛇与獴，天然为敌。(www.xing528.com)

轮回与解脱这对难题此时已然是公认的术语，新学说（术语学说学派）正是用这样的术语表达的。许许多多的遁世者提出了数十种跳出轮回、达到解脱的方法，它们彼此相互竞争。对于未能在竞争中胜出的哲学，我们所知甚少，然而有三种哲学得到了历史的青睐：邪命外道、耆那教与佛教。邪命外道存活了近2000年，最后一次听说它，是在1400年左右的南印度。耆那教传播到整个印度，远至斯里兰卡，今日仅限于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邦与南部的卡纳塔克邦。佛教虽然几乎在印度次大陆消失（两侧山区还有佛教），但是传播到了阿富汗、中亚、东亚、斯里兰卡和东南亚。

三大遁世宗教针对轮回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解答。对邪命外道者来说，未知的命运（niyati）引领着灵魂由此世去往来世，而命运却远非人力所能影响。耆那教相信众生的灵魂十分多样，是无法简化的，其本质是纯净的，却被物质所遮盖、为物质所累。无论多么高尚的行为，都永远被物质奴役，因为灵魂会被新的物质所奴役；但与此同时，过往所造之业的影响也在减弱，此前累积的物质包袱也会逐渐摆脱。因此，解决之道就是完全停止行动。不杀生（ahimsa）原则也许源自耆那教，之后影响了佛教和印度教，素食主义和动物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也受到该原则的影响。精神修炼最为精进的耆那教僧侣，采行最激进的遁世形式，自发绝食，以摒弃行动。另一方面，佛教则教导我们，将我们束缚于轮回之轮的并非命运或行为自身，而是欲（trishna，“渴爱”），欲念驱动着人行动。若能扬弃欲望，则自身的行动将使人摆脱无尽的轮回。佛教的中庸解决之道，介于耆那教自我毁灭的遁世思想与世俗中人自我放纵的两极之间。邪命外道的信徒也许过着世俗的放纵生活，他们因纵欲而为世人所知，但这也许并不属实。

三大宗教的创始人是同时代的人，公元前6世纪，他们在恒河中游的憍萨罗、迦尸、毗提诃、摩揭陀与鸯伽王国讲学，这里诞生了最早一批皈依者。我们对于邪命外道导师末伽梨·瞿舍罗（Maskarin Goshala）所知甚少。我们知道耆那教导师大雄（Vardhamana the Mahavira，筏驮摩那·摩诃毗罗）是毗提诃的王侯；佛陀释迦牟尼（觉悟的人）也是王子出身，生于位于尼泊尔山麓的释迦族（Shakya），释迦族当时处于憍萨罗王国的控制之下。这些导师在婆罗门化程度最浅的东方王国迅速取得了成功，阻碍了吠陀宗教的传播。在贸易和征服的配合下，这一新型的印度文明传到了印度次大陆以外的地区。我们从富商须达多（Anathapindaka）的一则故事里可以一窥贸易与钱币的重要性。须达多想要向祇陀太子（Jeta）购买一块地致赠佛陀僧团。祇陀太子不想售地，因此开出了天价：将土地覆满钱币。须达多满足了这个要求。这个故事被刻在巴尔胡特佛塔（Barhut Stupa）上，我们看到仆人从二轮牛车上卸下当时通行的方形钱币，地上撒满了钱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