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还是存在：商业社会的思维对社会得救希望的影响

鉴于目前大公司的巨大权力、普通大众的冷漠无力、几乎所有国家里政治领导人的不称职、核战争的威胁以及生态危机，更别提像气候变化这样的现象——仅此一项就能在全世界造成大规模的饥荒——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真的还有可能得救吗？从商业交易的角度来看，可能性几乎为零，因为如果只有2%的胜算的话，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押上他们的身家财产；同样，如果盈利的可能性很小，人们是不会进行大笔风险投资的。但在事关生死的问题上，“合理的可能性”必须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

生活既不是碰运气的游戏也不是商业交易，因此我们必须以别的领域为例来理解得救的现实可能性——比如以治病良方为例。如果一个病入膏肓的人还有一线生机，一位负责任的医生一定不会说“我们放弃吧”，或者仅仅采取姑息疗法。相反，他会采用一切想象得到的方法来挽救患者的性命。同理，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社会，我们也要付出同样多的努力。

从赌博或商业的角度而非从生命的角度来考虑当今社会得救的可能性，这是典型的商业社会的思维。当下流行的技术统治论观点认为，我们让自己忙于工作和娱乐，让自己不动感情，这没有什么大问题，即使有什么问题，或许技术法西斯主义总归是不错的。这种观点非常不明智，而且是一厢情愿。技术法西斯主义必然会导致灾难。人类如果失去人性就会变得疯狂，长期来看他们将无法维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短期看他们将无法阻止自己使用核武器和生物武器从而导致自己的毁灭。

但也有几个因素能使我们受到鼓舞。首先，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梅萨罗维奇、佩斯特尔和艾利希等人所言非虚。他们曾说：要想西方世界不被彻底毁灭，哪怕纯粹从经济角度来看，也必须形成新的伦理、对大自然的全新态度以及人类的团结与合作。即使不涉及情感和伦理，这种诉诸理性的观点也会改变很多人的想法，将他们动员起来。这一点不容小觑，历史上很多国家一再做出有损自身根本利益甚至违背其求生欲的行为。这些国家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其国民受到领导人的蛊惑，并且说服自己，他们面对的不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样的选择。然而，一旦他们认识到真相，正常的神经心理学反应就会出现——他们知道自己面临生死攸关的威胁，必然会采取相应的防御行为。

另一个给人以希望的迹象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现出对现有社会体系的不满。人们愈发感受到了“世纪之恙”——他们感到抑郁，尽管用尽各种办法去抑制，可还是能感觉到。他们因为孤独而不快乐，即使在人群中也会感到空虚；他们觉得很无力，生活失去意义。很多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感受；有些人即使感受没有那么明晰，但当他人表达出来时，也完全能够感同身受。

截至目前，在世界历史中，空虚的享乐生活曾经仅限于一小部分精英阶层。这部分人能基本保持理智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拥有权力，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们必须思考以及采取行动。今天，空虚的消费生活属于整个中产阶级，他们无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个人责任感。西方世界的大部分人都已了解作为消费者的快乐和它带来的好处，越来越多享受这种好处的人开始发现它的不足。他们逐渐发现，拥有很多财富并不能带来幸福。传统的伦理道德受到了考验，这一点可以从事实经验中得到证实。

只有对于那些没有享受过中产阶级奢靡生活的人，往日的幻想才丝毫未受影响，比如西方社会中下阶层的普通大众。事实上，中产阶级希望“通过消费获得快乐”，这种希望在还没有实现中产阶级梦想的国家最是闪闪发光。

有些人认为不可能战胜贪婪和嫉妒，他们提供的有力论据之一就是贪婪和嫉妒是人性中固有的。这样的观点经不起推敲。贪婪和嫉妒之所以盛行并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强度，而是由于身处狼群之中很难不去做一只狼，公众压力很难抵抗。除非改变社会氛围，否则价值观接受与否以及能否从自私转变到利他都无从谈起。

如此一来，我们再次回到这样的前提——存在倾向是人性中的巨大潜质。只有少数人完全受占有模式支配，同样，完全由存在模式支配的人也只有少数。两种模式都有可能占据主导地位，至于究竟是哪一种则取决于社会结构。在一个以存在为导向的社会里，占有倾向会受到遏制，而存在倾向则得到扶植；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里，整体导向是占有型的，所以情况刚好相反。但新的生存模式一直都在，只不过被压制了。如果扫罗（Saul）在信仰基督教之前身上没有一点保罗（Paul）的影子，他是不可能受洗成为保罗的。⁽⁴⁾

从占有到存在的改变实际上是天平向另一端倾斜，因为在社会变革中，新事物受到鼓励，旧事物被放弃。此外，这并不是新人类与旧人类天差地别的问题，而是方向改变的问题。朝新方向迈进一步，紧跟着就会有第二步，只要方向正确，每一步都是极其重要的。

矛盾的是，另一个鼓舞人心的方面与大部分民众（包括他们的领袖）的异化程度有关。在前面对“营销型性格”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去人们贪婪地占有和囤积财富，现在已转变为仅仅想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把自己当作商品一样进行交换，而自我空空如也。相较而言，异化的营销型性格要比囤积型性格更容易改变，因为囤积型性格的人疯狂地执着于占有财富，尤其是他们的自我。

一百年前，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数都是独立的人，改革的最大障碍来自于对失去财产和丧失经济独立的恐惧和抗拒。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工人阶级是唯一没有独立性的庞大阶级，也是马克思眼中异化程度最严重的阶级。今天，大部分人口都具有依赖性，几乎所有工作者都是被雇佣的（根据美国1970年人口普查报告，年龄超过16岁的总人口中只有7.82%是自主营业，即“独立的人”）。至少在美国，蓝领阶层还保留着传统中产阶级的囤积型性格，因此他们对于变革相对保守，不像今天异化程度更高的中产阶级那样持开放态度。(www.xing528.com)

这一切导致了极为重要的政治后果：虽然社会主义试图解放所有阶级，即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但它对“工人阶级”（即体力劳动者）具有最直接的号召力。然而与一百年前相比，今天的工人阶级愈发只占人口中的少数。为了获得权力，社会民主党派必须赢得更多中产阶级成员的选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社会主义党派就必须放弃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计划，转而进行更多的自由派改革。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把工人阶级作为实现人道主义改革的杠杆，就必然把社会其他阶层的成员置于对立面，使他们觉得自己的财产和特权会被工人阶级夺走。

今天，建立新社会号召的是所有遭受异化、受到雇佣并且财产并未受到威胁的人。换句话说，它关系到人口中的大多数，而不仅仅是少数。它并不威胁拿走任何人的财产。在收入问题上，它将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顶级行政官员的高薪不一定会减少，但如果新的社会体系运行良好，他们必然不愿成为旧时代的象征。

再者，新社会的理想将跨越所有党派界限：很多保守党人并没有失去他们的伦理和宗教理想（埃普勒称他们为“价值保守派”），很多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人士也同样如此。每个政党在拉拢选民时都会宣称自己代表人道主义的真正价值，但在所有政党身后只有两大阵营——关心人类命运的政党和对此漠不关心的政党。如果在关心人类命运的阵营中所有成员都能放下各自党派的陈词滥调，意识到他们怀有共同的目标，那么实现变革的可能性将会大得多，尤其现在大多数公民逐渐对党派忠诚和党派口号失去兴趣。今天的人们期待人类可以拥有智慧和信念，并有勇气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动。

即使存在这些能给人带来希望的因素，要实现必要的人的变革和社会变革，可能性依然很小。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对新社会的展望充满吸引力并带给人活力。在不改变社会体系的情况下提出这种或那种改革方案，从长远看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样的改革不具备来自强大动机的驱动力。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目标比今天领导人提倡的“现实主义”更加实际。新社会和新人类只有满足以下条件才有可能实现：旧的动机（利润、权力和智力）被新的动机（存在、分享和理解）取代；营销型性格被充满创造力（生产性）和爱的性格取代；控制论宗教被新的激进人道主义精神所取代。

事实上，对于那些并不真正信仰有神论宗教的人而言，关键问题在于培养一种人道主义的“宗教热忱”，它与宗教无关，也与教条和宗教机构无关。从佛陀到马克思都是无神论宗教热忱的代表，他们发动的社会运动为人道主义“宗教热忱”铺平了道路。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在自私的物质主义和基督教的上帝信仰之间作选择。社会生活本身——包括诸如工作、休闲和人际关系等方方面面——都将是对“宗教”精神的表达，因此没有必要再去信仰任何单独的宗教。提倡这种新的、无神论的、非机构化的“宗教热忱”并非对现存宗教的打击，但它意味着始于罗马官僚体制的罗马天主教会必须依照福音精神进行改革。这也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去社会主义化”，而是说它们虚假的社会主义应该被真正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所取代。

中世纪晚期文化之所以繁荣兴盛，是因为人们追寻上帝之城的愿景。现代社会繁荣兴盛，是因为人们从尘世的进步之城不断发展的愿景中获得动力。然而，这一愿景在本世纪已沦落为巴别塔的景象。现在这一巨塔正开始崩塌，并将最终把每一个人埋葬于废墟之中。如果上帝之城和尘世之城是正题和反题，那么新产生的合题将是对抗混乱局面的唯一选择。这一合题把中世纪晚期世界的精神内核和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思想与科学发展统一起来。这一合题就是存在之城。

(1)为了避免本书内容过于冗长繁杂，我没有引用包含相似观点的大量文献，很多这类文献的标题可以在本书的“参考文献”部分找到。

(2)1955年我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提出过这条建议。同样的建议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一次研讨会上也提出过（由A. Theobald编辑，具体信息见本书“参考文献”）。

(3)我在《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中已经对早期“母系社会”以及与之有关的文献进行了评述。

(4)保罗原名扫罗，原本信仰犹太教，还曾参与迫害基督徒的行动，后悔改并信仰耶稣，改名保罗。详情可见《圣经·新约·使徒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