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变革条件和新人类特征：占有与存在

假定这一前提是正确的：只有人的性格发生根本变化，即从占有型生存模式占主导转变为存在型生存模式占主导，才能使我们免于心理危机和经济危机。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大规模的性格变化是否可能；如果可能，这种变化又会如何产生？

我认为，只要下述条件存在，人的性格就能发生变化：

第一，我们正在受苦，并且能意识到这一点。

第二，我们认识到了这种不幸的根源。

第三，我们认识到能有办法消除这种不幸。

第四，我们接受这样的现实——为了消除这种不幸，我们必须遵循某些生活准则，并改变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

这四点对应了佛教里的四谛。佛教四谛是佛陀教诲的基本内容，它们讨论的是人类生存的一般状况，而非特定的个人或社会环境所引起的人的不幸。(www.xing528.com)

这种改变的原则带有佛教的方法特征，它同样也是马克思人类救赎理论的基础。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正如马克思本人所说，他认为共产主义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最终是要把人类从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下解放出来，使人不再失去人性，不再成为物质、机器和自身欲望的奴隶。

马克思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向当时的工人阶级——这个异化程度最深、最不幸的阶级——揭示他们的悲惨状况。马克思试图消除工人的种种幻想，这些幻想使他们不能意识到自己的悲惨境遇。马克思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向工人阶级揭示，产生这种痛苦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人的贪婪性格和依赖性。对工人（但不仅仅是工人）受苦受难之原因的分析构成了马克思著作的要旨，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

马克思采取的第三个步骤是证明，假如产生痛苦的条件被消除，痛苦也就随之消失。作为第四步，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系，它能使人摆脱旧制度必然导致的痛苦。

弗洛伊德的治疗方法本质上与之类似。患者来找弗洛伊德看病，因为他们正遭受痛苦，并且自己清楚这一点。但他们往往并不知道自己痛苦的根源。精神分析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患者去除对自己痛苦的种种错觉，并找到他们发病的真正原因。对个人或社会疾病的性质作出诊断实际上就是作出阐释，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阐释。病人对自己病因的描述往往是最不可靠的诊断依据。精神分析过程本质上就是帮助病人认识到自己生病的原因。

病人一旦了解自己的病因，就会到达下一步，即认识到只要消除病因，他们的疾病就能治愈。这在弗洛伊德看来，就意味着摆脱婴幼儿时期某些事件造成的压抑。但传统的精神分析似乎都认为第四点没有必要。许多精神分析学家似乎都认为，只要深刻认识到自己所遭受的压抑，这种认识本身就能起到治疗的效果。在有些病例中情况确实如此，特别是当病人出现限制性症状时，比如歇斯底里或强迫症。但如果病人遭受的是普遍意义上的不幸，那么除非他们依照愿望做出性格改变的同时也相应改变生活方式，否则他们改变自己的性格就是多此一举，因为我认为这样的改变不可能长久。例如，人们可以没完没了地分析人的依赖性，但他们获得的一切认识都无济于事，如果他们依然生活在获得这些认识之前的现实状况之中。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女人的病因在于她对父亲的依赖，即使她本人已深刻认识到这种依赖的深层原因，除非她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同自己的父亲分开，不接受他的恩惠，敢于承担追求独立可能带来的风险和痛苦——否则她的情况不可能发生真正的变化。认识与实践相脱离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