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是否信奉基督教？

根据历史书籍和大多数人的看法，欧洲开始信仰基督教始于康斯坦丁大帝统治下的罗马帝国，而后在公元八世纪，北欧的异教徒在“日耳曼使徒”卜尼法斯（Bonifacius）等人的传道影响下皈依了基督教。但欧洲真的曾经完全信奉基督教吗？

尽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般都是肯定的，但仔细分析一下就可看出，欧洲皈依基督教很大程度上只是个假象。十二至十六世纪的情况充其量只能说是有限地皈依基督教，而在这之前和之后的几个世纪，人们皈依的基本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以及对教会或多或少的屈从，人们的心灵并没有发生变化——即性格结构没有改变。当然，也出现了许多真正的基督教运动，但这些都是例外。欧洲在这四百年中才开始真正信仰基督教。在处理财产、物价和济贫等问题上，教会努力实行基督教的原则。出现了许多持部分异教观点的领袖和教派，他们主要受神秘主义的影响，要求重归基督的原则，其中就包括对财产的谴责。神秘主义在埃克哈特教士那里达到了顶峰，在反专制的人道主义运动中起了关键作用。妇女成为让人瞩目的神秘主义教师和学生，这点绝非偶然。很多基督教思想家都提出要建立世界性宗教或一种简单的、非教条化的基督教，甚至连《圣经》里上帝的概念也都成了问题。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神学和非神学的人文主义者，他们的哲学和乌托邦理想承袭了十三世纪的路线。实际上，在中世纪晚期（“中世纪复兴”）与真正的文艺复兴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线。为了说明文艺复兴高峰和晚期的时代精神，我引证阿尔茨（Frederick B. Artz）的一段总结性的话：

伟大的中世纪思想家们认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最卑微的人也有无限的价值。在经济领域，他们认为劳动是尊严而不是堕落的根源，不应利用人去做无益于其幸福的事，工资和物价必须以公正为准绳。在政治方面，他们认为国家职能应该是道德的，法律及其施行都必须以基督教的公正精神为依据，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互惠的义务基础上。上帝将国家、财产和家庭委托给管理者，这些领导者必须在管理过程中贯彻上帝的神圣意志。总之，中世纪的理想包含这样一个强大信念——即所有民族和国家都是一个共同体。正如歌德所说：“国家之上是人类。”1915年，在被处决的前夜，卡维尔（Edith Cavell）在自己的作品《效法基督》的空白处写道：“爱国主义是不够的”。

事实上，如果欧洲历史沿着十三世纪的精神路线继续发展下去，如果科学知识和个人主义以革命性的方式慢慢发展，那么我们今天的处境也许更为有利。只可惜，理性开始退化为操纵他人的智能，个人主义演变为利己主义。短暂的基督教化时期结束了，欧洲又回归到之前的异教信仰。

不管思想差别有多大，所有基督教派别都有一个共同信仰，那就是耶稣基督是救世主，他出于对人的爱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是爱的英雄、没有权力的英雄，他不使用暴力，不想统治别人，不想占有任何东西。他是存在的英雄、给与的英雄、分享的英雄。这些品质深深打动了罗马的穷苦人以及一些对自己的自私忍无可忍的富人。耶稣呼唤人的心灵，尽管从理性的观点来看，他最多只能被认为是天真幼稚。对这位爱的英雄的信仰使他赢得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其中许多人都改变了生活方式，或自己成为了殉道者。

基督教英雄就是殉道者，因为与犹太教传统一样，基督教的最高目标就是为上帝和同胞献出生命。这些殉道者与非基督教的英雄，如希腊和日耳曼的英雄截然不同。非基督教英雄的目标是征服、战胜、毁灭和掠夺，他们的人生目标是荣誉、权力、名望以及超凡的杀戮技巧。（圣奥古斯丁把罗马帝国的历史比作一群强盗的历史。）对于非基督教的英雄来说，人的价值就在于他获取和保有权力的能力，因此在夺取战斗胜利的时刻，他会含笑而死。荷马的《伊利亚特》是部宏大的诗歌作品，描述的就是这些光荣的征服者和强盗。殉道者的特征是存在、给与和分享，而非基督教英雄的特征是占有、剥削和强制。（还应当注意，非基督教英雄的形成是与父权制战胜母系社会联系在一起的。男人对妇女的统治是最初的征服行为，也是首次运用暴力进行剥削。男人胜利之后，在所有的父权制社会中，这些原则就成为男人性格的基调。）

这两种模式是互不相容的，那么我们的社会发展至今天，其中哪一种模式盛行于欧洲呢？倘若看一看我们自己，看一看绝大多数人的行为和我们的政治领袖，无可否认的是在我们心目中，善和价值的榜样是非基督教的英雄。尽管欧洲和北美洲皈依了基督教，但其历史是征服、傲慢和贪婪的历史。我们的最高价值是：比别人强、成为胜利者、征服他人和剥削他人。这些价值正好与我们的“男性气概”理想相吻合——只有能够战斗和征服的人才算得上是男人，不会使用暴力的人是软弱、“无男子气概的”。

欧洲历史是征服、剥削、暴力和压迫的历史，这一点无需证明。几乎没有一个历史时期不是这样，也没有一个种族和阶级除外。历史还常常包含种族灭绝（如美洲印第安人的遭遇），甚至一些宗教行动（如十字军东征）都是如此。这种行为是不是仅仅在表面上由经济和政治原因驱动？那些奴隶贩子、印度的统治者、屠杀印第安人的刽子手、强迫中国开放口岸进口鸦片的英国人，以及挑起两次世界大战并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的人，他们在内心里都是基督教徒吗？或者说，只有那些首领才是掠夺成性的异教徒，而大多数群众都是基督教徒？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也就倍觉轻松了。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诚然，首领比其追随者更贪婪成性，因为他们能得到的更多，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如果对征服和成为胜利者的期望不是社会性格的一部分，他们的计划就不可能实现。

我们只需回忆一下，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人们是以怎样的狂热投身于一次又一次的战争——数百万人甘愿冒着国家被毁灭的风险，只为了维护“最强国”的形象或者“荣誉”和利益。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想一想人们在观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时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即使奥林匹克运动会宣称为和平事业而举办。实际上，奥运会比赛广受欢迎，这本身就是西方异教信仰的象征性表现。人们为非基督教英雄而庆祝，尊崇胜利者、最强者和独断者，却忽视了在仿效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当代奥运会中，商业与宣传肮脏地结合在了一起。在基督教文化中，人们更感兴趣的是耶稣受难剧，而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然而，最著名的耶稣受难剧在德国的上阿默高（Oberammergau）上演，这个地方现在却因此成了旅游胜地。

如果这一切都是事实，那么欧洲人和美国人为何不公开宣布放弃基督教，称其不合时宜呢？原因有多种。比如，为了防止人们因缺乏纪律而威胁社会凝聚力，宗教作为意识形态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些坚信耶稣是伟大的仁爱者、是一个自我牺牲的上帝的人，能把这种信仰通过异化的方式变为一种体验，让耶稣代替他们去爱。于是耶稣就成了一个偶像，对他的信仰代替了人们自己爱的行动。人们有一种无意识的心理，简单说来就是“基督代替我们去爱了，我们可以继续按照古希腊英雄的样子去做，但仍然能够得到救赎，因为已经异化了的基督‘信仰’可以代替对基督的效仿”。不言而喻，基督教还是一个廉价的幌子，掩盖着人们的贪欲。无论如何，我始终相信，人类天生就有爱的需求。如果我们的行为像狼一样，我们必然会有罪恶感。丝毫没有爱会让人无意识中产生罪恶感，这种罪恶感会带来痛苦。我们宣称自己信仰爱，能让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变得麻木，从而感受不到这种痛苦。

中世纪以后的宗教和哲学发展非常复杂，本书无法详加论述。这种发展的特点可概括为两种原则之间的斗争——一种是体现在各种神学或哲学形式中的基督教精神传统；另一种则是偶像崇拜和非人道的异教传统，它形式多样，随着所谓的“工业主义和控制论时代的宗教”发展而来。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沿袭中世纪晚期的传统，是中世纪结束之后“宗教”精神的第一次繁荣。人的尊严、人类的统一、普遍的政治和宗教统一等思想都在其中得到了充分表达。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人文主义的又一次高峰。贝克尔（Carl Becker，1932）指出，启蒙时期的哲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十三世纪神学家的“宗教态度”一脉相承，他说：“如果我们仔细看一看这些哲学家们的思想基础，我们处处都能发现他们受惠于中世纪的思想遗产，尽管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启蒙哲学催生的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政治革命。正如托克维尔（Tocqueville）所说，法国大革命是一场“在方式和一定意义上类似于宗教革命的政治革命。如同伊斯兰教和新教的革命，它冲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并通过传教和宣传不断扩散”。

至于十九、二十世纪的激进人道主义，我后面在说明人道主义如何反抗工业时代的异教时还会谈到。但作为后面讨论的基础，我们必须先来看看这种新的异教，它与人文主义同时发展起来，在今天这个历史关头威胁着要将我们毁灭。

路德将母爱的成分革出教门，从而为后来“工业时代的宗教”的发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这虽然显得有点儿离题，但我还是要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说明，因为这非常有利于我们理解这种新的宗教以及新的社会性格的发展。

社会组织原则有两种——以男子为中心建立（父权制），或是以女子为中心建立（母权制）。以女子为中心的原则其核心是慈爱的母亲，关于这一点，巴霍芬（J. J. Bachofen）和摩尔根（L. H. Morgan）首次做出了说明。母爱原则就是无条件的爱。母亲之所以爱她的孩子，不是因为孩子给她带来了快乐，而是因为这是她（或另一位妇女）的孩子。因此，孩子不会因为行为良好而赢得母爱，也不会因为恶行而失去母爱。母爱是恩惠和怜悯。[在希伯来语中，“怜悯”（rachamim）一词的词根是“子宫”（rechem）。]

与之相反，父爱是有条件的。能否赢得父爱要看孩子的成就和表现。父亲偏爱与其最相似的孩子，并希望由这个孩子继承遗产。一个人可能失去父爱，但通过悔过和再次屈服又可重获父爱。父爱就是公正严明。

女性、母亲的原则与男性、父亲的原则不仅仅分别对应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的女性气概和男性气概，还尤其对应了每一个男人和女人对恩惠和公正二者的需求。人类最深层的渴望似乎是两极的合一（慈母和严父、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恩惠和公正、感情和思维、本性和理智），在这种融合的状态下，两极都不再具有对抗性，并且相辅相成。虽然在父权制社会中这种融合无法完全达到，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罗马天主教会里。一方面，圣母马利亚和教会像慈爱的母亲，代表慈母般的、无条件的、包容一切的爱；另一方面则是严格的、父权制的等级制度，教皇作为其首脑执掌一切，这些都是代表父亲的元素。

与宗教体系中代表母亲的元素相对应的，是在生产过程中与自然界的关系。例如，农夫的耕作和工匠的劳作都不是对自然界敌对性的掠夺和侵略。他们与自然界合作，而不是践踏自然，他们遵从自然界的内在规律去改造自然。

路德在北欧建立了纯粹由男性主宰的基督教，其社会基础是城市中产阶级和世俗统治者。这一新社会性格本质上是对父权制权威的屈从。为了获得爱和承认，唯一的办法就是劳作。由这样的基督教装点门面，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新的宗教——工业时代的宗教，其根源在于现代社会的性格结构，尽管人们不把它视为一种宗教。工业时代的宗教与真正的基督教完全不相容，它让人沦落为经济和人们一手打造的机械的奴仆。

工业时代的宗教建立在新的社会性格基础上。这种社会性格的核心包括：对强大的男性权威的恐惧和屈服；培养人们因不服从而产生的罪恶心理；以及让自私自利和互相敌对占上风去消解人与人之间团结的纽带。尽管工业时代的宗教在其总的原则框架内促进了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的发展，但在这种宗教中，“神圣”的是劳动、财产、利润和权力。基督教被转化为一种纯粹父权制的宗教，因而仍然可以用基督教的话语体系来表述工业时代的宗教。

要理解当代人类社会的性格和隐秘宗教，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是从资本主义早期到二十世纪后半叶，社会性格发生了巨大变化。服从权威的强迫性囤积型性格形成于十六世纪，直至十九世纪末期都至少是中产阶级的主导性格结构，后逐渐与营销型性格（Marketing Character）融合或被其取代。（我在《自我的追寻》一书中对不同性格取向的融合做过描述。）

我把这种现象称为“营销型性格”，因为其基础是人们把自己当成商品，把自身的价值当作“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人类成了“个性市场”上的商品。个性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估价原则是一样的，只不过在前者待价而沽的是个性，在后者是商品。在这两种情况下，价值就是交换价值，而“使用价值”只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www.xing528.com)

虽然作为成功的先决条件，技术和人的素质与个性之间的比例关系会有变化，但起决定作用的总是个性因素。一个人能否成功，主要还是看他在市场上“好卖”还是“不好卖”，看他是否能推销自己的个性，看他的“包装”是否有吸引力，是否“开朗”、“健康”、“有冲劲”、“可靠”、“有雄心”，以及家庭背景如何，是哪家俱乐部的成员，是否认识“对路”的人物，等等。从某种程度上说，哪种个性类型更受欢迎，要看他所处的职业领域。不论是股票经纪人、推销员、秘书、铁路职员、大学教授还是饭店经理，不同的职业要求他们拥有不同的个性，但无论差别有多大，他们都必须满足一个条件——满足市场需求。

一个人对待自己的态度也受到这种状况的影响，因为仅仅有本事去完成某项工作是不够的，为了获得成功，他必须在与他人的竞争中“成功推销自己的个性”。如果为了谋生，只是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就够了，那么与他的自尊成正比的是他的能力，即他的使用价值。但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个性是否“畅销”，于是他把自己当作一种商品，说得更确切些：既视自己为销售商，又视自己为待售的商品。一个人关心的不是自身的生活和幸福，而是自己的销路。

营销型性格的目标是百分之百的适应性，以便在个性市场的各种条件下都能成为抢手货。这种性格的人不似十九世纪的人那般拥有自我，他没有自己的支点和稳定的属性，因为他不断地改变自我，依循的原则就是：“你想要我怎样，我便怎样。”

具有营销型性格结构的人没有目标，只有不断地运动，并尽可能高效地把事情办成。如果问他们为什么要如此迅速，为什么要把事情办得这么高效，他们无法给出真正的回答，只能给出一些合理的解释，如“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或“为了公司的发展”。他们对哲学和宗教问题既不感兴趣甚至也不好奇：比如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人为什么要往这个方向而不是那个方向走。他们有巨大且不断变化着的自我，但他们没有真正的自己，没有一个核心，没有身份认同。现代社会的“身份危机”说到底是因为其成员都变成了没有真正自我的工具，他们建立自己的身份依靠的是加入大公司或其他庞大的官僚机构，就像原始社会成员的身份来自于所属的氏族。

有营销型性格的人既不会爱，也不会恨。这些“过时的”情感与仅在头脑层面运转、避免一切善恶情感的性格结构格格不入，因为它们阻碍了这些人实现其主要目标——销售和交换，或者更确切地说，阻碍了这些身处“庞大机器（megamachine）”中的人按照机器的逻辑运行。这些人除了关心自己在这个机器中的运行状况，不会问任何问题，若能在体制内得到升迁，就表明运行良好。

具有营销型性格的人无论与自己还是他人都没有多深的情感联结，于是他总是一副不在乎的样子，这并不是因为他自私自利，而是因为他与别人以及自己的关系都很淡薄。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尽管他们知道核技术和生态平衡的破坏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却仍然无动于衷。他们对自身所面临的危险似乎毫无畏惧，也许称得上是勇敢和无私，但他们对自己的子孙后代无所谓的态度又排除了这样的解释。他们在所有这些层面上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源于他们情感纽带的消失，哪怕是跟他们“最亲近的人”也是如此。事实上，具有营销型性格的人跟谁都不亲近，包括他自己。

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是，今天人们虽然乐意购买和消费，但对自己购得的物品却没什么感情。对这一问题的有力解答可以从营销型性格现象中寻找。由于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不具有建立感情联结的能力，所以他对物品也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在意的是物品给他带来的气派和舒适，而物品本身无关紧要。物品完全是消耗品，朋友与情人亦然，因为并不存在与这些人和物的深厚纽带。

营销型人格的目标——在既定条件下“正常运转”——使得他们对世界的回应方式大体是头脑层面的。“理解”意义上的理性是智人独有的素质；作为达到实际目标的工具，操作性智能（manipulative intelligence）则为动物和人共有。这种操作性智能如果不通过理性加以控制，将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它可能会使人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事实上，不受控制的操作性智能越高，危险也就越大。

像达尔文（Charles Darwin）这样的伟大科学家就曾指出，纯粹科学的、异化的智能可能给人们造成悲剧性的后果。他在自传中写道，三十岁以前，他对音乐、诗歌和绘画艺术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但后来很多年他对这些东西兴趣全无。他说：“我的头脑好像变成了机器，用来把大量的事实碾碎，从而提取出一些普遍性规律。[……]丧失了这些爱好就等于失去了幸福，并有可能对智力造成伤害，更有可能对道德品质造成损害，因为它削弱了我们本性中的情感方面。”（转引自E. F. Schumacher）

达尔文所描述的变化过程自他的时代起发展得越来越快，理智与心灵几乎完全分离了。有趣的是，在最具挑战性和革命性的科学领域（如理论物理），顶尖的研究者并没有经历理性的退化，并且深切关注哲学和宗教问题。这样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玻尔、西拉德、海森堡和薛定谔，等等。

头脑层面的操作性思维占据主导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人们情感生活的衰退。因为不被社会需要，得不到培植，甚至会阻碍社会的最佳运转，感情生活遭到扼杀，或者仅仅停留在幼儿的发展水平。因此，营销型性格的人在感情问题上格外幼稚。他们常常被“感情充沛的人”所吸引，但由于自身的幼稚，他们无法判断这些人究竟是真诚的还是伪装的。这或许就解释了为何在精神和宗教领域那么多骗子能够成功。这或许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表现出强烈情感的政治家能够吸引营销型性格的人；以及为什么这种性格的人无法辨别哪些人具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哪些人是公共关系运作的产物，他们貌似强烈的宗教情感只是假象。

“营销型性格”一词并不是描述这类人的唯一词汇，也可以用马克思的概念将之称为“异化的性格”，因为这种类型的人与他们的工作、他们自身、其他人以及自然界的关系都是疏离异化的。用精神病学的术语来说，营销型性格的人是精神分裂人格。但这个词可能会有些误导，因为一个精神分裂的人若是与其他患者共同生活在一起，并且卓有成效地工作，甚至获得成功，他就会完全摆脱在“正常的”环境里因为自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而产生的不安感。

在对本书的手稿进行最终修订时，我有幸读到了迈克尔·麦科比即将出版的著作《运筹学家：新的企业领袖》的手稿。在这本书里，他对美国经营状况最佳的大公司中的两家进行了调查，深入研究了二百五十名执行官、经理人和工程师的性格结构。书中的许多发现都印证了我所描述的控制论型人格特征，尤其是头脑占主导地位、情感发育不足的现象。考虑到麦科比所描述的这些执行官和经理人都是或将是美国社会的领导人物，他的发现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麦科比对作为研究对象的这群人中的每一位都进行了三至二十次面谈，他所列出的数据勾勒出这一性格类别的清晰图像⁽³⁾：

其中有两个突出特点：（1）对理解事物（理性）缺乏浓厚的兴趣；（2）对大多数人而言，工作激励不是自发的，或者工作本质上只是获取经济保障的途径。

此外，麦科比还给出了一个所谓“爱的标度”，与上表形成鲜明对比：

在被调研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描述为爱得深沉，尽管5%的人“内心温暖，关爱他人”。其余所有人都被归结为对他人的兴趣一般，或是遵循习俗地关心他人，或是内心没有爱，或是完全排斥生活——这确实是一幅鲜明的图像，其中情感发育不全与头脑占主导地位形成巨大反差。

营销型性格所信奉的“控制论宗教”与这种性格的整体结构相符合。隐藏在不可知论和基督教伪装之后的是彻底的非基督教信仰，尽管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难去描述这种非基督教信仰，因为它只能根据人们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推断出来，而不是以人们对宗教有意识的思索或教会的教条为依据。一眼就能看出来的明显特征是人类把自己变成了上帝，因为人类在技术上已经具有对世界进行“再创造”的能力，进而取代了传统宗教中上帝一开始创造的世界。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表述：我们把机器奉为神明，并通过操纵机器把自己与上帝等同起来。选择何种表述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完全无能为力的现实状态中想象自己凭借科技而变得无所不能。

控制论宗教在这方面理应对应更有希望的发展时期。但当我们日益陷入一种孤立的状态之中，缺乏对世界的情感反应，同时日益感到灾难性的结局无法避免，这种新宗教的危害也就愈发严重。我们不再是技术的主人，反而成了技术的奴隶。技术曾经是创造力的关键因素，现在却显露出另一副嘴脸，成为了印度教卡利女神（Kali）一般的毁灭之神，人们为了她甘愿牺牲自己和后代。虽然人们在意识里对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仍抱有希望，但控制论崇拜使人类忽视了一个事实——他们已经成为毁灭女神的膜拜者。

许多事实都可以证明这一论点，但有两点最为重要：（1）那些大国（甚至是一些较小的国家）仍然不断制造毁灭力越来越强的核武器，并且无法就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达成一致——销毁所有核武器以及为制造核武器提供材料的核电站；（2）为了解除生态危机，人们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简而言之，人们没有做任何实质性的工作以确保人类能够存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