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孽与宽恕：存在与改过

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学思想中，经典的罪孽概念本质上等同于对上帝意志的不顺从。在普遍接受的罪孽的源头，即亚当的不服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与基督教传统不同，犹太教传统并没有把亚当的不顺从行为理解成遗传给所有后代的“原罪”，而仅把它看作“第一罪”，也就是说不是所有亚当的后代都会带有这种罪孽。

但二者都共同认为，不服从上帝的命令就是罪孽，无论这些命令是什么。如果考虑到《圣经》故事里上帝的形象是非常严厉的权威，效仿的是东方世界王中之王的角色，那么这就不值得惊奇了。如果我们想到，从之前的封建制到现在的资本主义，教会几乎从一开始就在调试自己以适应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为了正常运转，要求每个人严格遵守其法规，无论这些法规是不是符合人们的真正利益。这些法规在多大程度上是压制性的或自由主义的，以及执法手段如何，都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人们必须学会畏惧权威，而且不仅仅是惧怕那些荷枪实弹的执法官员。这样的畏惧还不足以保障国家正常运转，公民必须把这种畏惧内化，并把服从转化为道德和宗教的范畴——罪孽。

人们尊重这些法规不仅仅是因为惧怕，还因为不服从它们就会产生罪恶感。宽恕可以消除人们的罪恶感，但这种宽恕只有权威才能做出。这种宽恕的前提是：罪人忏悔、接受惩罚，并通过接受惩罚重新表示屈服。罪孽（不顺从） 罪恶感重新屈服（惩罚）赦罪，这一系列行为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每一个不顺从的行为都会导致更大程度的服从。只有少数人不会被吓倒。普罗米修斯就是这样一个英雄。尽管受到宙斯最为残酷的惩罚，但普罗米修斯既不屈服也没有罪恶感。他知道，从众神那里偷取火种并将它传给人类是出于同情，所以他虽然不顺从，却没有罪。就像其他内心充满爱的英雄们（殉道者）一样，他打破了将不顺从与罪孽相等同的精神禁锢。

可是，社会并非由英雄们构成。只要饭桌是为少数人准备，大多数人就必须为这少数人的目的服务，并且满足于残羹冷炙，因此“不顺从就是罪孽”这种情感必然会被扶植。国家和教会在这方面通力合作，因为它们都必须保护自己泾渭分明的等级制度。国家需要宗教向人们灌输意识形态，把不顺从等同于罪孽；而教会则需要国家为其培养信徒，把服从当作美德。两者都利用家庭这一制度来训练小孩，孩子们从最初表现出个人意志开始就被要求服从，这种训练通常最晚始于如厕训练。只有击碎孩子的自我意志，才能为他今后成为合格的公民做好准备。

在传统的神学或世俗意义上，罪孽概念处于专制结构之内，而这一结构从属于占有型生存模式。人的中心不存在于自身，而存在于我们所屈服的权威。我们并不是通过生产性活动来获得幸福，而是通过被动服从和由此得来的权威的赞许。我们有一个领袖（世俗或宗教的，国王/女王或上帝），我们对他/她有信仰，我们有安全感——只要我们没有自己的面目。实际上，这种屈从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它既可以温和也可能严苛，心理和社会结构也不一定完全是专制的，有可能只是部分专制，但我们不能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只要我们把专制的社会结构内化，我们就处于占有型生存模式之中。

正如奥尔教授（Alfons Auer）简洁明了地强调的，托马斯·阿奎那关于权威、不顺从和罪孽的观点是人道主义的——罪孽不是对非理性权威的不顺从，而是对人的幸福的违背。⁽³⁾阿奎那是这样说的：“上帝只会因为我们的行为违背我们自己的幸福而受到亵渎。”（托马斯·阿奎那《反异教大全》，3，122）要理解他的这一立场，我们必须了解在阿奎那看来，决定人的善的既不是纯粹的主观愿望，也不是天生的本能欲望（斯多葛派称之为“自然的”），抑或是上帝的专断。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对人性的理性认识，以及认识到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有助于人的最优发展和幸福的规范。（值得注意的是，阿奎那十分顺从教会，支持既有的社会秩序，反对革命教派，因此他绝不是非专制伦理的真正代表。他使用“不顺从”一词来表示这两种不顺从，有助于掩盖其立场的内在矛盾。）

不顺从意义上的罪孽是专制结构，即占有型结构的一部分，而在根植于存在型生存模式的非专制结构中，罪孽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这种含义隐藏在关于人类堕落（即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圣经》故事中，需要我们对这个故事做不同的解读。上帝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中，并警告他不要吃生命之树和知善恶树上的果实。上帝看到“那人独居不好”（《创世记》，2：18），于是便造了一个女人。男人和女人应该结为一体。当时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创世记》，2：24）。对此，人们通常是从传统的性道德角度出发来加以阐释，认为男人和女人的生殖器如果裸露着，他们自然会感到羞耻。但这似乎不是这个文本的全部意义。在更深的层面上，这句话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虽然男人和女人一丝不挂地站在一起，但他们并没有也不会觉得羞耻，因为他们都不觉得对方是陌生人、是单独的个体；相反，他们觉得他们是“一体”的。(www.xing528.com)

这种前人类的状况在人类堕落之后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时他们成了完全意义上的人，拥有了理智，能区分善恶，能意识到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能觉察到最初的一体已经破灭，人们彼此成了陌生人。他们彼此之间距离很近，但在感觉上是隔离和疏远的。他们感受到了最深的耻辱——“赤裸着”站在别人面前；同时意识到彼此间的疏离，感受到将彼此隔开的无法言说的鸿沟。他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创世记》，3：7），借此避免人与人之间毫无保留地接触，避免相互看到赤裸裸的对方。但是，羞耻和罪恶感不会因为他们将其掩盖起来就不复存在。他们不是满怀着爱去接近对方。或许他们在肉体上渴望对方，但肉体的结合无法治愈人的疏离。从他们对对方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他们彼此并不相爱——夏娃并没有保护亚当；亚当为了逃避惩罚而把责任推给夏娃，而不是为她说话。

他们犯下了什么过错呢？错就错在他们彼此都变成了疏离、孤立和自私的人，无法通过爱来结为一体，并克服彼此之间的隔阂。这种罪孽的根源在于人的生存本身。人被剥夺了与自然界原初的和谐关系，而这种和谐关系可以在动物身上看到，因为它们的生活是由其内在本能决定的。同时，人被赋予了理性和自觉。因此，我们无法回避与所有其他人完全分离的状态。在天主教神学中，这种彼此间完全疏离、异化、没有爱来加以弥合的生存状态，就被称作“地狱”。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我们必须寻找某种方式来克服这种绝对孤立对人的折磨——或屈服，或统治，或让我们的理智和意识沉默。但所有这些努力只能获得短暂的成功，并阻碍了真正问题的解决。有且只有一种方法能将我们从地狱中解救出来，那就是挣脱自我中心的牢笼，走出去，与世界合为一体。如果以自我为中心的疏离罪大恶极，那么这一罪孽可以通过爱的行动得到救赎（atone）。英文中“赎罪”（atonement）一词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因为从词源上说，这个词来自英语at-onement（合为一体），在中古英语中是“联合”的意思。因为疏离之罪并不是不顺从的行为，因此不需要被宽恕。但是，它必须被治愈；治愈的唯一要素不是惩罚，而是爱。

冯克告诉我，有些神父继承了耶稣的观点，认为罪孽是非专制化的，真正的罪孽是分裂。他还举了以下一些来自亨利·德·吕巴克（Henri de Lubac）书中的例子。公元200年左右的神学家奥利真聂（Origines）说：“凡有罪孽的地方就有差别。而美德遍布之地，那里只有唯一与统一。”宣信者马克西姆斯（Maximus Confessor）说人类“本该是个和谐、没有冲突的整体”，但由于亚当的罪孽，“变成了闹得尘土飞扬的一群个体”。认为亚当的原始整体性受到破坏，类似观点也见于圣奥古斯丁（奥尔教授曾指出这一点）和托马斯·阿奎那的著述中。德·吕巴克对此总结道：“要想复原，救赎的行为必须是重新获得失去的统一性，恢复人与上帝超自然的融合，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参见《像上帝一样生存》中“罪孽与悔改的概念”这一部分，它是对整个罪孽问题的考察。）

总之，在占有型生存模式因而是专制结构中，罪孽就是不服从，解除的方法是忏悔——惩罚——再度屈服。而在存在型模式，即非专制结构里，罪孽是未能解决的疏离，解决的办法是全面发展人的理性和爱，使人们合为一体。

关于人类堕落的《圣经》故事有两种解读，因为故事本身既含有专制的成分，也含有解放的成分。但就解读本身而言，一种把罪孽解读为不服从，另一种将其解读为疏远和异化，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旧约》中建造巴别塔的故事似乎包含着同一思想。人类达到了一种和谐统一的境界，其象征是人们说着同一种语言。由于他们追求权力的野心以及想要占有这样一座巨塔，人类破坏了自己的统一，变得七零八落。在这种意义上，巴别塔的故事是关于人类的第二次“堕落”的，是人类历史上的罪孽。上帝害怕人的统一和因此获得的力量，故事因而变得更加复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说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创世记》，11：6－7）当然，这一难点在人类堕落的故事中就已经存在：在那个故事中，上帝惧怕人类吃了智慧树和生命树的果实而获得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