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可能与勇往直前：安全感与身份认同

止步不前、留在原地甚至倒退，简言之也就是依赖已经拥有的东西，这是一种很大的诱惑，因为我们了解自己拥有的东西、可以把握它，从而获得安全感。我们害怕因而避免迈向未知和不确定。虽然迈出一步之后发现这一步实际上并不危险，但在迈出这一步以前，新的可能性似乎危机四伏，因而令人恐惧。只有旧的、尝试过的东西才是安全的，至少看上去是这样。每迈出新的一步都有失败的危险，这就是人如此害怕自由的原因之一。⁽¹⁾

诚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那些旧的和已经习惯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当我们还是婴孩的时候，我们仅仅占有自己的身体和母亲的乳房（我们尚无法将二者区分开来）。紧接着，我们开始在世界上寻找自己的方向，并逐渐在其中为自己找到一个位置。我们开始希望占有一些东西：我们拥有母亲、父亲、兄弟姐妹、玩具。后来我们获取知识、工作、社会地位、伴侣和孩子。再接着，通过购置一块墓地、购买人寿保险以及立下“最后的意愿”——遗嘱，我们似乎拥有了来生。

尽管占有能带给人安全感，人们仍然钦佩那些着眼于新的可能、开辟新道路并勇往直前的人。在神话中，英雄就是这种生存方式的象征。英雄们勇于离开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故土、家庭和财产，他们走出去时并不是无所畏惧，但没有屈服于这种恐惧。在佛教传统中，佛陀就是这样的英雄，他放弃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印度教神学带来的确定感，如地位和家庭，迈上了一条了无牵挂的人生之路。在犹太教传统中，亚伯拉罕和摩西也是这样的英雄。基督教的英雄是耶稣，他一无所有，在世俗的眼光里他什么都不是，但他的行为源自对所有的人毫无保留的爱。希腊人的英雄是世俗的英雄，他们的目标是胜利、满足自豪感以及征服；但就像宗教英雄一样，赫拉克勒斯和奥德修斯也大步向前，不怕等待他们的艰难险阻。童话中的英雄满足一样的标准，他们离开家乡、勇往直前，敢于面对未知的世界。

我们钦佩这些英雄，因为我们深深地感到，他们所走的道路也是我们自己希望踏上的——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但是我们害怕，觉得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只有英雄才能做到。于是英雄成了偶像。我们把前进的能力转移到英雄身上，自己则原地不动，“因为我们不是英雄”。

以上讨论似乎在说，尽管当英雄令人向往，却是愚蠢的，违背人们的自身利益。事实绝非如此。那些小心谨慎、占有型的人看似高枕无忧，却必定是不牢靠的。他们依赖自己拥有的东西，如金钱、声望及其自我，也就是身外之物。但如果他们失去了所拥有的东西会怎么样呢？事实上，人有可能失去所拥有的任何东西，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财产，随之而去的通常还有社会地位和朋友，并且或迟或早，人必然会在某个时刻失去他的生命。(www.xing528.com)

如果我是我所占有的东西，一旦我失去了所占有的东西，那我又是谁呢？我只能是个失败的、泄气的、可怜的人，这证明了我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因为我有可能失去我所占有的东西，所以我必然天天担心我将失去这些东西。我害怕窃贼，害怕经济形势变化，害怕革命，害怕疾病和死亡，我甚至害怕爱、自由、成长、变化和一切未知。于是我惶惶不可终日，长期遭受臆想症折磨，不仅怀疑自己有病，而且怀疑可能会遭到各种损失，因此我变得保守谨慎、冷酷无情、猜忌多疑、孤独寂寞，不停驱使自己占有更多东西，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易卜生在他的诗剧《培尔·金特》（Peer Gynt）中成功刻画了这样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培尔的心中只有自己，他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相信他就是他自己，因为他是“欲望的集合体”。到了生命的尽头，他才发现，因为他的人生是以财产来建构的，在成为自己这一点上他失败了：他是一个没有核的洋葱头，一个不完整的人，从来就不是他自己。

在存在型模式中，由害怕失去自己所占有的东西而产生的焦虑和不安是不存在的。如果我就是我，而不是我所占有的东西，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剥夺或威胁到我的安全感和身份认同。我的中心就在我自身，我的存在能力以及表达我本质力量的能力是我性格结构的一部分，取决于我自己。这里说的是生活的正常情形，而不是强大的外部限制状态，比如让人无能为力的疾病、折磨和其他的特殊情况。

占有型模式建立在所占有的东西之上，而东西会越用越少；但存在型模式则会随着实践不断成长壮大。（《圣经》中永不毁灭的“燃烧着的荆棘”就是这一矛盾的象征。）理性和爱的力量，艺术和智力创造，所有这些本质力量通过表达而不断成长。用掉的东西不会消失，失掉的反而是尽力保留的东西。在存在型模式中，对安全的唯一威胁在于我自身：在于对生活和创造力缺乏信心、在于退化的倾向、在于内心的懒惰、在于任由他人摆布我的生活。但这些危险并不是存在型模式固有的；相反，失去一切的危险则是占有型模式固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