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通过与“占有”的对比,我已经阐明了“存在”的含义。但“存在”的第二个同样重要的意义可以通过与“表象”的对比揭示出来。若我表面上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却是为了掩盖对别人的剥削;若我表面上显得勇气可嘉,内心却非常空虚,甚至想自寻短见;若我表面上热爱自己的祖国,实际上在不断谋取私利,那么这些外在行为的表象与我的真正动机南辕北辙。我的行为不等同于我的品性。我的性格结构,即我行为的真正动机,才构成我的真实存在。我的行为也许能部分反映我的存在,但它通常是我的面具,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佩戴它。行为主义研究这副面具,把这看作是一种可靠的科学依据;而正确的洞见着眼于内在现实,它往往既不能被意识到也不能被直接观察到。这种被埃克哈特称为“去掉面具”的存在概念乃是斯宾诺莎和马克思的思想核心,也是弗洛伊德的根本发现。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主要成就是揭示了人的行为与性格以及面具与其隐藏的现实之间的差异。他提出的方法包括自由联想、释梦、移情和抗拒,目的就在于发掘人们童年时期被压抑了的本能欲望(本质上是性欲)。尽管精神分析理论和治疗的进一步发展强调了早期人际关系中而非本能生活中的创伤事件,二者的原则仍是相同的:被压抑的是早年以及后来(我认为这更重要)受挫的欲望和恐惧,而消除症状、解除更广泛不适的途径在于揭示这些被压抑的东西。换言之,被压抑的乃是一些非理性的、婴幼儿时期的以及个人化的经验。
另一方面,人们通常认为一个正常、能适应社会的公民,其基于常识的观点是理性的,无需进行深入分析。但这完全不符合事实。我们有意识的动机、思想和信念不过是虚假信息、偏见、非理性的激情、自我合理化以及成见的混合物,只有很小一部分真理掺杂其间,给人以假象,让人误以为整个混合物是真实可靠的。这种思维过程试图按照逻辑和看似可信的规则来组织这一整堆垃圾般的错觉。人们以为,意识的这一层面反映实在,并且这就是我们用以组织生活的蓝图。这张虚假的蓝图没有被压抑,被压抑的乃是对现实的认识和对真实的认识。假如我们要问:什么是无意识?答案必然是这样的:除了非理性的激情,几乎一切对现实的认识都是无意识的。无意识基本上是由社会决定的,社会催生各种非理性的情感,并为其成员提供各种不同的虚构假象,从而迫使真实成为人们自以为的理性的囚徒。
说事实受到压制当然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我们了解事实,却压制了这种认识;换言之,“无意识的认识”是存在的。依据我对自己和他人所做的精神分析的经验,上述说法确实是正确的。我们认知现实,并且不得不认知现实。正如当我们面对现实时,我们的感官会被调动起来去看、去听、去嗅、去触摸一样,我们的理智会被用来识别现实,即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认清事实。我指的当然不是需要科学的工具或方法才能把握的那部分现实,我指的是通过全神贯注地“观看”可以识别的东西,尤其是我们自身和他人的现实。当我们遇见了一个危险人物,或者当我们遇见了一位可以完全信赖的人,我们自己会知道;当我们被骗、被剥削或被愚弄了,或者我们自欺欺人了,我们也是知道的。我们几乎了解关于人的行为所必须了解的一切,正如我们的祖先对星星的运行了如指掌一样。但是,尽管他们意识得到自己的知识并加以运用,他们却立刻压抑了自己的知识,因为这种知识一旦进入意识层面,就会把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并且如我们说服自己的那样,生活就太“危险”了。(www.xing528.com)
我们很容易找到这一论断的证据,它存在于许多梦境中。在梦中我们表现出对他人和自身本质的深刻认识,而在白天我们完全不可能获得这种认识。(我的《被遗忘的语言》一书已经举例说明了这种“洞见之梦”。)证据也存在于我们的日常反应中。我们会突然对某人有了全新的认识,紧接着又感到似乎我们以前一直是这样认识的。当令人痛苦的真相即将浮现并给人造成威胁时,在抗拒现象中会找到证据,如在口误、表述不当、精神恍惚或是像在戏剧旁白中一个人说了些什么话,这些话同他一贯公开宣称的想法完全相反,而过一会儿他似乎又忘记了这个旁白。事实上,我们花费很多精力来向我们自己隐瞒已有的认识,这种对认识的压抑程度极高。犹太法典中的一则传说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这种压制事实的观点:当一个孩子出生时,天使便触摸一下他的额头,让这个孩子自出生那刻起,就忘掉对事实的认识。假如这个孩子忘不掉的话,生活对他来说将是无法忍受的。
回到我们的主要论点:“存在”指的是真实,它与虚假、虚幻的图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试图扩大存在领域的努力都意味着增强对自我、对他人、对周围世界之现实的洞察力。透过表象洞察现实乃是通向存在的道路——这是佛教的中心思想,它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没有它,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主要伦理目标——消除贪婪和仇恨,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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