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主动行为的重要性与含义

上面所说的那种存在指的是积极主动的能力，它与消极被动不相容。然而，我们极大地误解了“主动的”（active）和“被动的”（passive）这两个词的意义，因为这两个词在今天的含义与古典时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以后的一段时期里的含义完全不同。为了理解存在概念的意义，我们必须先把主动（activity）和被动（passivity）这两个概念搞清楚。

在现代用法中，主动（activity）这个词通常是指运用一定的精力去取得明显效果的行为。比如说，耕地的农夫、流水线上的工人、劝说顾客买东西的销售员、替自己或他人投资的投资人、治病的医生、卖邮票的邮局职员以及整理文件的公务员，这些人都被称作是“主动”的。虽然这些行为中的一些比另一些需要更多的兴趣和专注，但不影响它们被称为“活动/主动”。总而言之，主动指的是获得社会承认的、有目的行为，这种行为产生有利于社会的变化。

现代意义上的“主动”仅仅是指行为，而不是指行为背后的人。对于一个活动着的人，不管他是像奴隶那样受到外力的逼迫，还是出于焦虑而自我驱动，这一词语没有加以区分。有的人对自己的工作兴致勃勃，比如木匠、有创意的作家、科学家或是园丁。还有些人在心理上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没有内在关联，也不会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比如流水线上的工人和邮局职员，但它们一概都是“活动/主动”。

现代意义上的主动（活动）没有区分什么是“积极主动”，什么仅仅是“忙碌”（busyness），而这两者之间有着根本区别，对应的是“异化”和“非异化”这两种活动形态。在异化的活动中，我并没有体验到自己是行动的主体，我体验到的是我活动的结果，某种外在于我、与我相脱离、超乎我之上或与我相对立的东西。在异化的活动中，行动的不是我，而是内在或外在力量通过我来行动。我与我活动的结果相分离。在心理病理学领域，最常观察到的异化的活动就是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具有这种症状的病人总是由于内在驱力去做违反自己意志的事，比如说数台阶、重复一些语句或者按照某种个人仪式行事。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这些人会极为“主动”，但是大量心理分析调查结果显示，他们受到一种内在力量驱使，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关于异化的活动还有一个同样明显的例子，那就是催眠后行为。一个人在催眠昏睡后得到了一些指令，待他醒来之后就会去执行这些指令，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是在服从催眠术医生的命令。

在非异化的活动中，我体验到自己是我活动的主体。非异化的活动是一个创造、生产的过程，我与我的活动成果始终保持关联。也就是说，我的活动是我的力量和能力的表现，我、我的活动和我的活动的结果是同一的。我把这种非异化的活动称作“生产性活动”（productive activity）。⁽²⁾

“生产性”在这里不是指创造某种新的、独创的东西，它与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创造力不是一回事。它也不是指我的活动的产品，而是我的活动的特质。一幅画作或一篇学术论文极有可能不是生产性的，即贫瘠乏味的。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能深刻认识自己，能真正“看见”一棵树而不仅仅是看着它，能够读一首诗并且切身体会诗人用语言所表达的情感，那么发生在他身上的这一过程就是生产性的，即使他并没有什么成果。生产性活动指的是内在的活动状态，它并不一定要创造出艺术、学术作品或某种有用的东西。生产性是一种性格取向，每个感情健康的人都能够做到。生产性的人可以赋予他所接触到的任何东西以生命。他赋予自己的官能以生命，也赋予别的人和物以生命。

“主动”和“被动”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异化的主动（活动）只是一种忙碌，实际上就是“被动”，因为它丝毫不是生产性的。反之，非忙碌意义上的被动也可以是一种非异化的主动。今天让人们理解这一点特别困难，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主动都是异化的被动，而生产性的被动则是很少能体验到的。

在前工业社会，哲学传统中的“主动”与“被动”概念与今天的含义不同，当然也不可能相同，因为当时的劳动尚未异化到今天这种地步。因此，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哲学家们就没有清晰区分什么是“积极主动”而什么只是“忙碌”。在雅典，异化的劳动是只有奴隶才干的事，体力劳动被排除在“实践”这一概念之外。“实践”一词涵盖了自由人可能从事的所有活动，亚里士多德正是用这一术语来概括人的自由活动[参阅尼古拉斯·洛布科维茨《理论与实践》（Nicholas Lobkowicz，Theory and Practice）]。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于自由的雅典人来说，那种主观上毫无意义的、异化的、完全程式化的工作是不存在的。他们的自由恰好因为他们不是奴隶，他们的活动对他们来说是生产性的和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认识到，亚里士多德认为最高形式的实践（即活动）是投身于寻求真理的思想生活，这种生活甚至高于政治活动，那我们就会十分清楚为什么他没有提出今天这种意义上的主动和被动概念。不把思索当作积极的活动，这在他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思想生活是我们最高贵的活动——理性活动。奴隶跟自由人一样可以享受感官的乐趣，但是幸福与安乐不存在于享乐之中，而存在于以美德为依据的活动中[《尼各马科伦理学》（Nichomachean Ethics），1177a，2 ff.]。

托马斯·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一样，他对主动概念的理解也与今天相反。阿奎那同样认为，投身于追寻内心平静和精神认知的冥想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才是最高形式的人类活动。他承认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即积极的生活（vita activa），也具有价值并会指向极致的幸福，只要（这一条件特别重要）人们全部的活动都是为了达到幸福的目的，并且他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身体[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Summa），2－2：182，183；1－2：4，6]。

但关于冥想的生活与积极的生活的争论不尽于此。如果说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中还含有某种折衷的因素，埃克哈特教士的同时代人、《未知的迷云》一书的作者则极力反对积极的生活，而埃克哈特教士则大力主张积极的生活。但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尖锐，因为这三位思想家一致认为，只有当“积极”根植于最高的伦理和精神要求并且表现这些要求时，这种积极才是有裨益的。因此，所有这些大师都对无意义的忙碌，即与人的精神土壤相脱离的活动，持否定态度。⁽³⁾

作为个人和思想家，斯宾诺莎所体现的精神和价值观沿袭自四百年前埃克哈特的时代，但他同时又敏锐地观察到了发生在社会和一般民众中的变化。他是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奠基人，是无意识维度的发现者之一，并借助这种丰富的洞察力，对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区别作了超越前人的更为系统和精确的分析。(www.xing528.com)

斯宾诺莎在他的《伦理学》（Ethics）一书中把主动和被动（行动和忍受）区分为人的精神生活的两个基本方面。行动的第一个标准是要符合人的本性，他说：“如果在我们内部或外部发生了什么事，而我们就是引起这件事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如果出于我们的本性在我们内部或外部发生了某件事，并且仅通过本性就能清晰明了地被理解，那我们便是在行动。反之，如果在我们内部发生了某件事，或者由于我的本性而导致了什么后果，但我们只是引起这件事的部分原因，那么我们便是在忍受。”（《伦理学》，第三部分，定义二。）

这些话令现代读者费解，因为他们习惯于认为“人的本性”这一概念与外在经验数据无关。但正如亚里士多德那样，斯宾诺莎并不这么看，同时代的一些神经生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也不这么看。斯宾诺莎认为，人的本性之于人就像马的本性之于马一样。他认为，一个人的善或恶、成功或失败、幸福或痛苦、主动或被动都取决于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功地实现其本性的最佳发展。以最佳方式实现其物种的本性（对于人而言，就是人性），是生命的目的。我们离人性的模版越近，我们的幸福和自由也就越多。

在斯宾诺莎的人类模版中，主动这一属性与另一属性——理性密不可分。只要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的生存条件相一致，并且认识到这些条件是现实的和必然的，我们也就了解了自我的真相。“我们的心灵有时在行动，有时在忍受。如果它有足够的思想，它就必然是在行动；如果它的思想不够，那它必然是在忍受。”（《伦理学》，第三部分，命题一。）

欲望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前者根植于我们的生存条件之中（自然的，而非病态扭曲的）；而后者则不同，是由扭曲的内在或外在条件引起的。前者的存在取决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的，而后者则源于内在或外在的作用力。所有“主动的情感”都必定是好的，而“被动的情感”（passions，即激情）则有好有坏。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主动、理性、自由、幸福、快乐和自我完善是密不可分的。同样，被动、非理性、屈从、悲哀、软弱以及所有违背人性要求的倾向也都是密切相连的。（《伦理学》，第四部分，概念界说二、三和五以及第四十和四十二条命题。）

斯宾诺莎认为，受非理性的激情驱使的心灵是病态的。这是他的思想所迈出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具有现代意义的一步。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完全理解他关于激情和被动的思想。如若我们达到了最佳的成长，那我们不仅仅是（相对）自由、强大、理智和愉快的，而且心理上也是健康的。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就是不自由、软弱、非理性和抑郁的。斯宾诺莎认为心理上的健康或疾病分别是正确或错误生活方式的结果。就我所知，他是持这种假定的第一位现代思想家。

在斯宾诺莎看来，心理健康说到底是正确生活方式的表现；反之，心理疾病则表明一个人不能按照人性的要求去生活。“但如果一个贪婪的人只想着金钱和财富，一个野心家只想着名气，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有精神疾病，只会觉得他们十分讨厌、让人鄙夷。实际上，贪婪、野心等，都是不同形式的精神疾病，只不过人们往往并没有把它们看作疾病。”（《伦理学》，第四部分，第四十四条命题）。斯宾诺莎的观点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在这段话中，他认为那些违背人性需求的激情是病态的，甚至将它们称作一种精神病。

斯宾诺莎的主动和被动观点是对工业社会的激烈批判。今天人们认为，那些把金钱、财产和名望作为主要驱动力的人是正常的，是适应环境要求的。相反，斯宾诺莎却认为，这些人是完全被动并且本质上是病态的。斯宾诺莎所说的那种主动的人——他本人就是这种类型的具体表现，在今天已经十分少见，而且往往被疑为“神经不正常”，因为他们极不适应所谓的正常活动。

马克思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自由、有意识的活动”（即人类活动）是“人类的物种特征”。对他而言，劳动就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就是生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积累起来的东西，是过去，说到底是死的东西。他认为劳方与资方之间的斗争就是生与死、现在与过去、人与物以及存在与占有之间的斗争。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充分理解劳资斗争对他而言的情绪能量。对马克思而言，这是谁统治谁的问题：是生统治死还是死统治生？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生战胜了死的社会。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部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憧憬都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人的自主活动瘫痪了，因而人们的目标应当是在各个生活领域恢复人的主动，从而重塑完整的人性。

尽管马克思的某些理论阐述受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但说马克思是个决定论者，说他把人看作是历史发展的被动客体从而剥夺了人的能动性，这都是人云亦云的无稽之谈，与马克思的观点完全相反。每一个真正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是断章取义的读者都会同意这一点。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对自己的观点做了最为明确的表述，他写道：“历史什么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无穷的财富，它并未参与任何战斗。是人——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在行动、占有并斗争。历史不可能把人当作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好像历史有独立的人格似的。与之相反，历史不过是人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活动而已。”几乎是同时代的思想家中，对现代活动的被动性看得最为清楚的是阿尔贝特·施韦泽。他对文明的没落与重建进行了研究，认为现代人不自由、不完整、精神涣散、有病态的依赖性，并且完全是被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