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得无厌的社会：占有还是存在？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以私有财产、利润和权力为生存支柱的社会之中，我们的判断不可避免带有极大的片面性。贪婪地攫取、占有和牟利成了工业社会中每一个人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财产的来源无关紧要，占有财产也不会给财富所有者增加任何义务。总体原则是：“我采取什么办法、从哪里获得财产以及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乃是我个人的事，与他人无关。只要我不违反法律，我的权利就是不受限制的，就是绝对的。”

这种财产可以称为私有财产（“私有”在拉丁文中为privare，即“剥夺”），因为财产拥有者是财产唯一的主人，他（或他们）有充分的权力去剥夺别人对这一财产的使用权或享受权。虽然私人所有制被认为是一个自然和普遍的范畴，但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整个人类历史（包括史前时期），特别是欧洲以外、不以经济为重要生活内容的各种文化，我们就会看到，私人所有制实际上只是特例而非常规。除了私有财产外，还有自己创造的财产，它纯粹是个人自己的劳动成果；限制性财产，即财产受到限制，所有者有义务用它来帮助他人；实用性的或个人的财产，包括劳动工具或享用的物品；共同财产，一个以共同纽带凝聚起来的群体所共享的财产，如以色列的集体农庄。

社会赖以运转的各种规范也能塑造社会成员的性格（社会性格）。在工业社会中，这些规范包括攫取、保有和增加财产，亦即牟取利润。那些拥有财产的人被看作上等人，处处受到尊敬和被羡慕。然而，绝大多数人并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即资本和生产资料。这就出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些人对谋求并保有财产怀有极大的热情，那他们该如何满足或者处理这种热情呢？换言之，他们既然毫无财产可言，那么他们如何能够感到自己是财产所有者呢？

当然，显而易见的答案便是，即使一贫如洗的人也拥有一些东西，他们像资本家珍爱财富那样爱护自己仅有的一点物品。而且他们也会像大财主一样，成天盘算着如何保住自己已有的一切，并使之不断增多，哪怕只能积累一笔极小的数目（比如这儿省一分钱，那儿省两毛钱）。

也许最大的乐趣不在于占有物品，而在于占有有血有肉的人。在父权制社会，即使最贫穷阶层中最潦倒的男人也能成为财产所有者——在同他的妻子、孩子、牲畜的关系中，他感到自己是至高无上的主人。至少对父权制社会中的男人来说，拥有许多孩子是占有他人的唯一途径，并且无需通过劳动和投资就能获得所有权。考虑到生孩子的重担完全由妇女承担，无可否认在父权制社会中，生儿育女是对妇女赤裸裸的剥削。然而，母亲们也有她们自己的所有权，那就是对年幼孩子的占有。这种恶性循环永无止境：丈夫剥削妻子，妻子剥削幼儿，不久后男性青少年就加入成年男子的队伍来剥削妇女，如此循环往复。

在父权秩序中，男人的霸权已经维持了大约六七千年，如今依然普遍存在于最贫穷的国家或一个社会最贫穷的阶层当中。然而，这种霸权在较为富裕的国家或社会中正慢慢消失——当社会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妇女、儿童和青少年似乎就会得到解放。随着旧的父权制对人的占有逐渐瓦解，发达的工业社会中较为贫穷的普通百姓又将在何处满足自己谋求、保有和增加财富的渴望呢？答案就在于扩大占有的领域，使之包括朋友、情人、健康、旅游、艺术品、上帝和人的自我。麦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描绘了一幅中产阶级财迷心窍的绝妙图景：人变成了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上了占有的特点。“个人主义”，就其积极意义而言，意味着人摆脱了社会的枷锁；就其消极意义而言，则指“个人所有权”，即一个人为获得成功而耗费自己精力的权利和责任。

我们的自我是我们感知财富的最重要的客体，因为它包括许多内容：我们的身体、名誉、社会地位，所有物（包括我们的知识）、我们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以及我们希望在别人心目中建立的形象。自我成为我们的各种真实特质和虚假特质的混合物，前者包括知识和技能，后者则是我们围绕现实的核心捏造出来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自我的内容是什么，而在于自我被认为是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物品，而这一“物品”正是我们身份意识的基础。

在讨论财产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一种对财产依恋的重要形式。这种形式盛行于19世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几十年中逐渐式微，今天已很少见了。过去，每个人都十分珍惜和爱护自己所拥有的每一样物品，用到不能再用为止。购买物品是“保存式”购买，因此不妨把19世纪的座右铭说成是：“老的东西好！”今天，人们强调的是消费而非保存，购买物品变成了“扔掉式”购买。无论人们买的是一辆汽车、一条裙子还是一个小玩意儿，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人们就会厌倦它，迫切希望扔掉“旧”的，去购买最新款。获得短暂的占有和使用扔掉（如果可能，置换成更好的时髦货）重新获得，这构成了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恶性循环，所以今天的座右铭可以说是：“新的东西好！”

今天的消费现象最突出的例子或许是私家车。我们的时代是名副其实的“汽车时代”，因为我们的整个经济都以汽车制造为中心，我们的全部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汽车消费市场的兴衰。(www.xing528.com)

对于那些拥有汽车的人来说，汽车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对那些还未拥有汽车的人，特别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而言，汽车成了幸福的象征。但是，很显然人们对自己汽车的喜爱并不深厚和持久，只不过是一时喜欢，因为车主经常更换自己的汽车。在使用两年甚至一年后，车主便厌倦了那辆“旧车”，开始四处物色新车，想做成一笔“好交易”。从物色到购买，整个过程就像一场比赛，有时欺骗甚至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而这笔“好交易”本身就像这场竞赛的最后奖品——车道上的那辆新款汽车——一样让人愉快，甚至更胜一筹。

车主同自己汽车的财产关系与其对汽车的短暂兴趣之间似乎存在有目共睹的矛盾，为了理解这一令人费解的现象，我们必须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在车主与汽车的关系中存在去人性化的因素。汽车不再是车主所喜欢的一个具体对象，而是表明社会地位的象征符号，是权力的延伸，成为了一种构建自我的材料。通过购买一辆汽车，车主实际上获得了一部分新的自我。第二，每两年而非每六年买一辆新车，增加了购买者获得新东西的快感。占有一辆新汽车类似夺取一个女人的贞操，它提升了人的控制感，并且发生得越频繁快感越强烈。第三，频繁地购买汽车意味着做成更多“好交易”，获得更多通过交换牟利的机会，因而今天的男女普遍乐此不疲。第四个重要因素是人们需要体验新的刺激，因为一段短暂的时间之后，旧的刺激就显得平淡无味了。我以前对刺激进行过论述[见《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一书]，区分了“主动的”和“被动的”刺激，并作了以下说明：“刺激越是‘被动’，就越需要改变它的强度和（或）类型；而刺激越‘主动’，它就越能长久地维持刺激的特性，也就越没必要改变其强度和内容。”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社会性格在过去一百五十年发生了变化，即从“囤积型”转变为了“市场型”。这种变化并没有摒弃占有倾向，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它（关于市场型性格的发展见本书第七章）。

这种所有权感知同样在别的关系中显现出来，如对外科医生、牙医、律师、老板和工人的态度。人们常说“我的外科医生”、“我的牙医”、“我的工人”，等等。但除了对他人采取这种所有权态度外，人们把无数的客体甚至各种感情也当成所有物对待。以健康和疾病为例，人们在谈论自己的健康状况时也怀有这样一种所有权意识，指出这是“他们的”疾病、“他们的”手术、“他们的”治疗——包括“他们的”饮食以及“他们的”药物。他们很显然把健康和疾病当作了财产，他们同自己不良健康状况之间的所有权关系类似于一个股东与其在急剧跌落的市场行情中贬值的股票之间的关系。

观念、信仰甚至习惯都可以成为所有物。例如，一个每天早晨在同一时间吃同样早餐的人，会因为这一习惯中的稍许变动而感到不适，因为他的习惯变成了某种财产，失去它便意味着自己的安全遭遇威胁。

占有型生存方式如此普遍，也许很多读者会觉得我的描述太消极、片面了，然而事实如此。我首先描述社会里盛行的态度，为的是呈现给读者一幅清楚明白的现实图景。但有另外一种因素会使这幅图景达到某种平衡，那就是在年轻一代中形成和发展的、与大多数人完全不同的一种态度。在这些年轻人中，我们发现了一些消费模式，它们不是秘而不宣的贪求和占有，而是体现了真正的乐趣——做自己想做的事，且不期待得到任何“持久的”东西作为报偿。这些年轻人长途跋涉，经常遇到艰难险阻，为的是听自己喜欢听的音乐、看自己想看的地方、拜会自己想见的人。至于他们的目的是否如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有价值，这无关紧要。尽管他们不够严肃、准备不足，或者不那么专心致志，但这些年轻人敢于去存在，不期望得到什么回报或拥有什么东西。他们虽然往往在哲学和政治上显得天真幼稚，却比年长的一代更加真诚。他们不会为了成为市场上令人满意的“商品”而整天修饰自我，不会有意或无意地通过不断撒谎来维护自己的形象，也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精力耗费在压制真相上。他们经常以自己的诚实给长辈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长辈们也经常暗自钦佩那些能够看到或说出真相的人。在这些年青人中间，有政治和宗教倾向不同的团体，也有许多人还没有形成特定的意识形态或信条，他们说自己还在“寻找”。虽然他们还未找到自己，或者尚未找到能指导他们生活实践的目标，但他们在寻求成为他们自己，而不是占有和消费。

然而，图景中的这种积极因素是有限的。这批青年人中的许多人（自60年代后期以来，他们的人数已大大下降）并没有从“离开”的自由前进到“到达”的自由，除了争取摆脱束缚和依赖外，他们只是进行了反抗，却没有试图去寻找前进的目标。他们与自己的中产阶级父母一样，坚持“新的东西好”的座右铭，而对一切传统，包括最伟大人类心灵创造的各种思想，表现出一种近乎恐惧的冷漠态度。本着一种天真的自我陶醉，他们相信凭自己就能发现值得发现的一切。从根本上说，他们的理想是重新变回孩童，于是像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这样的作家便提出了一个方便大家的意识形态，说什么回到儿童时代而不是发展到成熟阶段，乃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最终目标。只要他们足够年轻，还能保持这种欣快感，他们就会感到幸福；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度过这个时期后感觉极其失望，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坚实的信念，没能于自身树立一个中心。到头来，他们往往成为失望、冷漠的人，或是没有幸福感的破坏狂。

当然，并非所有满怀希望的人都以失望告终，可惜我们无从知晓他们的数量。就我所知，目前没有有效的统计数据或可靠的估计，即使有，我们也几乎无法肯定如何界定这些人。今天在美国和欧洲，千百万人试图与传统思想、与那些能给他们指明道路的导师建立联系。但大部分学说和导师或带有欺骗性，或被公关宣传需要所腐蚀，或与各方面的头面人物有经济利益或名誉地位的牵连。一些人或许能从这些欺骗性方法中获得切实的益处，而另一些人虽然运用这些方法，但并不真正打算做出内在的改变。不过，我们只有对新的信仰者进行详细的定量与定性分析，才能知道每一类人究竟有多少。

我个人的估计是，真正想从占有型模式转向存在型模式的年青人（也包括一些年长者）不止零零星星的几个人。我相信大量群体和个人正在向存在的方向发展，他们代表了一种新的潮流，超越了大多数人的占有倾向，因而具有历史意义。由少数人来指明历史发展的方向，这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这些少数人的存在给从占有观念到存在观念的整体转变带来了希望。这种希望是切实的，因为促使这些新观念产生的某些因素是不可逆的历史变化：父权社会男人对女人至高无上的权力已然崩溃，父母对子女的控制权土崩瓦解。在二十世纪，虽然不少政治革命失败了，但妇女、儿童与性革命却取得了成功，即使它们还处在初级阶段。这些革命的原则已为很多人所接受，旧的意识形态显得越来越荒谬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