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约》与《旧约》：占有还是存在的争议

《新约》同《旧约》一样，反对以占有为取向的生活方式，而且其反对方式更为激进。《旧约》并不是穷人和社会受压迫阶层的产物，而是来源于拥有羊群的牧羊人和独立的农民。一千年之后，博学的法利赛人（Pharisees）创作了犹太法典《塔木德》，他们代表着社会的中间阶层，涵括从穷苦到富裕的广大民众。这两部典籍背后的民众都充满着社会正义感，主张保护穷人和帮助弱势群体，如寡妇和少数族裔人群（Gerim）。但总的来说，他们并没有把财富视为邪恶或与存在原则不相容的东西。[参见路易斯·芬克尔斯坦（Louis Finkelstein）的《法利赛人》（The Pharisees）。]

与之相反，早期的基督徒大都是穷苦、饱受社会歧视以及被压迫和被排斥的人。这些人就像《旧约》中的一些先知们那样，毫不留情地谴责财富以及世俗和教会的权力，痛骂有权有势的人，把他们称作不折不扣的魔鬼[见《基督的教义》（The Dogma of Christ）]。正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耶稣在山上对门徒的布道实际上是一篇奴隶起义的伟大宣言。早期的基督徒团结一心，常常表现为一种自愿平分所有物资的愿望。[A. F.乌茨（A. F. Utz）讨论了早期基督教团体中的财产关系以及更早的古希腊的实例，福音书的作者路加（Luke）大概知道这些东西。]

早期基督教的革命精神在福音书一些最古老的章节里尤为突出，那些尚未脱离犹太教的基督教团体熟知这些章节。[这些古老的章节可以根据《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共同原始材料得以重构，并被专门研究《新约》史的专家们称为“Q”（Q来自德语Quelle，意思是“源头”）。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可参阅西克弗里德·舒尔茨（Siegfried Schulz）的著作，他将“Q”文本的流传分为早、晚两种。]⁽²⁾

这些古老的章节有一个中心前提：人必须抛弃一切贪婪和占有欲，必须从占有型生存结构中完全解脱出来；而一切积极的伦理规范都根植于存在、分享和团结的伦理体系之中。无论在对人还是对物的关系中，这都是一个基本的伦理立场。彻底放弃自己的权利（《马太福音》，5：39－42；《路加福音》，6：29－30）以及必须去爱自己的敌人（《马太福音》，5：44－48；《路加福音》，6：27－28，32－36），这些内容比《旧约》中提出的“爱人如己”（《利未记》，19：18）更加激进，也更加强调要完全破除私心和全心全意关心他人。勿要评判他人的准则（《马太福音》，7：1－5；《路加福音》，6：37－38，41－42）实际上是进一步要求忘记自我，尽全力去理解他人、为他人造福。

就对物的关系而言，这些文本要求完全放弃占有型生存结构。古老的基督教社团坚持认为人们应当彻底放弃财产，不应积累任何财物。“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马太福音》，6：19－21；《路加福音》，12：33－34）本着同样的精神，耶稣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路加福音》，6：20；《马太福音》，5：3）早期基督教实际上是穷苦受难的人的共同体，充满着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信念，相信时机已经成熟，现存的社会秩序即将永远消失，正如上帝的救赎计划所安排的那样。

“末日审判”的启示概念是当时犹太人中盛行的一种弥赛亚救世观点。人们相信在最终的救赎和审判之前，会有一段时期的混乱和毁灭。这段时期如此糟糕，以至于犹太教的经师们请求上帝不要让他们继续生活在这个救世主到来之前的时代。基督教的崭新之处在于，耶稣及其追随者都相信，弥赛亚时代已经到来（或者即将到来），耶稣显现就是开始的标志。

实际上，人们会不自觉地把早期基督教的情况与当今世界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不少人——其中大部分都是科学家而非宗教徒（那些“耶和华的见证人”除外）——都相信，我们可能正走向一场世界性的终极灾难。这种预见是理性的，在科学上是站得住脚的。但早期基督教徒的处境与今天相比截然不同。他们生活在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只居于其中的一小块地方。那时并没有什么灾难的预兆。但这一小群贫苦的巴勒斯坦犹太人仍然坚信，这个强盛的世界即将崩塌。当然，他们实际上是错的，耶稣并没有再次出现，因此福音书里把耶稣的死亡和复活解释为新时代的开端。继康斯坦丁大帝之后，人们试图把耶稣承接新旧时代的角色让位给罗马天主教会。最终，天主教会实际上成为了新时代的替代品，尽管这在理论上说不通。

对待早期的基督教必须采取一种更为严肃认真的态度，才能理解这一小群人那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激进主义。他们仅凭自己的道德信念就对现存世界做出判决。而大多数不属于社会最贫困、最受压迫阶层的犹太人则不是这样。他们拒绝相信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始，因而继续等待救世主弥赛亚的到来。他们认为，只有当人类（不只是犹太人）建立起一个历史意义上而不是末世论意义上充满着爱、和平以及正义的世界，弥赛亚才会到来。

较晚流传下来的Q文献是在早期基督教的晚期发展阶段中形成的，其中我们可以找到同样的原则。耶稣受到撒旦诱惑的故事以简明的方式表达了这一原则。这个故事谴责了占有欲、权力欲以及占有型生存结构的其他表现形式。撒旦将石头变成面包，这是第一次诱惑，象征着对物质的渴望。对此，耶稣的回答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4：4；《路加福音》，4：4）撒旦接下来继续引诱耶稣，他许诺给予耶稣战胜自然的强大力量（改变重力法则）以及无限的权力，让耶稣统治世界上所有的王国。耶稣拒绝了（《马太福音》，4：5－10；《路加福音》，4：5－12）。（雷纳·芬克让我注意到，诱惑发生在沙漠中，这就再次涉及《出埃及记》的论题。）(www.xing528.com)

耶稣和撒旦在这里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则。撒旦代表物质消费以及对自然界和对人的统治。耶稣代表存在，代表这样一种观点——放弃占有是存在的前提。自福音书问世以来，世界对撒旦的原则亦步亦趋。但即使这些原则大获全胜，也无法磨灭人们对于实现完满存在的向往。耶稣以及在他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伟大哲人都表达了这样的向往。

为了坚持存在型生存方式，从而在伦理上严格反对占有型生存方式，这一做法可以在一些犹太宗教团体中看到，比如艾赛尼派（Essenes）和创作了《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的教派。这一传统贯穿整个基督教的历史，并由那些恪守清贫和无财产誓言的宗教团体延续下来。

早期基督教的这种激进观点在一些神父的著作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他们在这方面同时受到希腊哲学中关于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思想的影响。由于篇幅有限，不能对这些训诫详加论述，一些相关的神学和社会学文献也不能一一列举了。⁽³⁾虽然各种观点激进程度有所不同，而且随着教会体制愈发强大，观点的激进性就会相应减弱；但不可否认的是，早期的宗教思想家都严厉谴责奢侈、贪婪，并且都蔑视财富。

公元二世纪中期，殉道者游斯丁（Justin）写道：“我们当中那些曾经喜爱钱财（可动产）和产业（土地）胜过一切的人，现在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变成公共财产，与需要的人分享。”在《致丢格那妥书》（Letter of Diognetus，公元二世纪）中有一段有趣的话，让人想起《旧约》中关于失去故土的看法：“任何异乡都是他们（基督徒）的故国，每个人的故国对他们来说都是异乡。”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公元三世纪）认为，所有的贸易都源于贪婪，因此没有贪念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贸易。他断言商业贸易总伴随着偶像崇拜的危险，并把贪婪称作万恶之源。⁽⁴⁾

和其他一些神父一样，巴希里奥斯（Basilius）也认为所有的物品都是为人服务的。他提出了一个很能反映他观点的问题：“谁要是拿了别人一件衣服，就会被称作是贼；但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为穷人提供衣物以蔽体却不这么做，除了贼之外还能称他为什么呢？”（引自乌茨）巴希里奥斯强调物品原本的共有性，因而一些人认为他代表共产主义倾向。作为这一节的结束，我想引用希腊神学家克里索斯托穆斯（Chrysostomus）的告诫：不要过度生产和消费。他说：“请不要说我在使用我自己的东西。你使用的是外在于你的东西。放纵和自私地去消费使得你的物品异化。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你无情地消耗一件物品并坚称自己是对的，你就与自己的物品远离了。”

我还可以用好几页的篇幅引用神学家们的观点，他们都认为私有财产以及任性地消费任何财物都是不道德的。但是，哪怕前文为数不多的引证也足以说明，从《旧约》时代到早期的基督教，直至后来的数个世纪，这种反对占有取向的立场一直延续不断。甚至托马斯·阿奎那也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宗教派别时得出结论说，财产私有制只有在能够最好地为所有人谋福利时才是合理的。

与《旧约》和《新约》相比，经典佛教更加强调放弃占有欲的绝对重要性，包括放弃自我、放弃物质永恒存在的观念，甚至放弃追求完美。⁽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