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与名词连用的谬用：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看当代语言异化

近几个世纪以来，存在和占有模式的消长变化很明显地体现在西方语言当中——名词的使用增多，而动词的使用减少。

名词是对一个物体的特定指称。我可以说我有一些物品，比如一张桌子、一幢房子、一本书和一辆车。对一个行为或过程的特定指称方式是动词，比如我是、我爱、我想要、我憎恨，等等。但更常见的是一个行动以一种占有的方式表达出来，即使用的是名词而不是动词。将占有与名词连用以表达一个行动，这是对语言的谬用，因为过程和行动是不能被占有的，它们只能被体验。

人们早在十八世纪就认识到这种混用的恶果。杜·马雷在其去世后发表的《语法的真正原则》（1769）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写道：“在‘我有一只表’这个例句中，‘我有’应从本意上去理解；但在‘我有一个主意’这句话中，‘我有’只是对前一种说法的模仿，是一种借用的表达。‘有一个主意’指的是我‘想到’或‘以某种方式想出’；‘我有一个向往’意思是我‘渴望’；‘我有意愿’指的是我‘想要’，诸如此类。”（我要感谢诺姆·乔姆斯基博士，我是从他那儿了解杜·马雷的。）

在杜·马雷观察到这种名词对动词的替代现象一个世纪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中讨论了同样的问题，但立场更为激进。在针对埃德加·鲍威尔（Edgar Bauer）的“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驳中，他们有一篇关于爱的短小却十分重要的论述，他们在其中引用了鲍威尔的话：“爱情女神十分残忍。像所有神一样，她希望得到一个男人的全部，除非这个男人献出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否则她不会满足。膜拜爱神就是忍受痛苦；膜拜的顶点就是自我献祭，就是自杀。”

针对这一言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鲍威尔让爱情化身为‘女神’，通过把爱着的人或人的爱情变成爱情的人，爱情化身为‘残忍的女神’。他把爱情同人分开来，让爱成了独立的实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指出了名词代替动词的关键因素。名词“爱”是对爱这种行为的抽象，是跟人分离的。爱着的人变成了爱情的人，爱变成了女神，成了人投射爱恋的偶像。在这一异化过程中，人不再体验爱情，他只有完全拜倒在爱情女神脚下才能获得些许爱的能力。他不再是一个有感觉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异化成了一个偶像的膜拜者；一旦失去偶像，他便迷失了。(www.xing528.com)

杜·马雷之后两百年过去了，名词代替动词的用法愈演愈烈，恐怕连他自己都难以想象。举个今天的语言当中典型而又稍许夸张的例子。假设一个人去找心理分析医生看病，他会这样开始对话：“医生，我有一个难题；我有失眠症。虽然我有漂亮的房子、可爱的孩子和幸福的婚姻，但我有很多焦虑。”几十年前，病人不会说“我有一个难题”，而会说“我很困扰”；不会说“我有失眠症”，而会说“我睡不着”；不会说“我有幸福的婚姻”，而会说“我结婚了，很幸福”。

现在的语言风格表明当今社会已高度异化。通过用“我有一个难题”来替换“我很困扰”，主体的体验被消除了，“我”的体验被替换成了可被占有的“它”。我的情感转化成了我所拥有的东西——一个难题。但“难题”是各种困难的抽象表述。我不可能占有一个难题，因为它不是可以被占有的东西。相反，它能占有我。也就是说，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难题”，然后被自己创造出的“难题”占有。这种表达方式透露了潜在的、无意识的异化。

当然，我们可以说失眠就像嗓子疼或牙疼，是一种身体症状，因而一个人完全可以说他有失眠症，就好比说他有嗓子疼的症状。但两者存在差别：嗓子疼或牙疼是剧烈程度不一的身体感觉，而不是心理上的感受。一个人有嗓子疼的症状，因为他有喉咙；一个人有牙疼的症状，因为他有牙齿。然而，失眠不是一种身体感觉，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是睡不着觉的状态。当我说“我有失眠症”而不是“我睡不着”，我泄露了心里的一种愿望，即希望把让我睡不着觉的焦虑、不安和紧张一扫而光，然后像对待身体症状一样对待这个精神现象。

再举一例，说“我对你有强烈的爱”是毫无意义的。爱并不是一个可被拥有的物品，爱是一个过程，一种让人身不由己的内心活动。我可以去爱，我可以沉浸在爱情之中，但是在爱里我不占有任何东西。事实上，占有得越少，就能爱得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