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曲子在邓州茶馆的社交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一）民俗文化对大调曲子的影响

音乐是民俗文化的重要体现，民俗文化生态环境对音乐事项本体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力，音乐事项的生存、发展、传承、演变无一不是受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音乐根植于土地之上，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同时也因为民俗生态环境的整体作用力使得音乐事项如流水一般不断的在历史的长河中奔流，不断吸收、淘汰、形成现有的音乐形态。民俗生态模式是人类活动对于整体生存环境适应的显现，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历史、民俗、经济、制度、生产等方式与习惯，这些因素对于音乐事项的生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大调曲子产生于农耕文明基础之上，在不断的发展中，大调曲子慢慢渗透到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演唱。首先我们从大调曲子的表演形式和音乐形态来看，其中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表演形式上执节者而歌；丰富的器乐伴奏；唱腔婉转高雅，唱词文学气息浓厚，体现出高度的文学性，体现了大调曲子丰富的文化内涵。大调曲子就其曲牌来源可以看出大多来自明清以来的俗曲，例如[罗江怨][银纽丝][满江红][剪剪花]等，其中也有源自戏曲、曲艺的诸多曲牌，例如《武松打虎》《华容道》《火烧连营》这些曲目中的曲牌。这就说明邓州大调曲子在发展过程中与其他民间音乐进行了不断的交融与借鉴，不断吸收其他音乐的精华、不断提高自我的艺术表现力。大调曲子也为当地的其他音乐形式提供了更多的发展动力，例如河南筝曲中的“板头曲”、曲剧等艺术形式都是从大调曲子中拆分发展而成。

大调曲子从文化视野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两个流派，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雅派”和“俗派”。这种分类是由演奏人员的社会属性、唱词内容以及受众群体的不同而形成的。“雅派”至今依然清高不俗，不下大雅之堂，不为世俗所动，不卖唱，不营业，大部分既观众又当演员。“俗派”大多是由民间迫于生计的艺人，奔走在各个乡镇、村落，演唱内容则更贴近于百姓生活，语言也更加直白，简单易懂。从历史的角度看其原因，大调曲子是由“沛梁小曲”传来，而开封在历史上是曾经的首都，京裴之地，都城之外，附近地区也有众多的王府，在这里聚集了很多达官显贵、文人雅士，他们对于音乐的追求精雕细琢，对于唱腔、唱词、乐器都用着极其细致的追求，这或许就是大调曲子“雅派”的形成基础。“雅派”乐曲主要通过传统文人或专业乐人进行创作，音乐雅致、细腻。“雅派”大调曲子的唱词往往由于演出场合和受众群体的因素，多反映历史文化故事和传统思想道德教化的重要作用，使用的乐器也更为考究。“俗派”的表演更多的针对市民阶层，为民间的礼俗活动而服务。自宋代以来，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市民阶层兴起，音乐成为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以“瓦肆”“勾栏”为主要演奏场所，说唱、戏曲、乐器小合奏等表演形式为代表的市民俗乐从此进入中国音乐史的舞台。这种形式一直保留至今，市民文化的大发展对于音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也为大调曲子“俗派”的表演形式与演奏内容形成了历史的定位。“俗派”大调曲子主要针对市民阶层，受演出场地和雇主要求的影响，演唱内容大多以描绘市井生活的唱段为主，表演形式更为灵活、语言简练易懂，深受当地普通百姓的喜爱。

其实对于大调曲子而言，“雅派”与“俗派”并不是对立的两种模式，只是受众不同，表演风格不同，表演场合不同，它们都是构成大调曲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也是这一曲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发展态度，“雅”与“俗”的区分，也是民间艺人恪守传统，谋求发展的积极态度。(www.xing528.com)

（二）大调曲子的生产空间与传承

谈到大调曲子的不得不提到一个著名的民间艺人—宋光生先生。宋先生1940年出生于楚夏文化交融的邓州，在家乡音乐的熏陶、指引下与音乐相伴一生。自1951年开始学习器乐演奏，先后对横笛、古筝、三弦、琵琶、胡琴等都有所涉猎。为了进一步提高自身技艺，1954年更有幸拜著名古筝演奏家、教育家曹东扶先生为师，学习古筝演奏。成年之后，为了提高自身的音乐素养，继续学习了作曲、和声、说唱音乐以及戏曲音乐、音乐理论等。1955年参加当地戏剧班社，从事胡琴、横笛演奏，由于出色的表现，后被吸收到当地专业的音乐团体中去担任二胡、古筝演奏，二十几岁就开始从事戏曲音乐设计工作，历时20余年。先后为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培养输送了20几名优秀学生。2008年被任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河南板头曲）国家级传承人。现任邓州市大调曲子研究会会长。并在晚年先后著有：《古筝基础练习》《中国古代乐府音谱考源》《中国古代乐府音谱流辨》等著作。

目前邓州市的大调曲子以“马家茶馆”这个场所为主要集中地，以宋光生先生为主要带头人而受关注，最具艺术价值，其中传承方式据笔者调查由于整体演出团队的老龄化趋势严重，并没有直属的传承关系，因此他们的演出与学习活动都是集中在茶馆中完成。茶馆对于邓州大调曲子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集合场地，社交也是其重要的功能，它不同于酒吧、餐厅，更显著的特性是雅文化的体现。茶馆在这里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空间概念^[7]，这个空间即是物质空间也是关系空间，一个特定的演奏与欣赏场所可以聚合一批演奏者与听众在此，同时也因为茶馆这个物质空间而构成了其中表演与传承的关系空间，人与人为了共同的爱好而建立起彼此的交往，让这一音乐形式得以延续下去。邓州大调曲子在历史上所形成的音乐形态结构与表演定位，到目前艺人们还是保持着它原本的历史风貌，不去迎合大众的口味，不去参加民间礼俗活动的表演。因此喜爱邓州大调曲子的人们真正看中的是它浓厚的传统音乐曲调和其中深刻的思想道德内涵，不夹杂任何的功利因素。邓州大调曲子在表演形式上与观众形成了类似于“雅集”式的聚会，表演人与观众是一种互动式的关系，品茶、听曲、聊天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些看似和音乐无关内容其实是音乐鉴赏与学习的过程，在音乐爱好者的欣赏中音乐本体也得到了传播。这里没有雇主与雇佣关系，也不是一般茶馆中花钱喝茶听音乐的商业演出形式，大调曲子的爱好者和表演者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的表演，以自娱的形式进行演出。

目前大调曲子的学习方式主要就是通过录音机等设备将其他曲友演唱的曲子录下来，回去之后可以跟着录音学习，等到练习熟练之后就在茶馆“雅集”活动中进行演唱。邓州大调曲子目前整理出来的500多首曲目，大多都被整理成为简谱的形式，但是对于大调曲子这种传统音乐的学习，不是单靠简谱记录就能完成，其中的韵律只能是伴着茶香，抚着热气，闭眼细细体会其韵味才能学到其真髓，简谱只是一种辅助的记录手段，因此在学习中需要更多地积累感性上的听觉认识，需要更多的熏陶与感悟才能完成，茶馆的“雅集”演出赋予了演奏者、学习者一个聆听与熏陶的空间，表演者和听众的角色可以随时进行互换，在演唱演奏中出现的问题可以被当面指出纠正。这样的传承模式看起来并不“规范”，处于一种“玩赏”的状态，但它却是传统大调曲子表演、发展模式的延续，在爱好者之间相互磨合、相互提炼，形成了当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