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民俗大调曲子艺术演变：从简单到复杂的综合表演艺术

任何一种艺术性形式都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单一到丰富、从实用到审美的过程，曲艺艺术亦是如此。曲艺艺术，应该是以“表述”与“转述”的语言现象为标志，产生了曲艺萌芽，经过了先秦的培育、两汉的生长，才有了隋唐的成熟，经历了宋元的再发展，获得了明清的全面收获，成为种类繁多的曲艺大家庭。由单一到丰富、由简单到复杂曲艺是一门综合性表演艺术，以表现为说、昌、吟、诵的有声语言为基本表现手段，融合了音乐、表演、文学等艺术手法。语言表现最原始的“说”就是曲艺的本源，是曲艺发展的起点。实质上，曲艺是人的说话功能的最大化发挥，是把人的语言方面的现存功能和潜能的充分激活，并应用于艺术表现的产物。而说话功能的直接反应就是有声的语言，是由气息、发声、吐字这一套语言系统来完成的。而有声的语言我们一般称之为嘴上说的口头语言，所以，说话功能的最终产物就是通俗意义上的口头语言。从此意义上，曲艺表演的最主要艺术手段就是有声语言，具有“口语化”的属性，亦如曲艺是说话功能的最大化发挥一样，曲艺语言不同于一般的生活语言，较之普通意义上的口语，曲艺语言保留了生活语言的生动性、交流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更为艺术化、丰富化、准确化。其中，艺术化是其文学性、艺术性的体现，不再像口语那么随意；丰富化是指歌颂型、讽刺性、引导性、描述性等语言种类的丰富多彩，多种多样，并且由于各种语言技巧的运用，语言的表现力有着特殊的魅力，令人为之倾倒；准确化，是指经过各个创作阶段，“说、唱、吟、诵”等艺术手段的加入，语言的表现宗旨明确，艺术表现准确到位。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说话是人类传播信息、表达情感的重要手段，而曲艺也是依赖于说话来塑造艺术形象，表达思想感情。并且，曲艺所有的艺术手段，都是为了让曲艺如何变得更丰富，更能表达传递信息的准确，更能艺术的表达思想感情，如果“说”是说话功能的原始化状态，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在节奏的概念上把字变得长一些、短一些，在音高概念上变得高一些，低一些，便有了“似说似唱、半说半唱、唱”的表现形式，从根本上说这些表现形式的出现是说话功能的进化所带来的艺术化表现。“因为说唱的“唱”，不过是说话的语调变形和语音延续，或者说就是说话的音乐化。”这些手段的实施，始终是围绕说话功能展开的，一个人能够说话，才有可能去进行：唱，似说似唱，半说半唱等艺术行为，如果不具备说话的功能，“唱”的诸多艺术行为是无法展开的，这里边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关系。所以，说话功能的最大化发挥是曲艺首要的艺术手段，也是曲艺得以成立的基础。而曲艺所有的伴奏，不管是击节乐器，还是旋律乐器，其目的都是为说话功能的锦上添花，是使其更为丰富化的结果。对于曲艺而言，这些音乐手段不是丰富独立存在的，不具有独立的艺术意义，始终依赖于说话功能的存在，是说话功能的辅助手段。曲艺中的表演，多依赖于手、眼、身、法、步的艺术手段展开，而这些表演手段同样不具有独立的艺术意义，也是围绕说话功能展开的，是辅助于说话功能，使其表达更准确的结果，所带来的艺术效果是丰富了人们的视觉感受（在艺术上是唯美的），借助于这些视觉手段，使得受众更容易理解说话者表述的内容，传递的信息。

在原始人的劳动、生活中，时常有成功或失败的出现，他们要宣泄自身所产生的或愉快、或悲伤、或惊讶、或兴奋……的生理反应，于是便促使了原始歌舞元素的形成。如果，我们从后者是对前者补充的角度理解，当“情动与中而形于言”的“说”不足以作为提供准确表现内容载体的时候，曲艺表演者势必要试图采取加重语气、拖长声音、提高声调等手段来完成艺术任务，这样就表现为类似“磋叹”的吟、诵，直至“咏歌”的歌唱，当这些手段还不足以使曲艺表演者尽兴表现的时候，于是又加进了“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手、眼、身、法、步，辅助于语义表达的表演手段，在此基础上，伴奏部分作为烘托气氛、丰富艺术表现的手段，出现在了曲艺表现形态之中。如此，《毛诗序》的这段表述，不仅仅解释了人类情感表达的递进，同样也是曲艺由单一到丰富，简单到复杂的一个生动写照。曲艺的根基在于说，为了说的更深动更形象，更容易被观众接受，在某个时期，又加入了吟、诵、唱等艺术手段，从而产生了又说又唱的曲艺艺术形式。同时，为了表演得更加丰富，又加入了各种伴奏乐器，增强了艺术表现力。这点，从有乐器伴奏的快板，快书，甚至鼓曲形式中都能寻觅到某些发展轨迹。

曲艺发展研究，还可以考察原始歌舞的表现形式和演出内容，据《吕氏春秋·古乐篇》记载“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逐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万物。此中的葛天氏之乐，是指表演时由三个人手执牛尾作道具踏足而歌，比较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歌舞相结合的演出实况，说明当时的语言已经不单单是用来“说”来表现了，而是和音乐结合可以用来“唱”了，和现在曲艺中有“说”和“唱”的表现形式联系起来，语言应用于“唱”表现人类情感，是语言艺术表现功能的进步，也是曲艺艺术发展的又一演进过程。非常遗憾的事，由于当时的演唱是口头的创作，文字的记载是缺失的，我们无法从唱词中得到有关曲艺的更多信息。不过，曲艺的说唱表演和舞蹈结合的形式，在当代的一些民间舞蹈中也可以得到验证。2014年4月笔者在采风中发现，聊城的伞棒舞就有着数板或小调的演唱，有《十不亲》《探情郎》等。这些唱段，曲调简单，唱词通俗易懂，内容多以伦理性内容为主，但亦不乏艺术的美感。在表现形式上，多是一人说表，多人唱和，曲艺在成为其他艺术表现手段的同时，舞蹈等艺术手段也在进入到曲艺表现的行列，丰富着曲艺的表现手段。

文化的地域性特点，决定了某一大的地域范围内的文化元素的丰富性，是由众多较小范围为单位的地域文化元素交融而决定的。任一曲种，随着传播地域的扩大，自然要和各地域的文化元素相互融合，有的借鉴地方文化丰富了表现手段和表现内容，还有的被地方文化所同化，带有了这一地方文化的显著特征，发展成为新的曲艺种类。如，京韵大鼓就是由河间一带的木板大鼓，流入京津以后发展起来的；福建南平南词是清朝嘉庆年间由苏州弹词传入，和当地汉族民歌曲调融合而成的。

曲艺表现手段由单一到丰富，由简单到复杂，新曲种的产生与丰富基本延续了上述的发展道路。

（二）由实用到审美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使用表述或转述语言的叙事现象，具有了自娱或娱乐他人的目的时，原始的曲艺形式就诞生了。虽然，现存的文献不足以给我们提供可资借鉴的证据，上述只是推断的结果，但是，语言由实用发展到艺术的载体，确是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正如艺术史学家希尔恩所说，“原始人类的诸种基本生活冲动都与原始艺术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2]

实用价值产生先于审美价值，而艺术又产生于非艺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人类用语言交流思想感情，即使出现了“表述”和“转述”的语言现象，自然是出于实用目的，并非有意识的艺术创造。曲艺，应该是人类在后续的劳动实践中产生审美意识后，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人类审美意识的产生，是感觉器官与感知能力不断发展的结果，是一个漫长的“人化”进化过程，某些规则化的文化意识发展成文化心理，也包括了对于事物优劣评价的是非观念，美不可言的审美心理。在此过程中，语言元素和语言种类开始出现丰富化、复杂化的演变，多种类型的语言开始出现，如：审美过程中的评价性语言等，为曲艺表演元素的丰富化提供了保障。如此，曲艺艺术的形成与发展就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从曲艺的源头看，作为曲艺主要艺术手段的有声语言，首先是应用于日常交流信息的需要，然后，才成为了艺术表现的手段，由最原始的“说”的形态，发展为了“说、唱、吟、诵”的艺术化、技艺化表现。日常交流的口语，在生活实用时的琐碎、随意，发展为凝练准确的语言，合辙押韵、讲究平仄的韵诵体，琅琅上口，节奏鲜明，富有韵律的艺术化口语，给受众传递喜、怒、忧、思、悲、恐、惊的情感，完成或歌颂赞扬、或讽刺挖苦的艺术目的。说明，曲艺语言的发展经历了从实用到审美的发展过程。

超初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还非常低下，对于农业生产、狩猎的过程中的喜悦、忧愁、伤感等情绪的变化，以及干旱、雨水等自然现象的出现缺乏认识，对大自然产生了畏惧感，把不能解决或困惑的事情寄托于世上并不存在的神灵的帮助。如《后羿》《女娲补天》《盘古开天辟地》等。这些故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反映了人类凭借自己的想象对大自然的一些现象进行解释，来寄托美好的希望，获得心理的补偿。之于曲艺而言，神话故事的出现说明人类在应用语言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具备了应用语言进行艺术创作的能力，在不具备文字记录的当时社会，这些故事的传播势必依赖于人们的口头表述，这样，从曲艺是以讲故事为主体的艺术形式来考量，曲艺具有文学性的特点，神话故事的文学性和曲艺的文学性，是非常接近的。再就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了具有神秘色彩的祭祀、祈福、巫术类型的活动。在这些礼仪活动中，原始歌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当时，诗、舞、乐是合为一体的，上文己有论述，曲艺自然也涵盖其中。

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了齐人淳于鬓讽谏齐威王、楚人优孟讽谏楚庄王、秦人优旎讽谏秦始皇的故事，意图说明这几位具有滑稽风格的古人，“不流世俗，不争势利”的可贵之处，在曲艺史论的研究中，往往被视为曲艺的开端之一。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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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钟敬文：《新的驿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页。

[2]参见方李莉：《文化生态失衡问题的提出》，《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费孝通：《人文资源在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和意义》，《文艺研究》2001年第2期。

[3]高丙中：《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

[4]张紫晨：《中国民俗学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5]王梦鸥：《礼记今注今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

[6]高丙中：《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页。

[7]参见张紫晨主编：《中外民俗学词典》“附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Alan Dundes：The SLUdy of FoLklore，Englewood Cliffs，1965.

[9]钟敬文：《新的驿程》，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383页。

[10]《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8页。

[1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12页。

[12]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