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曲子艺术与河南民俗的起源与历史

（一）可追溯之源长可证之史短

曲艺的起源是和人类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探索曲艺的起源实际上就是探讨人类为什么创造了曲艺又是怎样创造了曲艺。由于实物信证和文献记载的缺失，曲艺的源头到底在哪里，确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曲艺是以口头语言的形式呈现的，这种口头艺术的创造早于人类文字记载历史的出现，这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不可逆转的客观现实。囿于进化的顺序问题，文字记载方式的落后，以及文字笔录材料依赖于“龟甲兽骨”等极不便利的材料，限制了记录的篇幅、内容、速度，影响了文字记录内容的传播，导致早于文字出现的曲艺艺术记载资料的极度匮乏。早期的“甲骨文”记载，目前尚未见有关曲艺的资料出现，竹简笔录的《诗经》《史记》等资料，留下了一些与曲艺有所关联的印记，为后人研究曲艺提供了相应的素材。1900年敦煌考古时唐朝“变文”的发现，开启了曲艺研究的资料库藏，提供了充分的文字依据，很多研究者因此视唐朝为有信可证的中国曲艺之发端，曲艺研究不再单纯依靠“说书俑”等出土文物，或者是诸如《诗经》《史记》等文献典籍中的点滴记载中去寻觅曲艺的痕迹，使得曲艺的理论研究迈上了新的台阶，曲艺“可溯之源长，可证之史短”也就成为大家的共识。

通常认为，由于曲艺艺术“口口相传”流传的特殊性，以及初时的曲艺从业人员大多出身寒微，一是自身没有能力记录这部分历史，二是被轻视，根本不可能进入正史，导致曲艺记载的文字资料可谓少之又少，只能从一些野史、文学著作的点滴描述中力求一窥全貌。但是，曲艺长期不见文字记载的原因远没有那么简单，它和经济的发展程度，曲艺艺术本体的发展状况，均有着重大干系。唐朝时期，经济的高度发展，社会的大繁荣，随之带来了文化艺术丰富多彩，繁花似锦，而从汉朝就出现的造纸技术已经使得书写记录非常容易，唐朝的雕版印刷术己非常活跃，再就是曲艺在唐朝进入了成熟期，其受众人群广泛，社会关注度高，已经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变文”的出现、流传，提供了丰厚的社会基础。当然，佛教僧众的记录保存也是其中原因之一。宋元话本，明清的刊本也能印证这一问题。所以，曲艺“可溯之源长，可证之史短”的客观原因，应该归结于伴随曲艺成长的社会背景，当时生产力低下，生活温饱问题尚没有解决的人们，文化生活水平也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包括曲艺艺术在内的艺术形式还不是人们生活中的第一关注点，文字的书写记录方式都处在初始、烦琐的层次，人们的文字记录水平还没有达到随意的程度，也无法记录下丰富的曲艺艺术，或者说当时的文字表现力还不足以记录曲艺。

从另一方面讲，曲艺没有进入其时的文字记录，也是由于曲艺的开放性所决定的，或者说曲艺在当时还处于生长孕育期，形式繁杂，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还不能够给曲艺一个概括性的总称，把和曲艺同宗、同源，交叉生长的民间表演艺术，像今天的“曲艺”一样，归纳为一个大的艺术门类。今天，曲艺艺术的共性研究尚不够深入，我们又如何苛求前人对曲艺的深刻认识。所以，不能排除，前人文献记载里强烈的主观性色彩，传递到今天的时候，人们对曲艺的各种判断也有着“隔皮猜瓜”的不确定性，只能取其聊胜于无的积极意义了。

在社会全面进步的今天，即使曲艺艺术已经有了包括曲艺家协会在内的多重领导机构，我们的曲艺理论研究，如：曲艺艺术论、史论，尚处于迎待深入的阶段，曲艺表演论、曲艺美学、曲艺传播学、曲艺管理学都尚处于起步阶段，曲艺学科建设可以是任重道远，如此，我们也无法奢求古人在曲艺的文字记载上的面面俱到。现在，很多曲艺学者在研究曲艺源头的时候，从先秦学说，甚至汉代的文字记载里去寻觅曲艺源头，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根据曲艺的文学性和曲艺以讲故事为主体的艺术特点，认为曲艺和文学具有同源性的特点，从《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等中国古代神话传说里寻找曲艺的源头；二是根据曲艺的以口头化语言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特点，在《诗经》等记录民歌民谣的典籍中寻找曲艺的源头；三是在史论典籍、或古文献中寻找曲艺的源头，如《史记·滑稽列传》《三国志·蜀志·许慈传》中所记载的徘忧讽谏的内容，由此再到荀子的《成相篇》，均被视为接近曲艺的例证，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是根据曲艺的娱乐性特点，在先秦笑话、寓言（如《叶公好龙》《刻舟求剑》《邯郸学步》等）中寻找曲艺的源头；五是根据艺术学中“艺术的劳动起源说”，引用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坛》中的论述，结合少数民族史诗的说教功能，从先民在劳动时创造的作品中中寻找曲艺的源头。上述观点中，除第五种观点是依据发展论的推断外，大都是以文献典籍中的记载，结合曲艺的艺术特点去寻找曲艺源头的。而这些典籍中的记载内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来自民间，来自人们的口头传诵，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些内容首先是作为人们劳动之余的娱乐手段，而后经过相互的流传加工又成为各自作者笔下的文字记录。《史记·滑稽列传》中，一些宫殿朝堂的讽谏或娱乐的行动，出现在上层社会的活动圈子中不应该是偶然的，我们猜测，应该是民间普遍存在的类似活动造成了这一现象的必然（《诗经》等民间采集而成的作品就是例证），而上层人士的活动能够受到人们的关注，容易成为文人笔下的产物，而类似于民间的百姓之间的类同于曲艺的娱乐活动，无法走进文人的视野，所以，我们只能透过典型分析普遍，从相关记载中去想象曲艺其时的生态。这样，曲艺发展经过了形式、内容的不断颤变，而缺少相关文字描述和具象化的材料（即使有点滴记载，说唱俑的形象说明，但因为缺乏足够的证据，也是莫衷一是，见仁见智）便成为不争的事实，使得我们无法推断当年的曲艺表现形式的具体状况，造成了可溯之源长，可证之史短的现实。

（二）曲艺的源头(www.xing528.com)

“曲艺可溯之史长，可证之史短”的现状，给曲艺源头的追溯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在无史料文献可证的前提下，我们只能另辟蹊径，追根求源。在曲艺艺术本体的构成中，语言是主要的艺术手段，不可或缺，或许由于人类发声器官的进化程度、发声吐字习惯的流变等历史原因的存在，即使同一地域的语音、语调甚至含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不同，与当代语言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不过，语言作为交流信息的媒介功能却是始终的，与当代曲艺语言承载着传情达意、塑造艺术形象的功能是相一致的。语言的这一共同点，为我们推理、论证曲艺的源头提供了可能。曲艺语言的构成中，占据主体地位的是“表述”和“转述”的语言，而且，从曲艺的发展历程分析，这一艺术特点始终伴随曲艺的左右，我们是否可借此一窥曲艺发展源头之端倪呢？

已知的唐朝“变文”公认为是比较成熟的曲艺形式，其表现形式己与今天之曲艺多有雷同。虽没有史料证明，曲艺产生的原始模式是怎样的，但是可以明确的是，曲艺艺术形式不是一赋而就，朝夕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换言之，曲艺的发经历了从最简单的曲艺元素出现到如今成熟的曲艺艺术的漫长过程。从历代的曲艺作品或者是被上述观点称作曲艺源头的故事、语言、诗歌来看，语言是作者表述信息的载体；从曲艺的表现形式来看，口语化的有声语言是必要的艺术手段，从语言的性质来看，组成曲艺语言的一是“表述性”的语言，或称叙述性的语言，就是或抒情，或讲述某人、某事、某物的语言；再就是“转述性”的语言，即曲艺的“代言”部分，来为某人代言的语言。“表述”“转述”性的口语化有声语言构成了曲艺组成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人类的语言中出现了“表述”和“转述”现象的时候，曲艺的萌芽就已经诞生了。

恩格斯提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为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11]可见，人类是在劳动之中出于共同劳动交流信息的需要，要发出表达“命令、求援、快乐、苦恼”等信息的信号，先是简单的喊叫，而后逐渐发出了复杂的声音，直至出现了简单的原始语言。正像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谈文学起源所言，“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或许，这是鲁迅先生通过对劳动人民的溢美之词，所找寻到的最原始文学印记。但是，可以想见，这种简单的原始语言还不足以进行思想情感的交流互动，所承载的情感信息，还无法表达深刻的思想感情、塑造艺术形象，来支撑起曲艺艺术构成要素。而是简单的原始语言出现后，又经过了数百万年的劳动实践，把人从自然界彻底分离出来，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锻炼出了高度发达的头脑和灵巧的双手，形成了人类特有的感觉、情感，语言的思维能力、组织能力，相互之间用口头语言交流、表达情感的现象，开始出现。人类对口头语言应用到了这个高级时期后，意味着语言中“表述”和“转述”的出现，才为曲艺艺术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此时，曲艺艺术的萌芽就已经出现了。虽然，我们无从考证人类语言交流的“表述”和“转述”的出现、发生的确切年代，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口头语言交流符合曲艺的表演特征，交流亦是曲艺的艺术特点之一，语言的“表述”和“转述”是曲艺艺术的最基本元素，是曲艺艺术赖以存在的根基所在，这种语言现象的产生，足以视为曲艺艺术萌芽的出现，是曲艺艺术源头的真实所在，曲艺正是在“表述”和“转述”语言的基础上，经过了简单到复杂，单一到丰富的发展历程，按照改良与适应的基本规律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所以，当动物的大脑变成人的大脑，产生的语言先是用于实用的交流，而后具有了对某件事情“叙述”的语言现象，随着人脑的进一步发展，语言的描述变得更为生动，表现性逐渐增强，简单地叙述变为“表述”。而在文字产生以前，或者是在文字产生以后尚没得到传播普遍应用的时代，人们间的信息交流需要口口相传的形式，转述成为必不可少的语言现象。而表述与转述在日常变为交流现实的时候，曲艺的萌芽已经出现，为曲艺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人类的大脑经过了漫长的发育形成过程，语言功能的不断进化亦是大脑持续发育的产物，在“表述”与“转述”的语言现象出现后，支撑起了曲艺的生命，在曲艺表现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当然，无论语言在曲艺表现中的主体作用如何重要，随着曲艺艺术手段的丰富化，我们已不能简单地视其为语言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