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是群体的生活文化，包含着人们相处、互动以及相互理解的最基本的文化指令，包含着人生最基本的行为方式。有群体生活的地方就有民俗，一位奠定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基础的智者说得很形象也很贴切，“人民生活在民俗当中，就像鱼类生活在水里一样”[1]。个体因民俗而有社会生活，社会因民俗而被认知、认同为一个共同体。
历经近代以来的曲折道路，民俗终于从文化负担转变为文化资源[2]。这种改变的一个重大标志是中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参与。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并且在国内由文化部和旅游部主持组织全国各省市区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评选、公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民俗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待了，成为国家所珍视的公共文化[3]。其中，传统节日民俗所受到的重视最有说服力。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国家还调整法定假日体系，把主要的传统节日恢复为法定假日。
现如今民俗越来越受到尊重和珍视，于是，什么是“中国民俗”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知识问题。对于中国民俗学界来说，通过经验材料，具体而系统地表述“中国民俗”这个概念，是顺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需要的学术工作。
民俗与某个民族千秋万代的生活相伴相随，既是源远流长的，也是与时俱进的。民俗与所有成员如影随形，民俗生活是一个自然习得的过程，一种自发传承的过程。(www.xing528.com)
一个民族要达到对民俗的自觉阶段，通常是较晚的事。对民俗的自觉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或水平。第一个层次是关注民俗、搜集并记录民俗，其结果是积累关于民俗事象的资料。第二个层次是为了实际目的而评论、取舍民俗，其结果是形成对民俗的评价和议论，形成尚未系统化的理论观点。第三个层次是民俗理论的系统化，也就是民俗学的学科建设。
中国人很早就达到了对民俗的自觉。早在《诗经》成书的周代，采风问俗已经成为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后来的知识分子相沿成习，积累了大量的民俗资料。早在《周礼》的时代（成书于先秦，流行于汉代），中国的上层人物就已懂得对民俗进行加工利用，“一部《周礼》，与其说是周代的礼制礼法，不如说是周代民俗的礼制化和官制化”[4]。成书于西汉但主要取材于先秦的《礼记》和《周礼》一样，主要是对礼（俗的高级形式）的整理，同时也论及俗产生的原因、俗与意识形态如礼、政、教的关系，例如，《礼记》有一段是这样说的：“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5]到东汉王充著《论衡》、应劭撰《风俗通义》的时候，学者们对民俗事象的评论、对民俗规律的探讨已发展到专文专著了。
尽管中国人对民俗的自觉在古代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把民俗作为专门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象却是现代才可能出现的。中国民俗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诞生的。民俗学在国际上通用的学名是“folklore”，由英国学者汤姆斯（William John Thoms，1803—1885）于1846年提出。[6]中国民俗学在1918年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征集活动中揭开序幕，并于20年代以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和中山大学的《民俗》周刊为主要阵地发展起来。在20年代，中国有了专门的民俗学刊物，有了一群热心于民俗调查、民俗研究的学术队伍，并且在一些大学里开设了民俗学课程。民俗研究在中国发展成为一门学科，中国的民俗自觉达到了它的第三个层次。中国民俗学此后70多年的学术积累，一方面为我们系统地描述中国民俗准备了丰富的资料，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构筑描述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科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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