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扩大了交际范围，加速了传染病的国际传播。交通越来越发达，全世界完全成为一个地球村。全球化推动了国际旅行的增多，也使得劳动力国际范围内的转移变得频繁，很多国家劳动力出口创汇成为一个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
贸易自由化推动了国家贸易增长，食品的生产、销售的全球化，更使得风险变得不可控制。这些都增加了传染病的国际传播，“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是全球传染的时代”[5]。仅以非典为例，起源于广东，然后传播到毗邻的香港，然后通过香港传向世界。同时，国家间因商业、贸易的因素而产生的人口聚集增多。
世界范围内人口迁徙的深度、广度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国际上的人口迁徙可以出于需求更好的工作机会、更好的生活服务进而提高生活质量等因素，还有一些介入因素，如种族歧视，“二战”时期犹太人四处迁徙即是典型，还有国际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如SRAS使得国际人口迁移暂时中止，还有突发性、大规模的政治变动，如德国统一导致的人口大变动，苏丹2011年分裂为南苏丹和北苏丹导致的人口大迁徙。在世界范围内，还有特殊人口迁移——难民迁移，更多的是出于国内冲突和其他政治原因，难民流动可带来严重的公共健康治理问题，首先这些难民本身可能重度营养不良，还可能携带因该地区不良的公共健康状况导致的传染病，难民和其他迁徙者可能会携带传染病，传播该病到已得到控制或以前从未发生过该种疾病的地区，从而迫使增加新的或者增强公共卫生筛查，以及随后的治疗或其他控制措施。[6]如2014年非洲爆发西非埃博拉病毒，我国边境重点检测来自非洲的人员，重点检测项目是埃博拉病毒。
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对于公共健康治理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有些迁移者的社会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但是健康状况并不一定就十分受益。移民到一个新的环境，饮食习惯、风土人情等都不太适应。突增的人口也使得当地医疗资源变得缺乏、医疗保健关系变化，这些都对当地卫生资源造成巨大压力。迁移者还会发生因迁入地新环境引起的其他健康问题，如陌生环境的心理压力、所在社区的文化排斥。生活方式的变化改变了迁移者的总的健康状况以及某些具体的状况，特别是迁徙的难民居住在难民营或棚户区，生活环境令人担忧，暴力问题，伤害、强奸、吸毒，心理压力不断，生活条件受到剥夺，再加上迁徙者在陌生的环境中，因为语言不通、文化差异、制度差异，对迁入地的卫生保健信息和卫生服务的获取十分不便。即使在外国人口受到欢迎的地区，或者迁移发生在一国之内，地理位置移动带来的困难可能会被职业变动、环境改变、社会干扰和经济困境等因素放大。[7]
2.动植物引起的疾病风险
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健康威胁不仅仅是重大的传染病疫情，动植物引起的疾病，激素、农药残余等含量过高的植物产品也会影响公共健康。而且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和发挥作用，国际动植物产品的进出口总量开始增长。我国是一个农产品和农业大国，在引进国外动植物种质资源或农产品进出口时，都需防范疾病风险的问题。《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定》（SPS协定）正是在动植物产品贸易导致的全球公共健康风险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实施的，其规定了成员国政府有权采取措施，保护人类与动植物的健康，其中确保人畜食物免遭污染物、毒素、添加剂影响，确保人类健康免遭进口动植物携带疾病而造成的伤害。
3.环境污染与生态系统的恶化(www.xing528.com)
全球性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也引起了学术研究的关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法迅速发展，成了国际法体系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并逐步被认可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国际环境法。[8]国际环境和生态保护是随着国际环境问题的恶化而发展的，国际环境法研究的深入也从侧面反映了环境形势的严峻性。
污染的跨国境转移、全球化使得各国为扩大生产，无止境地争夺、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很多污染较大的产业都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还有由贸易结构引发的环境破坏，以及由跨国公司海外投资导致的污染，造成了所谓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公害输出”。[9]由于不合理的资源开发、环境污染，还有农药化肥大量使用、工业活动造成的各种污染等造成生态系统破坏严重，表现为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酸雨、沙漠化和干旱、海洋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破坏、资源匮乏、太空污染等，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1982年《世界自然宪章》规定“保存各种物种和生态系统以造福今世和后代”，使得“人类所利用的生态系统和有机体以及陆地、海洋和大气资源”，“达到并维持最适宜的持续生产率”的原则。[10]
4.健康体制问题
全球化使得健康服务供给部门药价急速上升、健康服务变得价格高昂而超出民众的购买力，还会加速公共健康资源的“聚集效应”，即卫生专家，好的医生、医疗服务往发达地区、城市聚集，使得卫生专家的“人才外流”严重。而且人口大规模迁徙给迁入国卫生资源带来极大的冲击，全球化带来的检疫，还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需要应急处理等更是给一国的卫生体制带来巨大挑战和冲击。
全球化使得一些国家经济恶化，从目前来看，以世界市场的全面开放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扩大了南北差距，破坏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或幼稚工业，造成大量的失业和贫困人口。[11]这种情况下，贫困人群会因全球化所致的贫困程度的加深而弱化对卫生保健的支付能力，卫生保健系统有可能受到全球化的冲击而造成对贫困人群的医疗服务供给不足这一后果。[12]如1997年金融危机几乎摧毁了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健康方面的成绩，众多健康指标有所下滑，由此可见全球化给健康体制带来了巨大风险。
5.公共健康风险的扩大
全球化扩大了公共健康风险，现今快速流动的、相互依赖和相互关联的世界为传染病的快速传播、核放射以及有毒物质的威胁创造了无数机会，传染病从地理学角度上讲比历史上任何时候传播的速度都要快，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一旦发生疾病暴发或流行，那么仅仅几小时后就会使其他地区大难临头。[13]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很多健康问题由国内事件演化为公共健康危机，艾滋病最早是美国发现之后流行于全世界。全球化使得公共健康风险的传播速率大、影响范围广、性质更为严重（如病毒变异），后果的不可控性增强。以高度流动性、经济相互依赖和通过电子手段相互连接为特征的世界中，这些威胁已成为一种大得多的危险。国家边境的传统防御工事已不能防范疾病或传染病媒介的侵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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