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纠纷解决实例：从道义立场看被冤枉者

刑事司法的机器一旦启动，就很难停下来了。杨文娟已身陷囹圄，境况不容乐观。

1.民间权威：协商无力

杨文娟的妹夫张和平曾是镇边某村的村委会主任，具有一定的权威，得知此事后，他做了两件事，第一是代表杨家找派出所所长谭辉，希望谭辉从中协商，做几位肉贩的思想工作，看能否通过退还所收的钱，避免官司继续下去。谭辉表示四位肉贩不愿意，而后便不再露面，只让警员接待。^[13]

2.律师：草草应付

张和平做的第二件事是，在寻求和解的同时，联系了自己的律师妹夫王池进行咨询，王池建议聘请律师，遂推荐了贾伟律师。贾伟让郑书国到市里的律所，办理了委托程序，并询问了情况，就让郑书国回去了。郑书国回忆说，感觉贾伟瞧不起自己，也不肯好好解释，而且也从来没有到纠纷现场搜集证据，因而是不靠谱的。^[14]贾伟后来在见郑昆雅时，则抱怨自己的解释郑书国听不懂。^[15]

3.大学生：法律知识和人情关系

此时，郑书国在外读大学的女儿郑昆雅感觉到了家中的危机，在对父亲追根问底了解情况后，立刻赶回家中。她找了相关法律法规，咨询了几位法学院的朋友，有了一些信心。更让她信心倍增的是，其中一位师兄的好友就在市里的法院做法官。

根据法律知识，郑昆雅了解到母亲很有可能是被诬告的，派出所的行为存在瑕疵。基于这个判断，她做了四件事：(www.xing528.com)

首先，重塑杨文娟的身份，即母亲是被冤枉的，以诬告陷害的名义告四位肉贩，并在澄清母亲清白后主张国家赔偿。这一“被冤枉者”身份给了父亲及其他亲人莫大的安慰和勇气，之前他们仍旧很害怕公安机关，担心杨文娟是不是真的违法了，而且即使没有违法，是被诬告了，面对强大的国家权力，也不知如何申冤。主张诬告陷害和国家赔偿不仅赋予了他们道义立场，也为他们提供了具体的法律策略。道义的立场激励他们要争这口“气”，不能平白无故地被欺负，而法律策略为他们“争这口气”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郑昆雅的法学知识让杨家人信心大增。

其次，调整寻求和解的态度，让张和平停止协商，转变为强硬的、拒绝归还给付的态度。此举也立刻产生了积极作用。之前张和平恳求四位肉贩和解的姿态让四位肉贩认为他们在这场纠纷中处于优势地位，是稳赢的，因此想要充分利用优势，不遗余力地把杨文娟彻底整垮。此时，张和平硬气起来，不再寻求和解，四位肉贩不免有些紧张，怀疑杨家已经找到了他们的把柄和对付他们的办法，转而让谭辉主动找张和平，表达愿意和解的意思。^[16]

再次，代替父亲去面见律师，与律师贾伟分析案情，要求律师向县公安局和检察院提起启动立案监督的请求。此举并不顺利，根据律师贾伟的解释，立案监督虽然写在法律条文中，但在现实中却很难实施。可能的途径是，等到审查起诉阶段，通过提交律师意见的方式做无罪辩护。不过，在得知杨文正与县领导有些关系后，贾伟对郑昆雅表示，通过杨文正的关系事情会更好解决。

最后，和舅舅杨文正沟通，以如果进入司法程序，母亲万一被判刑会对她的前程有较大影响为由，力促舅舅通过关系推翻立案，实在不行也一定要把此案结束在审查起诉程序。根据郑昆雅自己的理解，她坚决捍卫母亲清白的表态只是加强了杨家的道义立场，避免杨正文过度责备杨文娟或过分夸大对杨文娟一家的恩情。在推动纠纷解决的意义上，其影响是有限的。而她以自己的前途为理由也并没有把舅舅拉到她的立场，反而欠了舅舅一个大人情。她事后分析，舅舅的能力有限，在这场纠纷解决中也有自己的考虑，不可能为了她的前途不惜代价地向县领导主张母亲的清白。^[17]

在此阶段起到关键作用的是郑昆雅基于法学知识对母亲行为作出没有违法的判断，并据此树立起来了“被冤枉者”身份所天然具有的道义优势，结合告四位肉贩诬告陷害、要求公安机关进行国家赔偿的法律手段，为处于担忧、紧张中的杨家带来了希望。

郑昆雅对法律和人情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她相信母亲没有违法，要求律师在审查起诉之前就向公安或检察院主张立案监督的做法体现了一个了解法学知识的大学生对法律运行的理想化想象。另一方面，她以自己前途为由向舅舅施压，希望舅舅能够运用人脉的做法也体现了她相信人情关系的影响。郑昆雅的目的是为母亲彻底洗清嫌疑，并最大限度地将不利情势转变为有利情势，为了这个目的，她同时利用了法学知识和人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