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忙的春节过去，四位肉贩已经做完了一年中最重要时间段的生意。四个肉贩向派出所举报，声明杨文娟向他们敲诈勒索了共计4000元，派出所立案。
1.派出所：预谋的突然拘留
立案约3个月后，2017年4月25日，派出所所长谭辉带着另外两名警员来到杨家中心超市，将杨文娟带至县公安局，并在审讯约1小时后做出了刑事拘留的决定。审讯的过程相对简单。警员问：“你收了他们钱没有？”杨文娟说：“收了。但是街上都是这样的，而且最初是老董托人找我主动给的。”杨文娟回忆起审讯的细节，警员没有把“但是”后面的话记在本子上。在获得了杨文娟承认收钱、要钱的口供后，警员拿着材料出去了，大概过了一个小时，警员拿着盖着印章的材料，将杨文娟带离公安局，到医院体检，而后投入拘留所。[7]
在警察将杨文娟带走时，杨文娟和丈夫郑书国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以为派出所只是需要当面初步了解情况，不至于什么都还没问就被带到县里的公安局。杨文娟迟迟未归，郑书国前去派出所打听，才知道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于是给杨文娟的弟弟杨文正打电话，杨文正的妻子田静英曾经在市公安局工作过，很快便通过关系得知对杨文娟的拘留决定已被盖上印章，很难从中介入了。即使是明显的错案，让公安撤销立案也不可能，只能等到下一个阶段（即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才有可能通过关系发挥影响。[8]
郑书国早年做过村干部，对基层处理问题的方式有一定的了解。根据他的分析，派出所的行为存在疑点。为什么派出所做出了明显有悖于常理的行为，且拘留程序存在瑕疵？有悖于常理之处在于，公安机关在接到案件后应当首先了解情况，判断案件是民事还是刑事、是否属于管辖范围。在基层乡土社会中，更是以无讼为常态，力求将纠纷解决在基层，为此甚至会将刑事案件作为民事案件处理，以避免启动刑事程序。派出所所长是本地人，不可能不熟悉摆摊习惯法，却将民事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处理。瑕疵之处在于，未经侦查，突然直接带走杨文娟，在县公安局开展简短的审讯后，临时拿到拘留证，这一系列行为太仓促了。[9]
基于怀疑，郑书国与当时的中间人董治中联系，拜托他向董宇村了解情况。根据董治中的转述，董宇村是被迫入伙的，为首的是胡赖臣，鼓动了谭新、谭兰，而后又鼓动董宇村。董宇村最初不想加入他们，但迫于三人的压力不得不加入。董宇村在四人团伙中处于边缘，他也不理解为什么胡赖臣如此有信心能够整垮杨家。郑书国的分析是，派出所所长谭辉收了胡赖臣和另外两人的好处。[10]这样的分析很难直接求证，但或可通过事实侧面印证：其一是董治中的证词。董治中认为，肉贩们太狠了，想一下子整垮杨文娟。为了表示对杨文娟的支持，他书写了一份证词，证明董宇村是主动找他，要“托你面子给老板商量一下”，请他牵线与杨文娟建立摆摊关系。[11]其二，在纠纷解决的最后阶段，在杨文娟被取保候审后，派出所所长谭辉就被调离。这一结果让杨家人倾向于相信郑书国的分析。(www.xing528.com)
图1 董治中证言材料
2.杨文娟：疏忽和面子
笔者很诧异杨文娟为什么在被警员带走时没有反抗，为什么郑书国当时没能及时联系弟媳田静英。根据杨文娟夫妇的叙述，有两个原因比较重要。其一是田静英曾经在立案初期得到镇派出所某位警员的消息，并将此消息告诉了杨文娟夫妇。杨文娟夫妇对此有心理准备。其二是她觉得自己没错，整个集镇上都是如此，要抓她的话，那么其他商户便也都有罪了。因此，当派出所的警员们拿着手铐走到她面前，问她是要自己走还是警员带着走时，杨文娟夫妇觉得大概就是去谈个话，了解基本情况，不会有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她是个要面子的人，与其哭闹一番在众人面前丢脸，不如昂首挺胸跟他们走，表示自己是清白的，不怕走这一趟。[12]
杨家的分析不无道理，肉贩们与派出所所长存在联系，决定了立案，而杨家在其中处于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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