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是中国传统的一个核心语汇，早至战国时代便已为儒家思孟学派所重视。在现代学者中，金耀基最早把人情概括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关键术语。[23]人际关系的冲突是对人情往来的打击，当事人之间的感情会因此产生裂缝。在本文所描述的宅基地纠纷中，如果说神意是决定齐国平方决定自忍的关键显性原因，那么出于人情的考量则是他们放弃主张的隐性原因。
表面看来，冲突双方为齐国平与齐中方两家，两家为同族，且在历史上有过联盟关系。从村庄的关系结构来看，两家关系属于同姓族亲。[24]在村庄的日常往来中，两家人一直在“共情”。林村人尽皆知的宅基地纠纷已经使得两家的关系降至冰点，短期内似乎没有恢复的可能。在对方触碰建房这样的人生大事与核心利益后，齐国平并没有基于双方人情关系就放弃主张，在他看来，既然族亲的人能够对后辈如此不仁，那么双方就算撕破脸，老死不相往来也要斗一斗。所以说，决定他自忍的人情因素不在这里，而是前文所讲到的系争之地北面的邻居——姚家河一家。
姚心兰从未明说这个因素。倒是齐国平自己与其子齐文对笔者说过，这是他们放弃与齐中方争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姚心兰与姚家河之父为堂兄妹，按照鄂北的风俗，女子出嫁后，她与堂兄弟之间的社会关系自然中断，双方没有礼节来往的习惯法要求。[25]当然，双方约定也可以通过“共情”来培养私人关系。齐国平与姚家河两家通过礼节维持着私人关系，在齐文和姚家女儿的升学宴、齐文叔叔婚礼等宴请上，姚家河一家都随礼且赴宴。姚家河经营了一家小商店，齐国平家凡是能够在商店获得的商品都尽量照顾姚家的生意。逢年过节，两家人经常走动，互相请客吃饭。在纠纷爆发之前，姚家在空地上围了一小块地用来养鸡，并且还开辟了一条从姚家后门出来的小道。齐文告诉笔者：
前年我妹妹周岁的时候，他们家因为我们安排座位的问题有很大意见，导致双方家庭出现了一些矛盾，今年过年，我家有三次叫他们来我家吃饭姚家河他都不过来。从利益上说，那个地正好在他们房子的左手边，现在有一片空地，他们开辟了一小块种菜养鸡，如果以后那边建了房子，一方面把他们堵住了，另一方面他们也就没有地方种菜养鸡了。我奶奶试探过他们，他们也不是很愿意我们在那儿建房，所以左邻右舍都不愿意，这房子建起来了住着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也真不想在那儿建房子了。[26](www.xing528.com)
姚家的态度很关键，他们暗地里的反对让姚心兰多少有些难受。齐中方之妻对外宣称“整条山冈上的人都不愿意你们家在这里建房”，她还举例说，南边与她家间隔好几家的王小永也私下让她反对齐国平。这很容易让齐国平家深思：王家反对不足为奇，毕竟齐、王两家算是“世仇”，但姚家是否也私下找过齐中方让他们拒绝齐国平的建房主张？维持私人之间的关系本不容易，对方因为排座次的事情有些看法，旧矛盾还未消除。到时候又因为坚持建房而与姚家产生新的怨怼，显然这样得不偿失。
说得更具体些，支撑着齐国平一家最终自忍的人情因素的核心亦可被称为“脸面”，特别是其道德性含义——脸。[27]在“共情”的关系中，齐、姚两家以走动、互惠、互助、送礼等行为来表达这一独特的私人感情。任何一方没有做好或者说行动不符合“共情”的规范都可能会产生“丢脸”的耻感。也正是这个原因，姚家不能直接对齐国平表达不愿意他临近建房的意愿。因为两家“共情”的基础建立在姚心兰与姚家河之父二人堂兄妹的亲情之上，姚心兰更是不愿意公开讲明姚家态度是他们选择自忍的关键原因。
通过这部分的分析可知，构成齐国平方自忍的决定性因素包括显性与隐性两个方面，二者对林村民众而言有着相对独立的逻辑与意义。由于此事件中的神明以一种道德箴言式的告诫发布其意旨，且以村民日常理性能够很容易把握，故对村民而言这是可以言说的，它构成了齐国平自忍的“说法”。另一方面，齐国平与姚家河两家是一种通过“共情”习惯法来维持的一种相对的、亲密的私人关系，两家的交往需符合“脸面”的社会规范要求，任何一方对其违反都会产生羞耻感，这部分却是不可言说的。可以想见的是，可言说与不可言说的两种要素在事件中互相加强，正是在这两种因素的互构中，齐国平最终选择了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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