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后，干群矛盾在全国都得到了缓解。由于林村没有其他产业资源，村干部与村民发生关系只基于外来资源，主要是国家政策福利输入的情形，所以，村干部与村民之间大体上并没有紧张关系。[13]但也正因为此，村干部的权威很难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得到展示。
据齐国平说，在2018年腊月，齐中方先找到村主任说明自己将拒绝齐国平建房。然后，村主任给后者打了电话。村里面找过齐中方两次，但都一无所获。村主任对笔者说：“齐中方就讲，当时齐国平第一次去他家让他们把东西搬一搬的语气很强硬，这让他们很不舒服。所以他家一下子就拒绝了，并声称‘除非我死了’。”村主任的调解工作都是背对背式的，从未把二人聚在一起调解，他认为那样只会激化矛盾。村主任并没有完全地支持齐国平的请求，至少在他看来，2004年的口头协议是有很多瑕疵的。 “的确，当时他们有矛盾的时候也没有找个第三方，也没有找村里面的人出面，所以现在很难办，没有什么证据。”
齐国平并不认可村主任的说法，当时达成协议的时候旁边是有人证的，这几个人当时正在帮助齐中方打地基。这其中包括齐国平的伯父，是一名老工匠。当年，他和齐中方为此还打过一架，因为齐中方要越过当时已经协议好的边界。在场者还有一位王姓匠人，不过姚心兰认为“现在找别人出来作证，不会有人愿意的，谁都不愿意得罪人”。[14]对于齐中方声称因态度不好而拒绝齐国平的请求，齐国平更是不赞同。他回忆说，当时并没有说话不得体的地方，他认为“对方这完全是随便找了一个借口”。[15]他对村主任并不信任，认为村主任没有尽心尽力地维护自己的合理诉求。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齐中方的一个堂侄在背后作梗，此人48岁，离异带着10岁的女儿跟着老父母一起过，年轻的时候是有名的小流氓。而村主任上台前跟他一起干过偷鸡摸狗的事情，所以现在他手上有村主任的把柄，这使得村主任不敢尽力调解。
其实，村主任跟齐国平家也是沾亲带故的，姚心兰与村主任同姓，两家还在“共情”[16]。齐国平之子齐文认为，从感情上讲，村主任并不是不想帮我们。另一方面，从个人政绩来看，由于他家尚未有自己的房子，所以他们是登记在册的“贫困户”，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已经专门下达《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提出“确保到2020年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好基础”。在这样的压力下，村主任没有理由不积极解决齐国平的住房问题。为此，他还专门建议过他们到镇上买房，也建议过让他在马蹄形老村庄北面山冈上建房，他说那里以后会专门用来提供宅基地。不过，齐国平拒绝了村主任的建议。齐国平之子齐文年22岁，在武汉某高校学习法学。他告诉笔者：(www.xing528.com)
正月十六我跟我爸找过村主任，我当时就向他提出：你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如果解决不了，我也不怪你，我就去找那些能解决问题的人。村主任当时就说，我们不能解决的话，究竟谁能解决？我当时直接说，你们解决不了，我就向上级请求解决。村主任当时就无话。我也跟主任说了，把宅基地让给他们也行，只要他们能办下来房产证，我一句话都不说，肯定让。[17]
从齐文的言辞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与其父及其祖母的想法是有些不同的。法学训练给他带来了法律意识，所以，他对村主任的问话既包含请求也包含“威胁”。并且，他在思考此纠纷时基本上无视了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而同时，以这种语言沟通也隐含着另一层意思——齐国平一家对村主任主持公道不再抱有希望。
村主任并非是对当年的协议有所怀疑，他仅仅通过询问几个当时的见证者即可察知。面对齐中方的强硬态度，村主任颇感尴尬。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领导干部，他的权威并没有被尊重。我们无法证实齐国平的怀疑，即主任是否因被别人抓住了把柄而丧失了中立性不得而知。但就纠纷双方而言，村主任刚上任半年，且他的口碑本就不算良好，显然已经不具有超然德行，而仅凭政治上的权威他无法使村民服气。况且，对村主任个人而言，解决纠纷固然是他的工作内容之一，但他并不负有化解矛盾的法律义务和政治任务。或许帮齐国平解决住房问题是更重要的任务，而住房不一定要建在齐中方隔壁。在这样的心态下，他反客为主，提出希望齐国平一家能够配合他工作，或在城镇买房，或另选地址。据村民王和煦讲，村里把“跑马岗”中段村委会所在房子周边的杂草修除工作交给姚心兰，这样其实是变相给他们家福利。而正是这个“福利”使得他们家在这次纠纷中很难对村主任提出硬性要求，正所谓“拿人家的手软”。这个事实得到了齐文的确认，但他不认为因此就会“手软”，他们家是贫困户，这个工作也没有多少钱，所以他依然敢于提出自己的质疑。但从乡村社会的规则来看，村主任确实从福利分配中获得了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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