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发金融债务：经济结构短板暴露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出台系列经济刺激政策，实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把双刃剑，执行有效可以缓解资金紧张状况，有利经济恢复增长，延缓债务危机。但在经济存在结构性缺陷时，宽松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凸显，如流动性投放结构失衡，反而造成无效产能库存膨胀；尽管能暂时延缓债务，但债务人财务状况短期内未得到根本改善，反而会造成金融泡沫积聚。（见表12）许多企业长期处于“以贷付息”、“以贷补亏”状态，充裕的流动性供给掩盖了实体经济长期负债经营的现实，表面看似能正常流转，实际潜在融资（负债）规模上不断扩张。一旦银根收紧，大量自身“造血”能力不足，长期依赖“金融输血”存活的经济实体，债务断口显现，面临决算出清风险。因此，为了消除前期宏观刺激政策的消极影响，货币政策从相对宽松转向稳健，势必造成大量债务集中进入“决算期”，再加上资产泡沫在宏观政策调控下大量缩水，形成了庞大的资金链断口，形成严重的债务危机。这是引发温州局部金融风波的共性成因。

表12　历年M2与GDP对照表[14]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是全国性的，但为何对温州区域经济影响特别大？所以更需要关注的是温州区域经济存在的个性问题。从上述数据看，温州金融风险较其他区域，明显存在先发高发特征。从各地反馈的信息看，温州局部金融风波发作要早两年左右，其他区域迟至2013年后才出现不同程度的债务问题。而且，相对区域经济总量温州的债务规模明显较为严重。金融案件收案标的2015年最高值（661.21亿元）较2010年（65.52亿元）增长了超过十倍。2012年甚至超过上海直辖市的总量，个案均值远远超过上海。（见表13、14）究其成因，主要存在如下因素影响：

1.经济成分影响

由于当前中国市场金融抑制[15]特征明显，相对国有经济，民营企业获得金融配置的能力要弱许多且机会要小许多，一旦银根收紧，“压贷抽贷”首先拿民营企业开刀。温州作为民营经济的发祥地，民营经济在区域经济中占比较高，因此受银根收紧的政策影响相对较大，爆发的债务问题比其他区域要严重。从全国范围看，各地的债务风波均以民营企业债务多发先发为主。

表13　上海、温州法院金融案件收案标的对比表

表14　上海、温州法院金融案件个案均值对比表(www.xing528.com)

表13、14说明[16]：①由于上海法院的金融案件不包括民间借贷案件，为保持可比性，所以温州数据已扣除民间借贷案件数额。②受宽松货币政策影响，上海法院金融案件收案标的在2011年前后，亦明显出现先抑后扬趋势。个案均值走势图几乎平行。③上海作为直辖市，GDP超过温州五倍以上，对比可见温州金融案件收案规模庞大。④上海作为金融集聚区，金融总部集中，造成其金融收案中信用卡案件居多，2015年上海法院金融案件收案87833件，信用卡案件收案66536件，占比超过3/4。信用卡案件额小量大，造成上海法院金融案件个案均值远远低于温州。

2.产业结构问题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眼镜、打火机、鞋服等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温州产业受到巨大冲击。同时，温州以制造业为主的传统产业，产能落后，市场萎缩，产业增长乏力，在货币宽松期，未能实现产业健康转型，反而过度扩张投向房地产、矿产等资金密集型行业，产生大量资产泡沫，留下巨大隐患。随着银根收紧，温州许多产业正是国家宏观政策重点调控的对象。所以可以说，不是国家宏观调控造成温州区域债务先发高发；而是区域产业结构长期失衡发展，成为调控重点，在宏观调控作用下，快速进入“决算期”，才导致债务问题集中爆发。

3.经营模式问题

温州金融风险先发高发，大家往往更关注产业结构问题，实际更突出的是区域产业经营水平低下的问题。脱胎于早期的家庭作坊的温州企业缺乏现代经营理念，缺乏规范公司治理体系，习惯于夫妻店、父子兄弟一起上，以致公私不分、厂家不分，产权不明晰；以致产业形态“低小散”问题突出，可持续发展能力差。由于缺乏规范公司治理，产权不明晰，以致其难以吸收股权投资或者上市融资，融资模式过度依赖传统民间借贷和银行信贷。一旦遇到银根紧缩，借贷融资因到期无法续期就造成债务“提前决算”，便会迅速演化成债务高发态势。由于缺乏规范公司治理，致使企业一旦经营失败，难以适用破产制度规范安全退出市场，严重挫伤创业创新的积极性，同时使债务断口难以通过破产决算出清，债务无限传导和扩张，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