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业股份制改革进一步推动

波塔、西拉内斯和施莱弗的研究指出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使银行出现目标转向，政府可能将银行当作准财政使用，为了社会目的而给特定企业或产业贷款。[41]这正是我国银行业的历史。过去我国银行业一直承担着第二财政的职能，是国企和地方政府的主要融资来源。2001～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对不良贷款历史成因的抽样调查显示，我国对老工业企业发放贷款和对盲目重复建设发放贷款形成的不良贷款占1/3，经济过热时发放贷款形成的不良贷款占1/3，国家实施破产、兼并、改制形成的不良贷款占1/3。而从具体原因看，因国有银行内部管理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约占19.3％，由于银行客户、宏观经济体制变化等外部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约占80.7％。[42]

为了改善我国银行业的内部治理，使国有银行变成真正的金融企业，2003～2005年间中央政府启动了四大行的股改。让我国的国有银行转变成股份制商业银行。四大行通过财务重组在海外和内地上市。四大行的股改是具有历史突破意义的，但力度有限，股改后国家和国有法人作为控股股东仍对四大行的经营管理享有绝对的主导权。四大行的经营发展并未进入真正的市场化阶段，更准确地说目前四大行仍处于准市场化阶段。国有大型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在以2014年年底为结算点的过去的12个季度里持续上升。2014年四大国有银行共核销坏账1289.8亿贷款，是2013年521.1亿的1倍以上。[43]而风险加速暴露是2014年银行业净利润下降的最主要原因。而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则表示：“在实体经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调整过程中，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市场进入和退出频率加快，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中不可避免地会使银行形成一部分不良贷款。”而这些产能、库存和杠杆又正是中央政府鼓励和支持某种行业发展时由宽松信贷造成的。政府的不良贷款也是银行的主要风险敞口之一。截至2012年初，银行账面地方政府待清偿债务总额高达8.5万亿元人民币，其中不良贷款预计在20％～30％左右。[44]因此中国的大型银行甚至股份制商业银行离真正的金融企业还有一定的距离，我国还需进一步推动银行业的股份制改革。(www.xing528.com)

金融机构自救工具可能成为推动我国银行业体制改革的重要机会。国有大型银行在运行正常时更替资本是比较困难的，各方都缺乏更替资本的动力。但如果出现破产危机，金融机构自救工具则可以成为国有大型银行更替资本的契机。金融机构自救工具可以核销国家或国有法人持股，允许民营资本或是外资注入，以最小的成本更替股本。这不仅可以减轻政府为银行注资或剥离不良资产的财政负担，还可能改变政府为银行兜底的局面，让中国银行业的发展真正进入市场化阶段。“十三五”规划提出，2016～2020年中国将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促进内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45]随着我国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逐步开放资本账户也只是时间问题。面对更强大的竞争和更自由的市场，中国银行业的变革迫在眉睫，而资本更替是企业变革的根本方式。国有银行是时代的产物，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国家或国有法人控股将无法避免银行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的工具，银行很难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独立经营。为了实现银行的独立经营，政府应逐步从大型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退资，并开放民营资本的注资。金融机构自救工具可以帮助政府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对大型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本更替。政府的退资并不意味着失去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而是通过从经营者到监管者的角色转化，实现从内部控制到外部控制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