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学家对主要货币的影响

世界三大货币的趋势是：①美国美元世界影响的减弱（weakening）；②欧元的不确定性；③日元在全球舞台的结构性下降。这些结构性变化是全球宏观图景的较大演变的一部分，把发达市场（DM）的权重转移至新兴市场（EM）。[13]基于与香港地区的紧密关系，港元的国际地位会相应增强。

外汇政策与出口政策密切联系，中国的出口政策实际上是维持系统稳定的政策。[14]衰颓的人民币政策和有限的贸易灵活性是实现目标的工具。关于结构变化的驱动因素。“是什么使货币市场发生变化和改变货币的相对重要性？这归根于长期货币的定制和国家支付余额的变化。其一，估值。管理外汇市场的关键规则是如果货币不是由政策制定者公开操纵，它应转回到某些工具或公平价值中。一些经济学家将公平价值视为购买力平价（PPP），这由《经济学家》通过大机械指数公开。如果货币在持续期间内升值到特定点，东道国出口会丧失竞争性。Ceteris paribus认为可持续的货币升值阻碍发展，更强劲的货币帮助限制国家通胀，缓慢发展和低通胀的前景的变化趋向于创造央行放松银根的投资者预期。预期的变化和实施上的发展通胀的多样性常常导致投资者削减以该货币指定资产的风险敞口，这反过来，将减弱货币需求和导致外汇贬值，最终使货币回归公平价值。货币经历持续贬值时方向则相反。有人认为，这些循环常常持续5至7年。实证证明，平均反流程也可能比其更快，尤其是当公平价值变得被极端高估或低估。结构变化在潜在通胀和利率下能够增减公平价值。有人倾向于，特定商品货币和新兴市场货币的更高的公平价值和美国美元的较低的公平价值。其二，支付余额。短中期的货币的需求是由支付余额帮助确定的。随着监管壁垒的减少和信息更加可得，投资者更愿意到海外寻求资本和转移风险，反过来增加的货币供求的复杂性。”[15]

1.美国美元主导地位减弱

“美国至今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经济于2009年占世界经济GDP的30％。美国美元，继续作为最可贸易货币在外汇市场上占所有2010年外汇交易的45％，这是美元存储货币地位的来源的部分因素。美国是消费者大国，私人消费占GDP的70％，当美国迅猛发展时，美国更多在海外花费和购买，这反映了美国经常账户的慢性赤字，过去39年中有31年如此。但这也是美元国际化的自然之路。经常账户赤字意味着，更多美元发至海外，支付来自美国的进口，离岸美元反过来，创制更深入多样的美元资本市场。和所有其他一样，慢性经常账户赤字是美元价值的缺陷。美国具有强烈的本地歧视，例如美国投资者强烈地强调以美国资产投资，近20年，多亏市场国际化，这一歧视有些减轻。美国人海外投资更多，这致使扩大的贸易赤字带来美元滞涨，使得美元在发展期间更弱，经济下滑时更强。美国的巨大债务加重了美元更长期间的弱势。因为需要低利率来保持债务不爆发，从而使经济脱离可持续发展轨道。低利率当然会加重美元负担，还会损害国际对美国可持续发展和美元在内的资产的信心。”

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结构正在发生变化，这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国家增加收入和需求发展以便在众多新兴市场创造更多可持续的自然资源需求。国家的TOT是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率，这些变化有利于TOT积极地在出口国休克。提高其意味着出口价格比进口价格增长更快，有利于积极地发展力量。对于商品货币，贸易和投资流都支持提高其长期公平价值。许多投资者努力提高更多新兴市场风险敞口，通过销售美国美元来发展新兴市场货币需求，甚至许多央行试图增加其新兴市场货币风险敞口和减少在外汇储备中的美国美元资产股份，但是，是以非常慢的速度。国际货币基金的平均央行外汇储备数据显示，所谓的其他国家货币在外汇储备中的股份从2007年的1.8％提升到2011年的5.1％。而美国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股份从几乎从90％降至60％多。

从这些结构的变化中受益的主要将是新兴市场货币和商品货币。新兴市场的关键国家及新世界秩序冒着退低美国美元公平价值的风险，加强战略地转移美国美元货币的需求。这些新兴市场货币对美国美元的公平价值的影响是重大的，如商品和新兴市场货币同样占美国贸易权重篮子51％的比例。这并非说美国美元单方向的贬值趋势。基于其安全避税其地位，美元优势仍会是长期的，如其见证了2008年雷曼次贷危机和2010年欧债危机。

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院6月24日发布的《亚太地区发展报告（2014）》蓝皮书预计，2022年，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名义GDP约为26.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为20.6％。从美国美元中多样化分离是现实趋势，这将侵蚀美国美元的主导世界地位。[16]

美国的汇率政策。美国贸易和外汇政策的经济复兴压力可能威胁人民币的基础稳定。美国外汇政策是本地政策逻辑的结果。在经济扩张和雇佣增加的既得利益要求的压力下，美国几届政府增加财政支出，这导致了赤字余额的扩大。为了解决赤字余额问题，美国政府没有采取措施抑制本地需求，但要求主要贸易伙伴开放市场，扩大本地需求，增加汇率，声明美国货币来自不公平贸易，是非充分本地需求和低估贸易伙伴方货币的赤字余额。[17]

2.欧元不确定性持续

从1999年加入欧盟后，欧元面临许多绊脚阻碍，包括没有充分执行机制的规则，尤其是1997年《稳定和发展法》准备建立一体化一种货币的欧洲，欧洲货币联盟（EMU）成员需要保持3％GDP的财政赤字和60％的债务对GDP比率，国家若打破这些规则，将会受到警告的禁令。近年来，从2010年后半年，边缘国家光天化日之下在欧债危机爆发后，使这两个数据多次超过法律要求，甚至核心国家德国，在12年中有5年使财政赤字超过GDP的3％，但自从1999年以来，欧盟当局并没有采取行动。

欧元在其可持续性上从未获得过国际信心。诺贝尔桂冠者Milton Friedman，曾说新欧元不会持续超过10年。欧债危机加重了欧元破灭的恐惧。

解决欧债危机需要进一步一体化、以更强大的能力监督成员国和执行经济稳定规则。困境是，很多欧盟国家不愿把主权交给超国家组织，那会侵蚀几个世纪以来的本国文化。欧盟在失败和进一步一体化之间会选择后者，这有利于欧元复兴。市场分析家认为，世界会在5年后以看美国的方式看欧盟，统一的基金市场会挑战美国国库基金市场的流动性，欧元会与美元一样分享世界存储货币地位，从2012年以来，美元财富基金市场资本化总量和汇票市场达到10.32万亿美国美元，与欧盟政府基金市场总量相匹敌。如果欧元复兴，欧盟支付余额变化意味着至少在贸易权重基础上，欧元接近长期公平价值。欧元账户经常是平衡的，尽管许多边缘国家存在较大财政赤字。资本流可能挥发掉，但会支持欧元需求增加。短期看欧元地区发展不会导致银根紧缩的通胀。这一区分也不会导致欧元汇率提高。存储多样化是促进欧元需求的长期因素，因此在世界市场相对重要。当央行和主权财富基金多样化作为风险管理的美元部分，流动性需求会限制其进入非常大的市场。欧元周围有太多不确定性，与欧盟的协议合规履行较差，但结构性缺陷难以轻易解决。[18]

3.日元、英镑与美元地位的对比变化的实体经济数据(www.xing528.com)

“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新的经济数据令中国更加接近日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英国广播公司BBC上午的报道说，中国经济目前估计已经超过了日本，但一些分析师认为，由于中日货币汇率的波动，令这两个国家的地位难以比较。日本共同社今天11点发布的报道认为，中国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与上季度相比更猛，中国GDP在2010年可能‘赶超’日本。”[19]

外贸结构的变化本身也帮助中国在世界阶梯的上升中以日本为代价。[20]日本《外汇和外贸监管法》修改了原被视为阻碍与非居民之间的交易的规定。[21]这一修改促进了日本海外投资和以非日元结算。与美国的本地投资偏颇减少相似，日本也面临本地投资偏颇的减少，日本投资者更多地投向外币指定的基金和投资信托。

自从2008年次贷危机中日元获取相对于大多数其他货币的优势地位后，其趋势可能发生变化，但只是渐变。美国利率会再度于次贷危机之后升高。日本在人口减少和老龄化及有限的资源下，没有强烈的理由期待20年后很大发展复兴引起的通胀和在日本利率的显著增加。日元经常账户平衡发生变化，这是由于日本日元的持续增长，劳动力的减少，全球市场竞争的增加和收入的减少。[22]

随着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日元在国际市场的地位下降，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将于2010年超过日本在全球贸易合作方的重要性。人民币国际地位的上升并非以日元的结构性下降为代价，人民币国际化，日本是较大的受益国，也从世界受益中间接受益。中国改正了将贸易结算这个马车置于货币可兑换这匹马之前的做法。资本账户可兑换对中国创造新的出口和资本市场有利，这并非来自直接对日本出口和资本市场的分割或侵蚀。促进建立地区汇率合作机制对人民币和日元发行之间的干预是不可行的。[23]日本和中国是东亚货币合作的主要国家，有地缘优势，良好的经济贸易投资往来基础和历史合作关系。日本人民虽然不偏向中国，但仅仅出于对日本经济政治感兴趣，搁置政治和历史障碍，促进中日货币合作有利于日本经济政治发展，促进中日货币合作在日本是有基础和实现条件的。

4.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港元国际地位继续加强

随着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香港地区港元国际地位会加强，与人民币的联系会加强。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会对香港地区港元构成威胁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其一，人民币虽然在终端零售和旅游酒店业广泛使用，但不会动摇香港每日绝大多数交易中香港地区港元的地位，正如欧元在英国，欧元被有选择地接受，尤其是在旅游目的地。香港地区港元不会因为人民币而被边缘化，而是基于“一国两制”政策、我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更加稳定和强化。其二，人民币将会逐渐成为香港地区港元与美元的估值基准。虽然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外汇变量和货币政策联系更加紧密。离岸人民币是对盯住的美国美元的可兑换的替换，而香港地区港元是美国美元与人民币之间完全可兑换、完全可支付的路径。[24]如果人民币增值，就会有强大的资本流入香港。只有人民币完全可兑换、可支付，才能把香港地区港元机制从美元连接到人民币。人民币资本账户完全自由时，香港地区港元机制将连接人民币。

人民币成为第三大世界货币，被重新界定为G4，不仅增加了中国的铸币税，大大减少了外汇风险，增加了人民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中国的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将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影响深远。

表述货币主权习惯性限制的精确内容的确定观点的产生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协议宪章创设的义务网络的影响。一人可能尝试地提及货币事务的合作义务，或许，禁止竞争性贬值或歧视性货币实践。[25]

在此种情况下，国家间的合作和约束他们的现存规则不能充分地防止金融危机。跨国货币市场的参与者也发挥作用，国际货币基金近来考虑危机预防和解决中的涉及私人部门的方式和工具。冻结令单边地施加或由联合国安委会实施禁令是最新的例子。[26]

这与公法对单边基础上再支付的干预义务有关。有许多不同的事实情形，这其中有一些重叠：债务人国家单边地宣称外国债权人的自己的支付义务的备忘录，国家禁止其国民向外国债权人支付，或以外币支付，国家实施外汇控制，国家法院禁止国际货币义务的再支付。国家征收金融义务但并不赔偿，国家发行特种货币的冻结货币义务，这种货币是以外国债权人所有的货币。[27]

“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份额，一个必要条件是中国对外输出人民币。通常，可以采用两种方式输出本币：一是‘贸易收支顺差+资本账户逆差’方式，强调出口扩张下的贸易收益。典型代表是德国和日本；二是‘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方式，强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利益。典型代表是美国和英国。”[28]人民币加入货币篮子，是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成果，将打破人民币国际化藩篱，改变美国单边化货币金融政策对世界金融秩序的干扰，增加我国铸币税，转移金融风险，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金融秩序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人民币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建设民主、公平、和谐的国际金融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