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一带一路”实际上是人民币的周边化战略,是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或地区行使货币职能,开展周边货币财政法律政策合作与协调,推进人民币的周边化灵活、便利安排与使用。人民币周边化借助地理、历史、文化合作优势,可以超越国际组织、国际协议进行更深更广的合作安排,弥补国际条约多边化协调利益范围广、冲突大带来的低效和进程迟缓、合作水平低等问题,随着人民币“一带一路”接受国增多,跨境贸易、投资额增多,离岸中心和互换合作协议增多,人民币“一带一路”将提高新兴市场货币话语权、国际地位和民主权益,通过合作积累抗衡美元等发达国家货币霸权,改变世界货币金融旧秩序,建设世界货币金融新秩序。“一带一路”国家的金融体制和开放程度水平低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为中国借“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的同时,为带动周边国家地区市场机制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提供了机遇。
1.人民币国际化促进“五通”目标实现
“一带一路”的“五通”战略内涵包括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而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是“五通”战略的关键和血脉。贸易畅通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和周边地区贸易合作,减少壁垒,使贸易更加自由、便利和贸易区的建设。资金融通包括人民币作为互换、结算货币的范围和规模的沿线周边化,沿线周边金融市场建设和金融机构筹建与合作,证券的沿线周边发行和沿线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证券在我国发行,沿线周边国家主权、商业基金和社会资金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包括国际货币金融合作新理念和新模式,新的国际货币的提供以及新的国际金融组织的建立。“一带一路”是包容性发展的重要经济实践,以经济走廊理论、经济带理论、21世纪国际合作理论等创新经济发展理论、区域合作理论、全球化理论,带给世界共商、共建、共享和包容发展的新理念与新模式。次贷危机导致其他国家损失高达4万亿美元,呼吁新的世界货币,为世界货币体系贡献更加稳定的锚货币和避风港。“一带一路”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是人民币地区化、周边化的先行实践,是完善和稳定世界货币体系,增加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国家实践,由中国提供结算货币、计价工具、资金技术等支持。“一带一路”作为重要的公共产品供应平台,其推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型国际金融组织建设。从规则、治理结构到业务标准都是发达国家设计的,发展中国家话语权较少,国际金融组织并不民主,不利于公平、合理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形成,“一带一路”是我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实践。
在流动性支持上,“一带一路”战略激发了国内贸易对人民币的需求,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为沿线周边国家贸易发展提供更多流动性,畅通“一带一路”贸易目标。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要求更多沿线周边国家以人民币为结算计价货币,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结算计价工具,人民币国际化要求签订更多的货币互换协议,而“一带一路”沿线周边国家的双边货币合作是起点和重要组成。人民币国际化要求利率、汇率市场化,必然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周边地区市场化的利率、汇率更加市场化的安排。人民币国际化会带来离岸金融市场和离岸中心建设的兴盛发展,这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周边国家的离岸金融市场和离岸中心的建设,为后者提供典范和案例。在规避第三方计价货币风险上,由于计价货币选择受到货币供给波动、汇率波动、货币交易成本、利率收益等多种因素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使用这种货币的成本。而美元计价在次贷危机后面临很大的汇率波动风险,而以人民币计价,可以规避第三方汇率风险。实践证明,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可。人民币币值稳定,享有良好国际声誉,其使用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就是其币值稳定的一个侧面反映。另外,中国的资产收益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持有人民币也可以有可观的资产增值,我国的经济实力为人民币提供信用保障。在金融支持上,“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需要金融支持,人民币为“一带一路”夯实金融基础,形成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优势,通过成立新型多边金融机构筹集全球金融资源,通过贷款、直接投资、项目融资、人民币债券形式提供金融支持。人民币提供金融安全锚,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一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贸易金融水平相对较高,风险较低,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全方位的金融安全锚和避险机制,为维护区域经济和金融安全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维护地区利益、提供地区话语权,还对积累区域货币管理经验和加强区域监管合作有重要意义。(www.xing528.com)
2.促进沿线周边经济合作
截至2014年6月15日,向WTO申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达到585个,区域经济合作还涉及经济一体化、金融一体化、生产要素一体化、产品市场一体化、贸易一体化,等等,呈现不同方面、不同深度和不同层次的合作。贸易一体化是合作的基础和最低层次,经济一体化则体现更强的经济联系和合作深度。1961年蒙代尔(Helliwell,1996)提出“最优货币区”理论。赫利韦尔发现,加拿大两省之间的贸易份额是加拿大同一个省同美国一个州贸易份额的20倍,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加拿大国内贸易使用同种货币,但是对美贸易却要涉及两种货币。罗斯(2000)也发现,如果两个国家使用相同货币,其贸易份额是使用不同货币的两个国家间贸易份额的3倍。弗兰克尔和罗斯(2002)提出,“告示效应”可能是货币联盟对贸易影响的一个途径与原因。在这一点上,即使反对欧洲货币联盟的费尔德斯坦也承认,不同国家更多地使用同一种货币可以有效地降低区域内部的贸易成本。罗斯和恩格尔(2002)指出,货币联盟内的国家具有更小的实际汇率波动与更加一致的经济周期,其内部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要明显高于其他国家。Adjaute和Danthine(2003)认为,货币的统一有利于提升区域内金融市场的稳定,促进区域内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梅勒茨(Melitz,2004)指出,统一的货币使得区域内各国对于外生冲击表现出相似的反应以及经济同步变动。只有使用区域内部货币,才能促进区域经济政策协调、地域国际资本冲击(Goldberg and Tille,2008)。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周边国家的货币应克服货币使用惯性,使人民币成为区域货币甚至国际货币而促进“一带一路”战略落实。
货币区的成本和收益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Michael Artis,2002)。区域货币使用的成本和收益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美国次贷危机是发展区域货币现实需要的案例,有利于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区域贸易和经济目标。关于区域货币的使用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内生性假说(endogeneity hypothesis)认为,建立货币区可以促进区域内贸易,增大区域内贸易的比重,提升区域内国家的相互依存性。当需求冲击或政策冲击到来时,区域内各国的相互联系将使其经济周期趋同。专业化假说(specialization hypothesis)认为,货币区带来的区域内贸易发展会加剧区域内部的贸易分工、加快贸易转移,使各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提升专业化程度,从而使区域内国家更容易遭受非对称性冲击的影响,区域内各国经济周期的趋同性下降。内生性假说居于主流,原因可能是:区域内贸易分工主要存在于低技术含量产业,高技术产业仍然呈现分散化(Knarvik,2000),国家遭受非对称性冲击所受的影响与对称性冲击相比要更小,在国家层面上来说,影响是十分平滑的(Grauwe,2000)。内生性假说提出在货币区建立后,最优货币区会产生自我强化的效应,贸易一体化和经济一体化相伴相随、同向发展(Frankel and Rose,1998)。在此基础上,Boeri(2005)提出货币区的建立使要素流通更加便利,有利于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经济周期的趋同,夏沃(Schiavo)(2008)发现货币一体化可以促进资本市场一体化,然后促进区域内各国产生相近的经济周期。本文支持“一带一路”会促进沿线周边国家的专业化分工、加快贸易转移、深化区域合作,使沿线周边国家发挥比较优势,提升专业化程度,区域内各国经济周期的趋同性下降。因为沿线周边国家低技术含量产业占很大比重,国家遭受非对称性冲击影响大,专业化假说更符合沿线周边产业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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