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中国革命人士 | 《列宁主义论纲》成果

除了共产国际按照列宁的战略思想对中国革命进行帮助和指导外，列宁本人对中国革命也给予了一定的直接关怀和帮助。这主要表现在他与中国革命者和其他人士的会面及所阐述的一些思想中。

第一，三次会见“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等。

刘绍周（后改名刘泽荣），广东高要县人，1892年生。5岁时随父母前往俄国。读完中学后进入彼得堡大学物理数学系学习。毕业后在高加索一所中学任教。1916年秋又回到彼得堡入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学习。俄国革命爆发后，他从事当地华工的救济事务。1917年4月创办“中华旅俄联合会”（次年底更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任会长。

共产国际一大召开时，刘绍周和张永奎被邀列席大会。他支持成立共产国际，支持共产国际的革命主张。就在这次大会上，刘绍周和张永奎拜会了列宁，转达了联合会全体成员对列宁的敬意。列宁很亲切地和他们坐在一起交谈，关心地询问了联合会及他们两人的情况。

刘绍周后来回忆说：“我第一次拜访列宁同志是在1919年3月，当时我正列席共产国际第一届大会，记得第一次去见这位伟大领袖时，是在下午大会休会时间……他还问我是否要在大会上发言……我回答了他的问话，告诉他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说很好。”^[39]

1919年3月5日，共产国际一大召开第四次会议。会议由列宁主持。在季诺维也夫发言之后，列宁宣布：“现在请中国代表发言。”刘绍周于是发了言，他先是用中文讲话，但因为他讲的是广东话，怕代表们听不懂，后改用俄语继续发言。1919年3月6日的《真理报》发表了他的祝贺词。

这是刘绍周他们第一次见到列宁，也是列宁第一次正式会见中国工人代表。

第二次是1919年11月19日。当时，联合会的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难。刘绍周找到列宁的妹妹玛丽娅·伊里尼什娜，希望通过她见到列宁。伊里尼什娜当即打电话给列宁，约定第二天10点会见。次日，列宁在克里姆林宫亲切会见了刘绍周，同他谈了中国革命、中国工人生活和联合会的工作等问题，时间长达一小时。列宁在详细了解联合会的工作情况后，问起中国国内局势和革命运动的情况。当谈到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时，列宁说这样的运动非常重要，并且表示相信，中俄两国人民必定会建立起最友好的关系，共同进行反帝斗争。会见时，列宁还在外交人民委员部1919年10月7日给刘绍周开的证明信上批示：“谨请各苏维埃机关和主管部门尽力协助刘绍周同志”，并在信上签名。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刘绍周和安恩学出席共产国际二大。刘绍周还参加了有列宁在内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讨论了列宁起草的提纲和罗易的补充提纲。7月28日，在大会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刘绍周作了发言。

就在会议期间的7月22日，刘绍周第三次会见了列宁。当时，有消息说以张斯麟中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将来莫斯科访问，刘绍周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证实了这一消息。由于害怕列强干涉，张斯麟名义上是前往远东共和国首都，以救济当地的华侨。但是，北京政府又希望他了解一下苏俄的情况，有可能就非正式地同政府人员谈一谈，听听他们对中国有什么建议。这就意味着张斯麟要自己设法与苏维埃政府取得联系。但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对中国政府没有发出任何通知表示极为不满（当时北京政府由于列强的压力，避免直接与苏俄通电），打算拒绝接受这种不合国际惯例的来访。

为此，刘绍周给列宁写了一封信，扼要说明了希望允许中国代表来莫斯科的理由，准备托秘书转交给列宁。可是，当他走到主席办公室时，列宁正在那里。列宁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亲切地会见了他。看了信后，列宁表示，不管怎么样，派代表团来总是值得欢迎的。有代表来谈谈，将有益于两国之间的关系，对两国人民都有好处。列宁立即给外交人民委员部作了批示：可以让中国代表团现在就来。刘绍周对这一结果非常满意。

第二，会见张斯麟等人。

在列宁的关照下，张斯麟将军及其随员、原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张永奎、朱绍阳等人，于1920年9月5日到达莫斯科，受到热烈欢迎。苏维埃政府把张斯麟当作中国政府首次派到苏俄首都的外交使节，给予非常好的待遇。

在会谈中，苏方表示热切希望同中国建立邦交，准备根据1919年7月25日的对华宣言早日同中国订立协定，并提议就此与张进行谈判。张斯麟电告北京政府，北京政府即来电指示张斯麟切勿进行谈判，立即离俄回国。

尽管如此，苏俄方面并没有改变对代表团的友好态度。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由与张斯麟会谈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签署并亲手交给了张斯麟。

11月2日，在中国代表团离莫斯科回国前夕，列宁亲自会见了张斯麟及其随员张永奎、朱绍阳等人。列宁在会谈中表示：中国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是了解和接近苏俄的一个步骤；他相信，这种联系将会进一步得到加强，因为两国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列宁的谈话精神和苏俄第二次对华宣言传到中国后，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20年11月18日，张斯麟代表团回国，刘绍周决定辞去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之职，携妻随同回国。离开莫斯科前，刘绍周写信给列宁，说：“在我动身去中国的时候，向你表示最好的祝愿和为你一贯对我表示出的关心，特别是对我领导团体的关心和有求必应的态度，致以深切的谢意。我祝你一切如意，在你的巨大努力中健康和成功。”^[40]

第三，会见瞿秋白。

1920年10月16日，瞿秋白作为北京《晨报》驻莫斯科的特派记者，与北京政府驻苏俄总领事陈广平一同出发，前往俄国进行实地考察。1921年1月25日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三大召开时，他以新闻记者身份出席了会议。

会议期间，有一次，列宁与他在走廊上相遇，给他介绍了几份关于东方问题的材料。因为工作忙，列宁和他略谈几句后就走开了。这是瞿秋白第一次直接与列宁交谈。在会上，他还见到列宁发言。在《赤都心史》中，瞿秋白生动地描绘了列宁出席大会的情况。他写道：每逢列宁在大会上演说时，“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中”。会外，瞿秋白还以中国《晨报》记者身份正式采访了列宁和托洛茨基。

第四，会见中国社会党人江亢虎。

江亢虎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北京创建了中国社会党。袁世凯当上总统后，他亡命赴美。当他回国后，马克思主义已日渐传播。还要不要重新组织社会党？要不要搞社会主义？他决定到苏俄亲自调查以后再定。

于是，他于1921年3月携妻乘坐北京政府派驻苏俄的外交代表的专车，从北京出发，6月21日到达莫斯科。第二天，江亢虎就以中国社会党代表资格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原来共产国际给了他正式代表的证件，但由于会议有所保留，他自己要求作为列席代表与会。

大会期间，他三次听到列宁的演说，两次受到列宁的正式会见。列宁很友好地询问了江亢虎的来俄历程及中国近来的情况，表示了对他的慰问和对中国革命的期望。列宁还约定与他作第三次会见，以便就中国情况进行详细交谈，后由于列宁生病离开莫斯科去了乡间而作罢。

江亢虎在俄期间，受到苏俄政府的优待，但他得到的总印象是：“俄国的共产主义，暂时总算是试验失败”。逗留一段时间后，他便取道欧洲回国了。

第五，会见张国焘、张秋白、邓培。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代表团一行44人出席了大会。列宁因病没有出席大会，但一直关心大会的进展情况，并同每一个代表团讨论了他们所在国的特殊问题。

会议期间，列宁正式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国铁路工人代表邓培。

当这三人来到克里姆林宫列宁办公处的会客室时，列宁立即从隔壁的办公室走过来接见他们。在亲切愉快的气氛中，张秋白首先请列宁对中国革命给予指教。列宁谦虚地回答说，他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很少，只知道孙中山是中国革命领袖，但也不知道孙中山先生这些年来做了些什么，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

不过列宁显然十分关注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所以他转而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列宁又以同样的问题询问张国焘，并希望张国焘详细介绍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张国焘表示，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当努力促进各反帝革命势力的团结。对他们的回答，列宁频频点头，表示满意。

会见将结束时，列宁紧握邓培的手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

这次会见长达两小时之久。这是列宁对中国革命代表最重要的一次会见，也是最后一次正式会见。列宁在会见中所论及的问题，是当时中国革命中最突出的一个问题。

代表团回国后，国民党代表张秋白把列宁的谈话精神和远东代表大会的情况向孙中山作了详细汇报，对孙中山最后作出国共合作的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参加大会的代表，则直接被党中央邀请参加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对党制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起了积极作用。

【注释】

[1]《恩格斯传》，人民出版社，2000，第519页。

[2]同上书，第520页。

[3]《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85页。

[4]同上。(www.xing528.com)

[5]《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223页。

[6]《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64页。

[7]《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105页。

[8]《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291、290页。

[9]《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95页。

[10]《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5页。

[11]《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17页。

[12]《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79页。

[13]《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45页。

[14]《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第319页。

[15]《列宁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140页。

[16]《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185页。

[17]《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245页。

[18]《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152页。

[19]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第52页。

[20]《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人民出版社，1985，第28页。

[21]《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160页。

[22]《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163页。

[23]同上书，第428页。

[24]《孙中山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5，第500页。

[25]孙剑晨译：《与孙中山交换的外交信件》，《史学译丛》1958年第3期。

[26]《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8期，第2页。

[27]卡尔图诺娃：《加仑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7页。

[28]《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第509页。

[29]《孙中山全集》第11卷，中华书局，1986，第641页。

[30]《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296页。

[31]《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198页。

[32]《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55页。

[33]《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224页。

[34]同上书，第111页。

[35]《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324页。

[36]《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395页。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4页。

[38]《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第431页。

[39]《工人日报》1960年4月21日。

[40]谢维廖夫：《刘泽荣回忆列宁》，《远东事务》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