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思的是，正是在由中国问题而引起的《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列宁首次使用了“帝国主义”的概念。1915年，列宁开始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全面研究，并于1916年写成经典性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
帝国主义理论的创立，使得列宁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了新的发展。虽然此后列宁没有再写过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但从各类文章中涉及中国问题的论述看，列宁已更加突出地把中国问题放到帝国主义时代的大背景中来认识和对待，从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中来揭示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从帝国主义的矛盾运动中来揭示中国问题的影响，从世界革命的宏观战略中来考虑和实施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帮助。
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和格局中，中国成为帝国主义竞相掠夺、又合谋瓜分的对象。“资本家需要掠夺土耳其、波斯、中国。”[30]因而，各国列强拼命地撕咬中国这块肥肉。英、德、法、俄以及意大利的资本家最先叼走了瓜分的肥肉，后来日本又进入这个行列，“几乎攫取了有4亿人口的整个中国”[31]。
在创立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列宁构建了他独特的“一国胜利论”和世界革命论，坚持把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他出于保卫苏维埃政权的需要，也为当时一度大好的革命形势所鼓舞，努力将其世界革命的理论付诸实施，并制定了实际的世界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方针，建立了旨在推进世界革命的国际共产党组织——共产国际。所以，十月革命后，列宁进一步把中国和中国革命纳入了他的世界革命的宏观战略。
1919年底，亚洲国家革命者的联合组织“东方国际宣传委员会”在塔什干发表的《告东方被压迫的苦难人民书》中，根据列宁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东方被压迫民族和西方无产阶级的联盟万岁”的口号。1920年，列宁为共产国际二大草拟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并在会议上作了专门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有关思想。会后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下的东方民族宣传和行动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东方民族》，正式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列宁对这一口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www.xing528.com)
列宁以世界革命的战略眼光直接审视和论述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希望并要求两者间互相支持，互相促进。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就要求俄国革命党人说：“我们……要有步骤地推动现在受大俄罗斯人压迫的一切民族、亚洲的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印度、中国、波斯等）举行起义。”[32]十月革命后，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帝国主义战争把附属国的人民卷进了世界历史。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考虑如何在各个非资本主义国家内为组织苏维埃运动奠定头一块基石。”[33]1920年5月10日，列宁在致印度革命协会的贺词中表示：“只有在印度、中国、朝鲜、日本、波斯、土耳其的工人和农民携起手来一起进行共同的解放事业的时候，彻底战胜剥削者才有了保证。”[34]
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风暴开始低落，而东方的民族民主革命却方兴未艾。在这样的形势下，列宁越来越把俄国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联系起来，给予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以更高的评价和更大的期望，甚至断言，世界革命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1921年12月，他在给共产国际东方各民族宣传及行动委员会的信中写道：“现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吸引东方劳动群众参加政治生活。”[35]
1923年3月，列宁在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深入思考了处在四面包围中的、经济落后的苏维埃俄国能不能支持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胜利的问题。当他把眼光转向东方以后，不觉充满了信心。他把世界革命的希望和苏维埃俄国的命运寄托在东方革命身上：“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36]
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来说，苏维埃俄国极为迫切地需要中国政府的承认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需要与中国建立正常的睦邻友好关系，以便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干涉，使苏维埃政权得以保存下来。列宁的世界革命战略清楚地阐明了这种需要和意图。正是出于这种需要和意图，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才不断派出代表与中国方面取得联系，并扶助中国的革命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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