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论纲：解读与机会主义的斗争

第二国际虽然在总体上具有历史性的功绩，但其内部始终存在着不同政治倾向的斗争。特别是从19世纪末开始，由于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了许多新课题，因而第二国际内部产生了左、中、右三种倾向和派别的明显分化和斗争。列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国际舞台、参加第二国际活动的。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列宁与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第一，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出现，是第二国际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898年至1903年，先后在4次代表大会上连续展开伯恩施坦问题的大辩论。而后这一斗争就在第二国际内部展开。列宁认为，这是国际的革命社会民主派“同社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进行的第一次真正国际性的搏斗”^[10]，因此，对这场斗争极为关注。

列宁还没有走上国际舞台时，首先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济主义进行了斗争，有力地削弱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影响。

随后，列宁在第二国际内，为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与各种机会主义倾向和派别进行了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他看到修正主义的泛滥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为了从思想理论上真正批倒修正主义，并清除它对工人运动的影响，列宁先后写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欧洲工人运动中的分歧》《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等著作，从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方面对修正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

列宁深刻地指出，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的公式，清楚地表明了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11]

列宁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程，揭示了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性，同时，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分析了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阶级根源以及表现形式，充分估价了马克思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的理论斗争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伟大意义。

第二，在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上与机会主义的斗争。

1905至1917年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中心问题是战争、和平与革命问题。机会主义者或者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或者用“防御”“进攻”的概念来区分战争性质，主张保卫资产阶级祖国。列宁在历次代表大会上对诸如此类的机会主义观点，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批判，强调指出：军国主义是阶级压迫的主要工具，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必须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鼓动工作，必须尽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来唤起受压迫的阶级和阶层，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

列宁特别重视《巴塞尔反战宣言》，认为它总结了各国许多反战的宣传鼓动文献，最确切而全面地、最庄严而正式地阐述了社会党人对战争的观点和策略，不仅有助于推动各国工人的反战运动，而且是揭露和反对机会主义的檄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机会主义者纷纷背弃《巴塞尔反战宣言》的精神，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第二国际因此而陷于破产。列宁先后写了《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破产》《社会主义与战争》等一系列著作，精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和策略，鲜明地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与机会主义立场的对立，批驳了机会主义者歪曲战争性质和鼓吹“保卫祖国”的谬论，规定了革命社会民主党应当遵循的正确路线。(www.xing528.com)

第三，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与机会主义的斗争。

民族殖民地问题是帝国主义时代一个突出的问题，也是第二国际内部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以万·科尔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者在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美化殖民政策，甚至提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的口号，认为“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12]。鲍威尔等人则提出民族文化自治纲领，否认被压迫民族的政治独立和自治，主张把散居各地的同一民族组成法定民族，在文化事务上实行自治。

针对这些观点，列宁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指出“社会主义殖民政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只能是打倒任何形式的殖民政策。列宁特别把民族问题与帝国主义时代和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强调划分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是马克思主义考察和解决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而摧毁了机会主义民族殖民地问题主张的理论基础。

列宁还批驳民族文化自治纲领，提出了每一种民族文化中有两种文化的原理，并进一步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进程中坚持民族自决权的重要性。

第四，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

1914年9月，考茨基在《新时代》上提出“超帝国主义”的观点，后来又进一步发挥，成为为社会沙文主义辩护的理论基础。一战期间，列宁系统地研究了帝国主义理论，同时，对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列宁指出，考茨基把帝国主义定义为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对农业国家兼并的一种政策是不符合事实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恰好不是只兼并农业区域，而是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地区。因此，这一定义的关键是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割裂开来，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现实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因此，列宁指出，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客观的即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

第二国际破产以后，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继续对机会主义，包括以伯尔尼国际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批判和斗争。但那严格说来已不属于第二国际时期，所以我们不再把它们作为本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