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对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列宁非常注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以解决俄国革命、建设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各种复杂问题。
早在中学时代，列宁就开始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19世纪90年代初，他已深刻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当他于一八九三年来到彼得堡时，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已经有了渊博的知识。这一点使当时的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感到非常惊奇。”[8]
1905年革命期间，为了解决俄国革命的战略策略问题，列宁非常仔细地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1848年欧洲革命的各种著作，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梅林编印的有关德国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遗著》第三卷等等。
为了研究和制定武装起义的方针，列宁“不仅反复地阅读和极细致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关于革命与起义的所有著作，而且还读了不少军事书籍，全面地考虑了武装起义的技术问题，武装起义的组织问题。他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远比旁人所知道的多得多”[9]。
在国内战争的严峻日子里，克鲁普斯卡娅有时到列宁的办公室去，看到“周围的人都很不安，而伊里奇却在读马克思的著作，而且难于脱手”。克鲁普斯卡娅认为：“列宁醉心于马克思的著作，并不是为了使神经镇静，……而是为了‘请教’马克思，以便从他那里找到对工人运动最迫切问题的回答。”[10]
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当作仅在口头背诵的教条。列宁认为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决不在于背诵词句的多少，不在于必须永远遵守‘正统的’公式，而在于促进广泛的工人运动，促进群众的组织和主动性。”[11]
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和关系，列宁在他的著作和演说中，无数次地重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列宁把这句话称作“经典性的论点”，认为必须再三地予以重复强调。
他认为，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12]。(www.xing528.com)
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指南而不是教条，关键是要认真考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和客观的条件，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具体的实际相结合。
真理是具体的，现实是复杂的。原则抽象于现实，它的应用也要以现实为基础，而不能超越时空当作适用于一切的公式。这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因为这种理论和任何理论一样，至多只能指出基本的一般的东西，只能大体上概括实际生活中的复杂情况。”[13]如果只知道千篇一律地套用某个原则，那么，这样的原则什么问题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
正是这个原因，列宁坚决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坚决揭露了各种机会主义者的教条主义面目。
他曾经嘲讽考茨基，说考茨基的书桌和脑袋里一定有许多箱子，把马克思所写的一切东西放得井井有条，引用起来极其方便。但是当社会主义革命真正到来时，他却用马克思的个别词句来掩盖他背叛马克思的实质，他的小册子是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
列宁还指出，俄国孟什维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用教条主义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简单化、庸俗化并加以歪曲，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精神”[14]。
列宁还批评俄国革命队伍中的某些人，就像一个脑袋里装着引文盒的学者一样，摆弄引文，可是一旦遇到书中没有谈到的问题，他就束手无策，从盒子里抽出恰恰不该抽出的引文来。这种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实际上是一窍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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