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下的共产主义经济体制及《列宁主义论纲》

1918年5月底，国内战争爆发。9月2日，苏维埃宣布全国为“统一的军营”。全国进入“战时共产主义”或称“军事共产主义”时期。

战时共产主义涵盖生产、交换、分配、领导方法等各个方面。

战时共产主义最主要的政策是实行余粮收集制。但按中央编译局著名专家的意见，准确的译法和名称应该是“粮食征收制”。

1918年5月9日，内战还未爆发，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关于授予粮食人民委员部非常全权同隐匿存粮和投机贩卖存粮的农村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法令，实行“粮食专政”，垄断粮食买卖和固定价格。

法令规定，“除粮食所有者的田地所必需的种子以及他们的家庭到下次收获前所必需的口粮以外，一普特粮食也不应该留在他们手中”，国家要“对全部存粮实行最严格的核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不交余粮者被宣布为“人民敌人”。

1919年1月1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粮食征收制的法令，将“粮食专政”具体化为“粮食征收制”。规定无偿征收农民的“余粮”，但实际上征收的不仅是“余粮”，而且还有口粮、种子粮等。禁止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私人贸易。为此，成立主要由工人组成的征粮队，派往各地农村征收粮食。1918—1920年间俄国建立了2700个征粮队，参加的工人有82000人。由于征粮队采用暴力夺粮，频繁引发农民的反抗^[95]。

列宁后来承认：“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96]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除了大工业以外，全部中小工业也都收归国有。国民经济实行了严格的中央集权管理制。工农国防委员会成为当时苏维埃国家最高的经济、政治、军事机关。工业的管理和计划工作集中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部门的总管理局和各中央委员会以及生产部手中。此外，还建立了集团性的生产联合组织，称为托拉斯。地方上成立了86个省国民经济委员会。

全部工业按照服从于战时任务的集中计划进行工作。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各总管理局和委员会，直接给每一企业制定生产计划、物资技术供应计划和产品分配计划。企业从上级机关得到原料和所需的机器，并按上级机关的规定提交产品。这种集中领导制度称为“总局制”。(www.xing528.com)

每个收归国有的企业，则由管理委员会来领导。管理委员会的成员，2/3由地方或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派，1/3由工人选举。

国内外贸易实行国家垄断，禁止自由贸易，取消商品生产和流通。国家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商品贸易，任何个人都不得从事贸易活动，任何公民都必须参加一个消费公社。经济关系实行实物化，以限制货币、信贷和财政的作用。

农村基本上是小农生产。但苏维埃也在某些原来拥有先进技术的地主庄园上建立了国营农场，还建立了农业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等形式的集体农庄。1920年，集体农庄已超过1万个。

1919年2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社会主义土地整理和向社会主义农业过渡的措施的条例》，规定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制度，拟定了帮助和促进农民合作化的措施。但显然，当时实行大规模农业集体化的前提条件是不成熟的。

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保证了国家最大限度地动员和集中全国的资源，有计划地利用资源，以维持战时经济的各主要部门，为前线服务，战胜国内外敌人。但它并不是正常状态下科学的经济管理体制，因此它的作用是有限的。

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过急地摧毁一切旧的生产关系，人为地禁止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和发展，过快地实行工业、贸易国有化，取消私商活动，堵塞流通渠道，用国家法令的手段实行生产和分配。这些做法脱离了当时小农经济占优势的俄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指导思想上，列宁当时不仅把战时共产主义当作对付战争、维持生存的手段，而且打算通过这一高度集中的体制，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列宁当时对于社会主义的看法，还具有抽象化、理想化的色彩，主要从逻辑推演的角度勾画一种在各方面均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因此，便自觉不自觉地把战时共产主义当作最接近或最易于接近理想模式的体制来对待了。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许多领导人看来，整个国家像个大工厂一样，统一劳动，平等分配，由国家靠行政命令手段组织生产和消费，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形式。自由贸易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应完全消灭商品，实行产品经济形式。市场的存在及其自发调节是不能允许的。粮食垄断和余粮收集制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措施等。

正是由于指导思想上的这一偏差和局限，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