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必须回答通过什么方式取得政权,通过什么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但同时,他们也指出了和平方式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并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用暴力方式还是和平方式,应当由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加以选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问题作了新的精辟的论述。他着重根据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实践和刚形成的帝国主义时代到处军国主义化的事实,强调了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列宁首先从分析国家这架特殊的强力机器的特殊构成入手,指出国家主要是指拥有监狱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这个武装队伍,完全不同于氏族社会的居民自动武装组织,它是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时产生的,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现在,这个特殊的武装队伍正随着剥削阶级国家内部和外部矛盾的尖锐化而日益加强起来。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能够使国家官吏和武装队伍服从的,只有枪杆、刺刀、大炮等非常权威的手段。因此,马克思主义高度评价暴力在社会根本变革中的革命作用,认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
列宁进一步结合现实的阶级斗争,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15]
他说道,自从资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对抗的发展,国家政权也就愈益具有压迫无产阶级的社会权力的性质。资产阶级使最能表现这架特殊强力机器性质的官僚和军事机构逐渐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化过程都反映出这个共同特征。1848年,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先后被骑兵和马刀镇压下去的事实说明,国家机器的空前加强,它的官僚和军事机构的扩大,为的是要对无产阶级加强镇压。1871年,当法国无产阶级没有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强力工具时,资产阶级却利用反革命的暴力将革命淹没在血泊之中。(www.xing528.com)
事实告诉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是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资产阶级决不会自愿放弃自己统治的权利、压迫的权利以及从被奴役的工人、农民身上榨取成千上万的收入的权利,因此,总是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机器镇压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就不可能建立为自己服务的国家。“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16]
列宁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17],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
列宁回顾了欧美国家形成官僚军事机器的过程,指出在1848—1851年间,法国由于阶级斗争的不断加剧而形成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的过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先进国家的历史中也以多样的形式一再表现出来。因此,把马克思根据1848—1851年法国阶级斗争经验而作出的关于打破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推广应用于现在整个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完全正确的。
列宁指出,19世纪70年代,英国还是纯粹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还没有军阀制度,大体上也没有官僚制度。因此,马克思在1871年提出的关于当时的英国革命很有可能不必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的结论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现在,在1917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立了”。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官僚机器都已经普遍得到加强。“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和官僚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制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打碎、破坏‘现成的’(是1914—1917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出来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18]
列宁的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了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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