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主义论纲：一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思想

1915—1916年间，列宁通过对帝国主义问题的深入研究，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并以此论证了“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观点。

列宁的这一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迄今为止，很多书刊在论及列宁这一思想时，却存在着两种偏向：一种是将列宁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对立起来，在褒扬列宁的同时有意无意地贬抑了马克思、恩格斯。另一种是忽视列宁思想的历史渊源，不了解甚或不承认列宁之前其他人的有关论述。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科学准确地阐明列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社会主义革命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局思考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关系问题。

1847年，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但未发表）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由于大工业建立的世界市场把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紧密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的事变的影响；同时，大工业使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不相上下，以致在这些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成了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1]。

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既说明了各国的无产阶级应该在共同的斗争中互相支持，也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问题。

当然，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是“同时发生”，而并没有说“同时胜利”。从逻辑上说，无产阶级革命“同时发生”的结果，可以是“同时胜利”，也可以是“一国或数国胜利”。

另外，在此之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再使用过“同时发生”的措辞。而在《共产主义原理》基础上加工重写的《共产党宣言》，则用“联合的行动”取代了“同时发生”的提法。

更重要的是，他们一方面强调“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另一方面又指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3]。

所以，通常流行的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同时胜利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对于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首先胜利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思想家和活动家中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单独一个国家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但也有人有另外的看法。例如，杜林早在1877年就提出了社会改革在一国首先发展的可能性问题。(www.xing528.com)

非常明确地肯定社会主义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首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人物福尔马尔。

1878年，福尔马尔在被当局判处监禁期间，写下了《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篇关于社会经济的习作》。在这本小册子中，他专门分析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的可能性问题，得出的结论是：

“在今天和今天可以预见的未来的标准情况下，社会主义在所有的文明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这样一种假设看来是完全可以排除的。”^[4]

“无论如何社会主义首先只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性很大，相反的情况却是远远不可能的。至少这个比较有利的机会是没有把握的”。

福尔马尔把这种首先胜利的国家看成是处于旧秩序包围中的“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样的国家在内部将经历一个“过渡时期”，逐步实行社会改造而走向繁荣；在外部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或暴力干涉，逐步变得强大。因此，这个（些）国家尽管处于孤立状态，仍然能够生存下来并走向繁荣。而其他非社会主义国家，或迟或早也将实现社会主义。那时，社会主义就将不是孤立的国家了^[5]。

毋庸置疑，杜林和福尔马尔在国际共运史上都曾扮演过不光彩的角色，但是研究历史必须尊重事实，不能因人废言。况且，福尔马尔成为机会主义者是19世纪90年代的事。此前，特别是写这篇文章时，他还是工人运动的积极活动家，并曾得到恩格斯的赞赏。

如果撇开他们一生的功过是非不说，仅从这篇文章而言，福尔马尔的观点和论证都是清楚的，也是正确的。无论从基本思想，还是从使用的语言，都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首先胜利的观点。这一事实，应该在社会主义思想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得到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