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要认真算清时间细账,倒排后段工作日程
我刚才翻了手机上的日历,今天是11月21日。11月份是30天,12月份是31天,除去今天,今年就只有40天了,而这40天中,还有6个双休日。如果除掉6个双休日,实际工作日就只有28天了。这还要寄希望于我们各位身体健康和心情愉快。如果这两点没有保证的话,那么就根本没有时间做事了。所以,这次会议之后,大家要逐月、逐周和逐天安排各项工作特别是主要工作。然后,逐天、逐周和逐月抓好落实。
2.要淡化个人名利思想,强化干事创业观念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看到,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拿破仑当年曾经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话在今天仍然没有错。无论是大丈夫还是女强人,志在“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也是无可厚非的。一般来说,一个人从政,那么就要奋发有为争取当“长”;一个人经商,那么就要千方百计努力成“家”。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充分利用现有“台阶”,强化干事创业观念。在这里本人着重围绕这个方面与在座的各位负责同志特别是县市区委书记和县市区长们谈谈心。县市区这一级在我们党执政兴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县市区的治理在我们国家的治理中处于非常突出的地位。
首先,从古今历史上看。“郡县治,天下安”。我们国家自秦始皇开县制以来,无论行政区划怎么变化,但县一级都是最稳定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县级官员的选拔和任用。清代的县令是由朝廷吏部直接任命的。吏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央组织部。清代的县令是属于当时的“中央管理干部”。县令即位前都要到朝廷报到。报到的时候皇帝要亲自看,有不适之人和出格之人,便立即更换。古人所说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军必发于卒伍”是不乏其例的。比如北宋的著名政治家王安石,他27岁就任浙江鄞县县令,可谓“少年得志”。他上任之后,兴修水利、发展生产,贷谷与民、抑制豪强,尊师重教、培养人才。任职4年,“治绩大举、民称其德”,为他以后的革新变法和矫世易俗打下了坚实基础。又比如明代以《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传之后世的文学家冯梦龙,科举之路十分坎坷,57岁时才补为贡生,61岁才担任福建寿宁知县。他在寿宁任职也是4年。4年期间他减轻徭役、改革吏治,明断讼案、革除弊习,整顿学风、兴利除害,打造了一个百姓安居乐业与社会和谐稳定的寿宁。当时的史书记载是:“牢房时时尽空,不烦狱卒报平安也。”我现在听到一些县市区委书记和县市区长们讲“不是自己有什么想法,而是年龄大了,再搞不上去就没有机会了!”你们不要把年龄看得太重了。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唯年龄,要求重视各个年龄段的干部。前面几次中央组织部到省里来推荐省级领导时,只要没满60岁的正厅级干部都在推荐之列。同时,你们也看到了省委组织部到我们市里考察干部,也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再说我们比一比冯梦龙先生,他57岁才补为贡生,61岁才当福建寿宁知县。我们今天在座的县市区委书记和县市区长哪个的年龄不比冯梦龙当县令时小啊?!邵东县的县委书记黎仁寅同志是1962年9月出生的,新邵县的县委书记伍备战同志是1962年4月出生的,邵阳县的县委书记蒋伟同志是1968年9月出生的,隆回县的县委书记赵湘明同志是1962年11月出生的,洞口县的县委书记艾方毅同志是1962年10月出生的,武冈市的市委书记侯文同志是1974年10月出生的,绥宁县的县委书记唐渊同志是1966年9月出生的,城步县的县委书记罗建南同志是1962年9月出生的,新宁县的县委书记秦立军同志是1960年8月出生的,双清区的区委书记郑再堂同志是1963年12月出生的,北塔区的区委书记肖拥军同志是1966年10月出生的。你们刚才听了,哪个县市区委书记的年龄比冯梦龙先生当县令时大啊?!我们县市区委书记的年龄不大,县市区长的年龄与冯梦龙先生比较起来就显得更加年轻了。邵东县县长沈志定同志是1970年1月出生的,新邵县县长阳晓华同志是1965年1月出生的,邵阳县县长袁玉华同志是1971年11月出生的,隆回县县长马健强同志是1966年9月出生的,洞口县县长周乐彬同志是1963年2月出生的,武冈市市长吴劲松同志是1968年9月出生的,绥宁县县长罗玉梅同志是1971年10月出生的,城步县县长杨博理同志是1969年9月出生的,新宁县县长谭精益同志是1962年12月出生的,大祥区区长李桂楚同志是1963年12月出生的,双清区区长肖平同志是1970年8月出生的,北塔区区长仇珂静同志是1970年12月出生的。你们刚才听了,哪个县市区长的年龄比冯梦龙先生当县令时大啊?!所以,你们与冯梦龙先生比较起来都是小弟弟和小妹妹。根本不要着急!再比如清代的郑板桥,以画家和文学家著称于世。他长期在河南的范县和山东的潍县当知县,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邵东县的黎仁寅同志和邵阳县的蒋伟同志当了两个县的县委书记。郑板桥重视农桑、赈济灾民,案无留牍、室无贿赂、清正廉洁,深得百姓拥戴。其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成为千古流传的爱民心声。也许有人会说我讲的都是外面典型,没有本地例子。那么,我就讲一个邵阳人民的老乡、我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著名思想政治家魏源吧。他是道光二十四年,即公元1844年,50岁时中进士的。随后被任命为江苏省东台县的县令。魏源上任之后,积极伸张正义,严惩污吏恶棍,大力兴修水利,受到人民群众拥护和朝廷上下好评。正当他大展宏图的时候,他母亲去世了。魏源是一个孝子,他便弃官回家丁忧守制。后来有人评论说,魏源的母亲如果早死几年或者晚死几年,魏源肯定要做大官。那么我们隆回的历史乃至我们邵阳的历史就要重写了。此外,历史上的陶渊明、狄仁杰、包拯和海瑞都是当县令出生的。就连我们的总书记习近平同志也是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出身的。更何况我们现在的县市区委书记和县市区长谋的是几十万上百万人口的生计,管的是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大事。如果我们以干事创业为目的的话,那么大家现在这个舞台是够大的了!
其次,从现实生活中看,虽然与古代比较起来,我们现在的任免体制不一样了,但是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对县市区委书记和县市区长仍然是很关心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全国的农业学大寨会议每年召开一次,每一次都开到了县市区委书记。进入新世纪之后,党中央就如何加强县市区委书记和县市区长的选拔任用,多次下发专门文件。我们现在的县市区委书记是省委组织部考察,省委常委研究发文的;我们现在的县市区长是省委组织部考察并研究发文的,实际上是把大家作市级领导看的,至少也是作准市级领导看的。我们邵阳凡是过去当过县市区委书记或者县市区长而现在又还在职的,只有两个人暂时还没有当上市级领导。一个就是我们市审计局局长申建伟同志,市里有关高等院校缺副市级校领导时,我们几次征求申建伟同志的意见,他都婉言谢绝了。一个是我们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蒋绍情同志,蒋绍情同志是“运气”不太好,去年被评为今后可以享受副市级待遇的省部级劳模。后来听说这个政策从哪年哪月起不执行了。所以,我说蒋绍情同志是“运气”不好,“到了嘴边的糖掉到地上了”。除了他们两位之外,其他同志都当上了市级领导或者是享受了市级领导待遇。昨天晚上,我掐着指头,数了一下,我们市里的四大家领导班子中除掉挂职的、党外的和部队的,共有25位同志。这25位同志中,只有5位同志没有当过县市区委书记或县市区长,其中有3位同志还是从省直部门直接下来的。除此之外,其他的20位同志都是由县市区委书记或者县市区长“台阶”走上市级领导岗位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80%的市级领导是由过来的县市区委书记或者县市区长担任的。(www.xing528.com)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县市区委书记和县市区长们,不仅不要认为自己位低权轻,而且应该振作精神,发奋建功立业,造福一方百姓。
3.要积极推进机构改革,正确对待进退留转
如果说我刚才上面那段话,主要是讲给县市区党政一把手听的话,那么我现在下面这段话,主要是讲给市直单位负责同志听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市县两级机构改革今年年底要完成。在现有基础上,政府机构要减少、领导职数要精简、人员编制要压缩。当前,省里正在酝酿出台一些相关政策,我们也正在争取保留一些机构。过来市委和市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不少机构要拆并,领导干部的安排压力仍然很大。尽管如此,市委和市政府在这里可以向大家承诺:不管机构怎么改、不管职数怎么压、不管人员怎么减,但“四个有”是可以保证的。一是有票子发——不管你到哪里任何职,工资照发,补贴照领,奖金照拿;二是有公车坐——你们是什么级别就可以按什么规定坐什么公车,纪检和监察部门不会查你们;三是有文件看——该你阅看的文件照看,该你参加的会议照去;四是有事情做——现在,方方面面的事情很多,正是要人去干尤其是要有真本事和有责任感的人去干。开句玩笑说,如果硬要讲这次机构改革对我们干部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么可能会有一些同志的“乌纱帽”要由现在的戴在“头部”上,改成戴在“屁股”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在大家的职务后面打个括号明确职级。
本人在这里讲这段话,就是希望同志们,不要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机构改革上,老是想着自己何去何从,而应该正确对待个人进退留转,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加快邵阳发展上,放在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任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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