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殿是统治者行使国家管理权力的建筑，是地缘政治的体现；宗庙是祭祀祖先的地方，是国家统治者、管理者依据血缘关系，取得对国家统治、管理合法性的圣地。宗庙有着比宫殿更为悠久的历史，在文明形成、国家出现之前，宗庙已在前国家形态中发挥着作用，而且随着文明化进程的推进，“家天下”到来，宗庙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早期国家区别都城与其他城邑的标志性建筑，就是宗庙。《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关于“都”，文献记载：
明清太庙大殿
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
可见都城与其他一般城邑的区别就在于有无宗庙，正因为如此，文献记载，在早期都城建设中，“宗庙为先”。早期王国的国王通过都城宗庙，体现着自己（国家统治者、管理者）控制国家权力的合理性、合法性。宗庙作为物化的血缘关系之体现，对国家统治者的权力继承、分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宗庙的主要政治功能是面向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统治集团内部的。宫殿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平台，是统治者面向国家、面向百姓的平台，相对宗庙而言，它是面向外部的、国家地缘政治的物化体现。
出于上述原因，早期国家的统治者、管理者对都城的宗庙与宫殿都是十分重视的，宗庙和宫殿成为都城之中的核心建筑。二者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是它们重要性的不同，主要是表现在二者功能不同，宗庙是血缘政治平台，宫殿是地缘政治平台。
人类社会形态从“野蛮”跨入“文明”、从“史前”进入“国家”，随着早期国家的发展，宫殿作为国家的载体，影响越来越大。考古发现的早期王国的都城遗址中，涉及宗庙与宫殿关系者，主要有夏代中晚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与商代早期的偃师商城遗址等。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勘探和发掘的宫城之内的宫殿建筑遗址，以二里头文化三期的一号和二号建筑遗址最为重要，它们分别位于宫城西部和东部。学者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的一、二号建筑遗址可能分别为宫殿与宗庙建筑遗址。
偃师商城的宫城位于偃师商城小城（早期偃师商城）中央，已究明宫城东西两组建筑群的平面布局形制不同，其中西组为宫殿建筑，东组应为宗庙建筑。宫城北部的大规模祭祀遗迹可能即宫城宗庙祭祀的遗存。
此外，在位于陕西省凤翔县的春秋时代秦国都城雍城遗址中，考古工作者在遗址中南部的宫殿区“宫城”之内，考古发掘了马家庄一号与三号建筑遗址。发掘者认为东部的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应为雍城宗庙建筑遗址，西部的三号建筑遗址为宫殿建筑遗址。
马家庄一号建筑群遗址示意图
上述先秦时代都城的宫殿与宗庙均在宫城之中，形成“左庙”与“右宫”并列格局。至于各种各样的“神”在宫城之中没有它们的一席之地，这就是中华古代文明与西方古代文明的最大不同。这种宫庙结合格局也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家国”体系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https://www.xing528.com)
战国时代秦国和秦朝都城是咸阳城，王室和皇室宫殿群在咸阳城的宫城之中，已经考古发掘了多座宫殿建筑遗址。历史文献记载王室、皇室的宗庙则被分别安排在咸阳的宫城之外。置于咸阳城附近的宗庙在咸阳城渭河对岸的渭南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
西汉时代都城的宗庙与宫殿分布格局，在秦咸阳城基础之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宗庙与宫殿在宫城之中“平起平坐”的时代已经随着王国时代结束、帝国时代全面形成而终结，而代表国家的宫殿跃居国家政治的首位，作为“家”的代表之宗庙屈居第二位。中华民族由此从“家国”进入“国家”时代，“家”与“国”两个字空间位置的颠倒，是中华文明的历史巨变，这一历史巨变保证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强化了国家认同、国家凝聚的至高无上，使国家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核心政治观、核心价值观。此后中国历史虽然历经多个王朝，为多个民族管理，但是上述政治观、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越来越强！
西汉晚期出现宗庙与社稷是密切相关的两组礼制建筑，它们东西对称分布在大朝正殿附近的东南部与西南部。关于东汉都城的社稷，《后汉书·祭祀志》记载：“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雒阳，在宗庙之右。”可见东汉时期都城的“左祖右社”规制已形成。
文献记载西晋初期的宗庙，建于铜驼街中部东侧的曹魏宗庙旧址之上，它们位于宫城之外、郭城之内。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又建新的宗庙于宣阳门内。东晋、南朝建康城的宗庙在宫城之外，都城宣阳门与朱雀门之内。北魏平城建都之初，在平城西部修建皇宫——西宫，在西宫南部筑宗庙和社稷。北魏平城的太庙、太社置于宫城之外与郭城之内，但同时道武帝还在宫城之中立神元、思帝、平文、昭成、献明五帝庙，这可能是鲜卑拓跋部统治者复古之反映。北魏洛阳城的宗庙在宫城阊阖门外、内城之中青阳门与西明门大街北侧，铜驼街东西两侧。宗庙的这种布局一直为以后历代所延续。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的宗庙在都城宫城之外、皇城的含光门之内。隋唐洛阳城的宗庙在宫城之外、皇城之内的东南角。北宋都城的宗庙在内城之中，宣德门与州桥之间的御街东部。元世祖在元大都皇城东部、齐化门之内建宗庙。明清都城之宗庙位于皇城之内、宫城前东侧。
宗庙在都城之中空间位置的变化，“左庙”与“右宫”格局的变化，导致大朝正殿“居中”“居前”“居高”，与此同时，在宫城之外、都城之中出现了“左祖右社”。
“社”是中国古代的土地神。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古人认为农业与土地息息相关，因此对“社”的崇拜十分普遍。上自京师，下至乡里，到处都有。古代社会等级观念严格，“社”也分成三六九等，如王有“王社”，侯有“侯社”，县有“县社”（或“公社”），一般乡村则有“里社”。由于“社”的等级不同，其规模也不一样。
西汉王朝在京师长安南郊营建的社位于宗庙建筑群之西，即今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道曹家堡，现已在西安冶金机械厂厂区之中。它与汉宗庙建筑群遗址对称分布于由汉长安城西安门南出的南北路两边。
《汉书·高祖本纪》记载：汉王二年（前205），刘邦进入关中，“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汉长安城的社稷可能就是西汉初年在秦代社稷基础之上改建修筑而成，西汉中期又进行了扩建，这就是文献记载的“官社”。西汉末年王莽当政时，可能这座建筑被废弃，然后又在其南边修筑了新的社稷，这应是元始五年（5）由王莽主持为汉皇室建造的“官稷”遗址。
《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引《续汉志》记载：东汉王朝“立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皆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这与已发现汉平帝元始五年（前5年）所建汉长安城社稷形制相同。社稷之中种植“谷树”（即楮树）来为社稷神的祭祀。
中国古代社稷遗址保存下来的很少，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社稷祭祀对象往往以“树”为之，树不宜长久留存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中国古代以农立国、以农为本，而社稷成为农之代表、国之象征，立国先立社稷，这使社稷与宗庙并列为“国之所重”。国亡则社稷废，社稷成为改朝换代时主要破坏的对象，因此能够保存下的都城之社稷遗址实属罕见。汉长安城社稷遗址是中国古代都城遗址中唯一经考古发现的社稷遗址。
关于社稷活动，文献虽多有记载，但其形制多不清楚。汉长安城社稷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了解中国早期社稷的珍贵资料。从已发现的考古资料来看，东汉洛阳的皇室社稷与西汉长安的情况基本相同。而汉代社稷主要继承了先秦社稷形制，同样它们也影响着以后历代都城社稷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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