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认同的五千年考古学解读：唐代和五代帝陵的探索

唐代统治者一方面继承了前代陵寝制度，另一方面又参照长安城的格局，对帝陵大加修建。有唐一代，这些唐代帝陵的形制、规模、地面石刻的种类和数量，以及出土的文物不尽相同，它们的差异是唐代历史变化的一个缩影。唐代帝陵也是唐朝皇帝生前在长安城中活动的一面历史镜子，由此也可为人们映照出唐代长安的历史。

唐陵陵区的分布

渭北唐陵陵区在长安城北郊的北山山脉南麓，由西向东依次分布有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乾陵、僖宗李儇的靖陵、肃宗李亨的建陵，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宣宗李忱的贞陵、德宗李适的崇陵、敬宗李湛的庄陵、武宗李炎的端陵、高祖李渊的献陵、懿宗李漼的简陵、代宗李豫的元陵、文宗李昂的章陵、中宗李显的定陵、顺宗李诵的丰陵、睿宗李旦的桥陵、宪宗李纯的景陵、穆宗李恒的光陵、玄宗李隆基的泰陵，它们号称“关中唐十八陵”。

唐十八陵分布图

唐十八陵地跨乾县、礼泉、泾阳、三原、富平和蒲城6县，东西绵延150千米。以长安为基点，陵区分别连接西北的乾陵和东北的泰陵，形成了一个102度的扇面形。扇面形地区的地势由南向北逐渐升高，可分为四层阶地：第一层阶地为京城长安，高程340—400米；第二层阶地为咸阳原，高程450米左右；第三层阶地是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所在的渭北高原之上，此阶地高程，除西部的靖陵所在地高程为800米之外，其余高程则为500米；第四层阶地分布着昭陵、乾陵等14座唐陵，即北山山脉南麓或山上，高程750—1200米。唐陵陵区这种地势，体现了唐朝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至高无上思想。

渭北唐帝陵陵区位于北山之阳，所谓“背倚山峰，面临平原”。至于陵区在京师以北，这是沿袭了传统的葬仪。《旧唐书·吕才传》记载“古之葬者，并在国都之北”。父子陵墓相邻也是为了表现晚辈的孝敬之心。唐玄宗朝拜高祖献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中宗定陵和睿宗桥陵，发现桥陵附近的金粟山风水很好，决定百年之后葬于此地，理由是死后仍然能够“孝敬”他的父亲。

渭北唐陵陵区前后延用时间近300年，范围之广几达方圆300里。因而，唐朝最高统治者不可能一开始就对整个陵区做出全面的规划安排。但是就每座帝陵（或每组帝陵）而言，其具体位置的选定是经过反复研究的。如高祖李渊的献陵，位于三原县东20千米处的徐木原上。献陵以东7.5千米有汉太上皇陵。李渊晚年当了太上皇，他想把自己的葬地选择在栎阳，因此献陵修筑于汉太上皇陵西邻。献陵所在地高程高于汉太上皇陵50米。这犹如唐代帝陵陵区比西汉帝陵陵区地势普遍要高一样，它反映了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认为自己要高于前代帝王。有的皇帝的陵址，甚至由本人亲自选定。如昭陵和泰陵就是由太宗和玄宗选定的。太宗认为昭陵所在的九嵕山山势雄伟、“孤耸回绝”。玄宗则认为泰陵所在的金粟山有卧龙栖凤之势。

从整个帝陵陵区来看，高祖献陵东西居中。帝陵分布上大多父子相邻，如太宗昭陵与高宗乾陵（其间的靖陵、建陵为高宗以后所营筑）、睿宗桥陵与玄宗泰陵（其间的景陵、光陵为玄宗以后所营筑）、宪宗景陵与穆宗光陵就属这种情况。此外，也有兄弟相邻的，如敬宗庄陵和武宗端陵即为此例。

唐陵的形制

唐代帝陵根据营造形制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种：积土为冢和因山为陵。积土为冢的唐代帝陵有献陵、庄陵、端陵和靖陵，均分布于西安以北的第三层阶地之上。积土为冢的帝陵封土形如覆斗，外观与西汉帝陵酷肖，唯其规模远逊于汉陵，仅仅与西汉的诸侯王陵墓封土大小相近。如积土为冢的庄陵、端陵封土规模相近，高约16米，底部平面近方形，边长仅58米。靖陵封土规模更小，封土高8.6米，底部平面为方形，边长40米。

唐庄陵封土

唐昭陵所在地九嵕山

九山在陕西省礼泉县境内，突兀而起一座山峰，刺破青天，海拔高达1188米。它的周围，均匀地分布着九道山梁，把它高高拱举。古代把小的山梁称为，因而得名。

积土为冢的帝陵的墓室结构，现在还不太清楚，根据已发掘的南唐二陵来看，唐代帝陵的墓室应前、中、后三室南北相连。石椁放在后墓室。石椁壁上线刻宫廷中的命妇像。帝陵之内放置哀册，而不使用石墓志。哀册由多枚刻字玉片组成，字内填金。

唐代大多数皇帝的陵墓是因山为陵，唐代皇帝的陵墓因山为陵始于太宗昭陵。李世民曾说，“因山为陵”是为了“务从俭约”，并且规定随葬品也不能用金宝珠玉。其实这不过是欺人之谈。因山为陵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借山势的坚固确保陵墓的安全。声称帝陵之内不埋葬金玉，是为了使“奸盗息心”。因山为陵不但不能“俭约”，反而由于凿石为墓，工程艰巨，其劳民伤财之程度，远胜于积土为冢。

唐代因山为陵的帝陵，修筑在唐长安城北的北山山脉诸峰之上，陵墓的地宫开凿于山峰南面的半山腰上，墓道长60—70米，宽3.5—4米。墓道中以排列整齐有序的青石条填封，石条间以铁拴板套接，熔铅灌缝，坚固异常。乾陵、桥陵、定陵、泰陵、建陵、崇陵和简陵等唐陵墓道均发现这类情况。推测墓室墓门为石门，多至数重。墓室应由前、中、后三室组成。墓室之内墓壁有精美浮雕，可能也有绚丽壁画。这类唐陵的墓室没有进行过考古发掘，有关情况又不见于记载，内部布局结构有待今后考古工作去揭示。

唐陵的陵墓四周有夯筑的墙垣，它们以帝陵陵墓为中心，围成一周，形成陵园。唐陵陵园可分为两种类型。

积土为冢的唐陵，陵园平面近方形。如敬宗庄陵和僖宗靖陵二陵园规模相近，陵园边长480—490米；武宗端陵陵园边长540—593米。这类陵园四面中央各开1门，门道正对帝陵封土。

依山为陵的唐陵，陵园因山势走向而营建，因而平面不甚规整，但仍然是每面各开一门，南、东、西门道一般与陵墓地宫正方向相对，北门道与地宫方向对应得不太正，多因山势地形而致。东、西、南、北门分别称为青龙门、白虎门、朱雀门和玄武门。朱雀门是陵园的正门，玄武门是一座重要的门。

唐桥陵俯瞰图

唐泰陵司马道

陵园四角均筑角楼。陵墓一般在陵园中央偏北处。陵园南门内有献殿，殿堂平面为长方形。陵园的总方向为坐北朝南，陵墓选址也是北高南低，背山面原。陵园四门之外一般各有一对土阙，双阙与门之间安置石刻门兽。南门以南有乳台，再南有鹊台。乳台与陵园南门间为司马道（或称神道），其东西两边对称列置大型石雕，有蕃像、石碑、石人、仗马、石鸵鸟、翼马和华表。鹊台和乳台间有下宫。

唐桥陵华表

唐陵的鹊台、乳台和陵园南门，实际是唐陵陵区的三重门，它们颇似长安城郭城的明德门、皇城的朱雀门和宫城的承天门。就大多数唐陵而言，陵园南门距第二道门阙（乳台）600米以上；第二道门阙（乳台）与第三道门阙（鹊台）一般相距2000米，少者1500米左右。唐陵南部的三重门，将唐陵陵区分为三部分：鹊台与乳台间为陵区南部，唐陵陪葬墓分布其间，这里颇似长安的郭城。众多陪葬墓，犹如分布在郭城里坊中的达官显贵的宅第。乳台与南门间，颇似京师的皇城，司马道左右的石刻，可能象征百官衙署，以及皇帝的仪卫。南门内的陵园，似为天子生前的皇宫。就依山为陵的唐陵而言，陵区的三部分相对高度在50—100米间。

唐陵石刻

唐陵石刻主要布置在神道两侧和陵园四门之外，以神道石刻数量和种类最多。每种石刻均为左右对称分列。神道石刻东、西列间距一般为60米，个别25米，多者160米。陵园北门之外的东、西列石马间距一般为30米，个别25米，多者70米。

唐陵石刻形制硕大，雕琢精湛，它既继承发展了汉魏陵墓的石雕艺术传统，又吸收了西域、中亚和南亚地区的艺术因素。石刻中的天马、鸵鸟和石狮等，集中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蕃酋”或“蕃民”石像则反映了唐王朝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

从唐陵石刻的组合与雕刻艺术来看，唐代帝陵石刻的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

初唐期：高祖献陵和太宗昭陵石刻。这一时期帝陵石刻形制特大，如献陵的犀牛，独角，瞋目，合口，通体遍施鳞纹，所谓“皮有臻甲”，身长340厘米，身高207厘米，体态庞大，作走动姿态。这时的帝陵石刻组合尚未形成定制，但对以后影响很大。乾陵以后诸唐陵陵园四门之外各置石狮1对，显然是源于献陵陵园四门之外各置1对石虎的形式。唐陵陵园北门外置石马3对，与昭陵陵园北司马门设“六骏”石刻也有一定关系。昭陵设置“十四国诸蕃君长石像”，开创了唐陵石刻中置“蕃酋”或“蕃民”石像的先河。

盛唐期：高宗乾陵、中宗定陵和睿宗桥陵石刻。这一时期不但继承了前期石刻形制大的特点，而且石刻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加，石刻群的组合已基本形成制度，石雕艺术十分精湛。

中、晚唐期：包括玄宗泰陵至僖宗靖陵的13座唐陵石刻。安史之乱结束了盛唐局面，唐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此期的帝陵石刻也变得卑小。盛唐时期的帝陵石狮一般高2.7—3米，而此期唐陵石狮高仅为1.5—1.7米。这时的唐陵石刻组合在形式上追求左右对称，如天马、石狮等按雄雌、牡牝分左右，石人以文武分左右。雕刻艺术上，线条粗简，有形而少神。

唐陵石刻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石雕艺术产物，堪称我国古代大型石雕艺术的瑰宝，它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唐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发展水平。

唐陵陪葬墓

唐陵中的陪葬墓以初唐的献陵和昭陵最多，盛唐的乾陵、定陵和桥陵次之，而中、晚唐时期的泰陵以下诸陵陪葬墓甚少，或没有陪葬墓。献陵陪葬墓多在帝陵北部和东北部，可能是受西汉帝陵陪葬墓制度的影响。从昭陵开始，陪葬墓一般在帝陵南部和东南部，这种变化有两种原因，一是受唐陵坐北朝南的布局所制约，二是受都城长安布局结构的影响。

乾陵陪葬墓章怀太子墓地宫

章怀太子墓位于乾陵东南约3千米处。章怀太子李贤，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次子。墓封土呈覆斗形，底部长、宽各43米，顶部长、宽各11米，高约18米。封土堆南约50米处尚有残存的一对土阙，高4.5米，底部长、宽各5米，土阙南面有并列的一对石羊。墓中壁画有50多幅，保存基本完好。其中《打马球图》《狩猎出行图》《迎宾图》《观鸟捕蝉图》等都很精彩。

唐陵陪葬墓封土的形状有覆斗形、圆锥形和山形。一般来看，覆斗形封土的墓主地位比圆锥形封土的要高。山形冢墓主大多为战功卓著者。不但封土形状反映出死者身份，坟墓的高低也表示了死者的不同等级地位。唐代规定一品官陪葬帝陵时，其坟墓高一丈八尺；二品官以下，每低一品，其坟高减低二尺。当然这只限于一般文武大臣，建立丰功伟绩的功臣和特殊的皇亲国戚自然不在此列，如李勣墓高七丈，长乐公主墓和阳城公主墓高五丈。

献陵、昭陵与乾陵

在唐代帝陵中，最具代表性与历史重要性的是积土为冢的高祖献陵、依山为陵的太宗昭陵、高宗和武则天合葬墓乾陵。

献　陵

高祖献陵是李渊的陵墓，是唐十八陵中时代最早的帝陵，位于三原县东20千米处的徐木乡永合村和富平县南庄南吕村一带。献陵以东7.5千米即汉太上皇陵。献陵筑于汉太上皇陵西邻，当与李渊晚年的太上皇地位有关，这是他“归志栎阳”的心愿。

唐太宗李世民为给他父亲修建陵墓，曾经颁布命令，要把献陵营建成与汉高祖长陵一样的规模，后来鉴于文武大臣们的反复规劝，才同意按照东汉光武帝原陵的规模去修筑，即封土高六丈（折今18.18米）。献陵封土形如覆斗。陵墓周围营筑陵园。帝陵在陵园中央略偏北。陵园四面墙垣正对陵墓各辟1门。陵园之内，陵墓之南有寝宫、献殿建筑。后寝宫移出陵园，放在陵西南五里，更名“下宫”。

在献陵陵园四门之外4.5米处，各置石虎1对，左右分列。石虎大小、形制相同，身躯浑圆，神态凝重，虎头硕大，颈粗短，背平阔，四腿伫立，垂尾，腹下透雕。这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唯一一座在四面各置1对石虎的陵园。

献　陵

献陵封土今高21米，底部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20米。陵园东西长467米，南北宽470米。

陵园南门外的神道东西两侧还分列石犀牛、石华表各1对。献陵石犀牛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

献陵陪葬墓集中分布于陵东北，这与汉高祖长陵的陪葬墓分布位置比较类似。文献记载，献陵陪葬墓中有诸王16人、公主1人、功臣6人。现有陪葬墓52座，地面现存封土者26座，已发掘和墓前发现石碑者有李凤、李神通、李孝同、臧怀恪、樊兴等人的墓。陪葬墓区东西宽400米、南北长1500米。

昭　陵

唐太宗昭陵是李世民和文德皇后的合葬陵墓。昭陵位于礼泉县东北22.5千米的九嵕山上。昭陵开创唐代皇帝因山为陵的先河。

帝陵所在的陵园遗址东西长15.45千米，南北宽12.65千米，面积113.15平方千米。

《昭陵六骏图》卷·金·赵霖

九嵕山北面地势平缓，进昭陵陵园北司马门，为昭陵祭坛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86米、东西宽53米，南高北低。著名的昭陵“十四国诸蕃君长石像”和“昭陵六骏”石刻就立在祭坛附近，这里至今还保存有部分蕃酋石像的石座及残石像。祭坛以南50米为北山门遗址，东西面阔12米，南北进深3米。山门有门道3个，中间的门道宽2米，两侧的各宽1.5米。山门内为庭院，其南为正殿。庭院正中为方亭，东西北三面为廊，东西廊各长20米，宽7米。

昭陵陵园南门在九嵕山南800米处的皇城村，门外左右对称各置一阙，二阙东西间距90米，阙基为夯筑，阙址底径20多米，残高约8米。门内为献殿。献殿平面呈方形，边长40米，殿内四壁壁画光彩夺目，建筑雄伟壮观。

唐昭陵全景图

“昭陵六骏”之白蹄乌

“昭陵六骏”之特勒骠

“昭陵六骏”之飒露紫(www.xing528.com)

“昭陵六骏”之青骓

“昭陵六骏”之什伐赤

“昭陵六骏”之拳毛

九嵕山西南1150米处的皇坪村分布有昭陵下宫建筑群遗址，遗址东西宽237米，南北长334米。

昭陵石刻是留给后人的珍贵历史文物，前面谈及的“十四国诸蕃君长石像”和“昭陵六骏”可谓其卓越代表。这些石刻的文化渊源可以上溯至汉代霍去病墓上石刻。

据文献记载，唐高宗为了纪念、宣扬其父李世民的丰功伟绩，令雕刻艺术家根据被征服的各地蕃君形象雕刻石像，并刻上其官名。石像高大魁梧，深目高鼻，挎弓佩刀，头着武冠，身穿战服，精神抖擞，器宇轩昂。他们被安置在享殿之前，长年拱立。近年在昭陵北司马门内北廊遗址先后发现了“十四国诸蕃君长石像”中的7个石像座，其上刻有名字，他们是：突厥都布可汗右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焉耆王龙突骑支、吐蕃赞普、高昌王左武卫将军麹智盛、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于阗王伏阇信、帝那伏帝国王阿罗那顺。

昭陵陵园中设置“十四国诸蕃君长石像”，北司马门置“昭陵六骏”，开创了唐陵陵园石像生中置蕃像（“蕃酋”或“蕃臣”）和北神门外设置石马（3对）的先例。

昭陵陪葬墓数量居唐代帝陵之冠。目前已发现的昭陵陪葬墓有200多座。文献记载，昭陵陪葬墓中有皇妃7人、王11人、公主21人、三品以下文官35人、功臣大将军67人，此外还有一些附葬墓。从陪葬墓的分布位置来看，靠近昭陵地宫的山上陪葬墓的主人地位较高，如魏徵、新城公主、长乐公主、城阳公主等。

这些墓或依山为冢，或冢呈覆斗形。墓园有阙。如魏徵葬于九嵕山的凤凰山上，依山为墓，墓前置阙，唐太宗还亲自为他撰、书墓碑碑文。九嵕山下的陪葬墓，一般是根据死者安葬年代早晚分布，早者距九嵕山主峰近，晚者离九嵕山主峰远。山下陪葬墓现有102座，冢形可分山形和圆锥形两种，除李靖、李勣墓和文献记载的阿史那社尔、李思摩的墓冢为山形外，其余陪葬墓均为圆锥形。山形墓冢均有特殊意义，如初唐军事家李靖墓起冢如山峦起伏之状，象征阴山、碛石山。据文献记载，这是为了纪念他平定吐谷浑的丰功伟绩。

唐昭陵陪葬墓分布图

又如声名显赫的李勣其墓冢平面如倒“品”形，由3个各高近20米的锥形封土组成墓冢，据记载它们分别象征着阴山、铁山、乌德鞬山。在李勣墓前，有唐高宗为他撰、书碑文的高大石碑，碑高5.65米，碑首六螭盘结，螭首下垂，碑座为1.2米高的巨型石龟。

阿史那社尔墓起冢象征葱山，这应是唐王朝对他平定龟兹战争的纪念。值得一提的是，在昭陵陪葬墓的墓主人，除了阿史那社尔、李思摩之外，还有阿史那忠、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等一大批少数民族将领，他们大多为多民族的唐帝国的统一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昭陵陪葬墓之阿史那社尔墓

昭陵陪葬墓之李思摩墓

昭陵陪葬墓之李靖墓

昭陵博物馆内收藏的陪葬墓碑

从已知墓主的墓冢来看，前期墓冢的高低大小是反映死者身份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后期陪葬墓冢逾制现象大量出现。

陪葬墓中有附葬者，一般是一个家族埋在一起，如唐俭和唐嘉会二墓、豆卢宽和豆卢仁二墓等。皇室嫡亲或皇帝妃嫔则葬在山上帝陵玄宫附近的南边或东南边。

陪葬墓的石刻既是昭陵石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反映陪葬墓主生前地位的一个方面。昭陵陪葬墓的封土形状和石刻组合关系密切。如覆斗形墓，墓前有石人1对（东西分列），其南面东列石羊3只、西列石虎3只，再南为石柱1对（东西分列），最南端为石碑1通。山形冢冢前均有石刻，冢前有石人1对（东西分列），再南东列石羊3只、西列石虎3只，南端为石碑1通。圆锥形冢冢前石刻组合一般为石羊、石虎和石柱。

太宗和高宗都写得一手好字，他们曾书写了著名的《魏徵碑》《李勣碑》。唐代上流社会流行为死者制作碑志之风，而碑志又以名家书写为荣。因而昭陵陪葬墓众多的碑、志，保存了初唐至盛唐绚丽多彩的书法真迹。

乾　陵

武则天与高宗合葬乾陵。乾陵是唐十八陵中最西边的一座帝陵，位于今乾县县城北4650米处的梁山。梁山海拔1047米，西侧为南北向沟壑，漠河河道从沟中穿过；东麓和北麓较平缓，南面山势较陡。乾陵地宫就开凿于梁山南麓半坡之上。

乾陵平面示意图

乾陵陵园东西宽1438—1450米，南北长1450—1582米。

乾陵全景

根据考古勘查，乾陵地宫位于梁山南边，在山体上开凿出一条长条形坑道作为墓道。墓道以石条填砌，从墓道口至墓门共有39层石条。石条多刻有文字，以千字文记位编号。平行石条间以铁拴板左右连接，上下层用铁棍穿插，用铁水灌注缝隙固定，使墓道内39层石条犹如一体。

墓道两边石壁绘有壁画。据记载，五代时关中唐陵多被温韬盗掘，唯盗掘乾陵之时，因风雨大作、雷电交加，未能打开地宫就仓皇撤离。从考古勘察情况来看，乾陵地宫周围未发现盗洞，墓道结构仍为唐代原样，推测乾陵很可能是关中唯一未被盗掘的唐陵。

乾陵墓道及封石

墓道南北长63.1米、宽3.9米，墓门处深17米。石条长1.25米，宽0.4—0.6米。

乾陵朱雀门阙楼遗址

乾陵陵园平面约呈方形。梁山主峰基本位于陵园中央。陵园周围筑墙，四面墙正对梁山主峰处各辟1门，门址宽27米，东西南北四门分别称为青龙门（东华门）、白虎门（西华门）、朱雀门和玄武门，朱雀门是陵园正门。陵园四门之外25—31米处各筑双阙，分列门道两侧，间距38—43.5米。朱雀门外双阙北距门址25米，间距41.5米。阙址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26米，南北宽17.5米。陵园四角筑有角楼，其基址尚存。朱雀门内为献殿，殿址平面呈长方形。献殿与朱雀门之间东西两边有东西阁遗址。

乾陵是中国古代帝陵之中选址最具特色的一座。乾陵所在的梁山由三座山峰组成，主峰，即乾陵地宫所在的山峰。主峰以南1290—1550米又有二峰东西对峙，俗称“奶头山”。二峰东西间距380米，其上各筑1阙，阙址尚存，东阙址高19.3米，底部东西长18米、南北宽8.5米。此二阙即文献上的“乳台”，亦即乾陵的第二道门。乳台北距陵园朱雀门650米。在乳台之旁原来建筑了画像祠堂，其中有狄仁杰等当时的60位名臣画像。

乳台以南2350米处为乾陵最南边的门，即文献所称的鹊台。鹊台有东西二阙，间距100米。阙址尚存，底部平面为长方形，东阙址东西长34米，南北宽25米，现存高10米。

在乳台和鹊台之间的西部，今严家咀村东、陵前村南、邀架宫村北有大面积建筑遗址，似为乾陵下宫遗址。

乾陵石刻制作之精美、组合之完整、保存之良好、对后世影响之深远，在诸唐陵中是突出的。乾陵石刻主要分布在陵园朱雀门至乳台之间的神道两侧及陵园四门外。陵园四门之外各置石狮1对，左右分列。在北门之外，还应对称分布有石马和控马者石刻3对。

朱雀门外神道石刻由南向北依次为华表、天马、鸵鸟各1对，石马、控马者5对，石人10对，石碑2通，“蕃臣”石像64尊。石刻东西分列，对称分布。华表、天马、鸵鸟、石马和石人东西间距均为25米。

章怀太子墓《仪卫图》壁画

永泰公主墓《仕女图》壁画

懿德太子墓《阙楼图》壁画

乾陵陵区周围40千米。在乾陵东南部的陵区之内还分布有17座陪葬墓，他们分别是章怀太子贤，懿德太子重润，泽王上金，许王素节，邻王守礼，义阳、新都、永泰、安兴四公主，特进王及善，刘审礼，中书令薛元超，豆卢钦望，杨再思，刘仁轨，右卫将军李谨行，左武将军高侃的墓葬。其中永泰公主、懿德太子、章怀太子、薛元超和李谨行的5座陪葬墓已经考古发掘。5座陪葬墓虽然均被盗掘，但仍出土了4300件各种唐代文物，在墓壁发现了大面积的珍贵壁画，其中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和章怀太子3座陪葬墓的墓道两侧、墓室周边与顶部共约有200多幅壁画。

五代帝陵

前蜀永陵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人，曾为唐朝将领。唐末藩镇割据，中原战乱，他随唐僖宗逃至四川，出任利州（今四川省广元市）刺使。昭宗时被封为蜀王。公元907年，唐王朝灭亡，王建称帝于成都，国号“大蜀”，史称“前蜀”。王建割据天府之国，社会安定，政策宽松，经济较为繁荣。国力的强盛，为前蜀开国皇帝王建陵墓的修建提供了物质条件。永陵规模较为可观，文献记载，当年陵区殿堂建筑群庞大，陵墓前有高大的石像生。

永陵于20世纪40年代经考古发掘。此墓封土呈圆锥形，底部直径约80米，高15米。封土基部周围以石条砌筑，为汉唐陵墓封土所仅见。永陵墓室不是深埋于地下，而是在地表浅处，墓室主要埋在封土之内，封土底部周围砌石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墓室的安全。

墓室南向，无墓道，以红砂石建筑，全长23.4米。14道双重石券拱构成前、中、后室。三室之间以木门相隔。前室相当于墓道，部分石券拱上的彩画仍然保存着。中室为墓室主体，为皇帝棺椁存放之处。棺床为大理石砌筑的须弥座。棺床两侧列置十二力士的半身圆雕像。力士神情沉稳，作扶抬棺床之状。棺床东、西、南面浮雕24名乐伎，南面为舞蹈人像2人，东、西面为奏乐者22人。舞蹈者身材丰盈，姿态各异。吹、拉、弹者俱全，各种乐器凡20种23件之多，可谓一支庞大的宫廷乐队。从乐器组合来看所奏应为燕乐。乐伎四周及棺床北面雕饰龙、凤、云纹和花卉等图案。后室设置御床，王建石雕像置于其上。石像高96厘米，取坐姿，头戴折上巾，身着长袍，腰系玉带。石像浓眉深目，隆准高颧，薄唇大耳，与文献所载王建相貌相似。永陵虽经早年遭盗掘，但墓内仍出土了不少重要文物，如玉大带、玉哀册、玉谥册、银钵、银盒、银猪等。

永陵棺床“二十四乐伎”浮雕

南唐二陵

五代南唐国包括今江苏、安徽、江西及福建的一部分，建都金陵（今南京）。南唐国皇帝李昪的钦陵和李璟的顺陵均在今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祖堂山南麓。钦陵、顺陵东西并列，相距50米。二陵选址背依大山，面对云台山主峰，它们均已进行了考古发掘，虽然这是地方性政权，但是其陵墓还是严格按照帝王陵墓规格修建的。

钦陵是皇帝李昪及皇后宋氏合葬墓，封土为圆锥形，底部直径30米，高约5米。陵墓南向，墓道长19米。墓室全长21.48米，宽10.45米，高5.3米，分为前、中、后室，三室两侧有陈设随葬品的侧室各5个，共计13室。前、中、后室与侧室之间以拱形过道连通，形成一个整体建筑，犹如一座布局严谨、宏伟壮观的地下宫殿。墓室为砖石仿木结构。

前室平面呈长方形，穹隆顶，长4.5米，宽3.85米，顶高4.3米，四壁正中各辟1拱门。中室平面近方形，长4.56米，宽4.45米，顶高5.3米，四壁正中亦各辟1拱形洞门。后室长6.03米，宽5.9米，南壁正中辟门，门扇以青石板制成，东、西壁各有3门。后室为穹隆顶，顶部绘有彩色的天象图，图上绘有东升的旭日，西落的明月，南斗、北斗与星宿。地面铺石板，上刻象征山岳起伏、江河行地的地理图。

后室中央置棺床，棺床两侧有8条浮雕舞龙，其间填以线刻的卷草和缠枝海石榴花纹。钦陵的皇帝棺床两侧的8条浮雕舞龙是目前已知帝王葬具之上出现时代最早的“龙”之一。作为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物化载体的龙的形象，雕刻于皇帝棺床之旁，可见龙已成为“国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更为重要的是，实际上设计者已经把棺中的驾崩皇帝作为1条龙了，加上棺床之旁的8条龙，成为“九龙”。在中国文化中，“九”为数字之极，在“九龙”之中，皇帝遗体在其中央，实际上是最为重要的龙。中古时代以后，皇帝被认为是龙的化身，龙也就成为中国之精神象征。

南唐二陵棺床

顺陵是皇帝李璟及钟皇后的合葬陵墓。陵墓布局结构与钦陵相同。顺陵全长21.9米，宽10.12米，高5.42米。前、中、后室两侧各有4个侧室。墓室建筑主要为砖结构。

南唐二陵与前蜀永陵墓室均有前、中、后三室，实际上这是都城的“三大殿”之再现。

人们谈及唐代，往往称其为中国古代历史的“黄金时代”，或者说“大唐盛世”。前面我们所说的唐代帝陵，对中国历史上的宋辽金元明清的帝王陵寝制度产生重要影响。至于唐代帝王陵墓制度的源头，我们可以从魏晋南北朝及更为久远的秦汉帝王陵寝历史中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