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陵墓构成要素及其历史解读

封　土

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坟墓有“墓”与“坟”两个方面内容，墓是地面之下安葬死者的设施，坟是墓之上的标识性设施。如果说葬（即墓葬）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出现的话，那么坟的出现应该是很晚的了。上古时代墓上没有封土，所谓“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周易·系辞》）。由于没有丘垄，甚至西汉时代的人们也不知道殷汤葬在什么地方。

周、秦时代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像周文王、周武王、周公、秦穆公、樗里子等，西汉大学者刘向也只知葬地，却找不到墓冢。《礼记·檀弓》记载：“国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大概这是不起坟的原因之一。距今2500多年的孔子曾经对当时社会上修建坟的现象不满，发出了古代“墓而不坟”的感慨，责难古风不存！

墓葬封土的出现时代，考古资料揭示其应该比上述文献记载要早一些，有封土的墓葬早在商代已经出现。在河南省罗山县莽张乡天湖村考古发现的商代晚期墓葬（M41）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木椁墓，残留封土高约30厘米，推测原封土高约1.5米。在殷墟发现的妇好墓以及大司空村商代墓葬，均在墓圹的上部发现有和填土相连的夯土台基以及柱洞、砾石柱础等遗迹。

东周时期发现的最早的封土墓是春秋早期河南省光山县宝相寺的黄君孟及夫人合葬墓，封土高7—8米；河南省固始县侯古堆春秋晚期墓葬的坟丘高7米，直径55米。出现如此高大的坟丘，可能是受东南吴越地区“土墩墓”的影响，而那里修土墩墓则是因为当地的地下水位太高，无法向地面以下挖掘墓穴，只好在平地之上营建土墩或土台等，然后再于其上挖出墓穴。土墩墓多较早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然后传至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等地，当地出现坟丘。

春秋战国之际的高大墓冢发现较多，如安徽淮南蔡家岗的蔡国大墓和湖北、湖南及河南等地的楚墓等。这与文献记载是一致的，《墨子·节丧》曰：

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埋葬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

淄博四王冢

四王冢位于山东临淄城东南，牛山之东，淄博市和潍坊市的交界处。东西排列着4座高大的墓冢，即田齐威、宣、、襄四个国君的陵墓，史称“四王冢”。其墓方基圆顶，均匀排列，耸立在山坡上，显得异常醒目。四墓自西向东为序。其一，高30米，周长140米；其二，高34米，周长157米；其三，高22米，周长190米；其四，高23米，周长130米。四墓总长541米。

这时的坟丘已经具有社会与政治意义，死者及其家属以此宣示其社会地位、政治影响等，获得社会的认可。就坟丘的发展来看，其初始阶段往往在社会上层提倡、流行。

现在仍保存着的国君陵墓封土，最早是战国时代的，如咸阳的秦惠文王公陵、安徽寿县的楚幽王墓、湖北随县的曾侯墓、河北邯郸的赵王陵、河北易县的燕王陵和山东临淄的齐王陵等。

秦始皇为自己建造的陵墓，封土非常高大，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帝陵封土中登峰造极。西汉帝陵的封土，就是在前代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皇帝、国王的陵墓实际上包括两部分，即封土与墓室，封土称为“陵”，墓室称为“地宫”。古人将死者的埋葬地称为“墓”。“陵”的原意为高阜之地。把一些坟称作“陵”，首先是因其高大。古代社会，能够营筑高大坟墓者都是统治阶级及达官显贵，而且一般说来，地位越高，坟墓规模越大，自然国君坟墓最大。

战国秦汉以来，由于国君的坟墓越修越大，外观犹如高山，因而其坟墓又称“山”或“山陵”。《水经注·渭水》载：

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故通曰山陵矣。

“山陵”泛指国君陵墓，因此“山陵”又成了国君的代名词。《战国策·秦策五》载：

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于累卵，而不寿于朝生。

秦代帝陵称“山”，秦始皇陵因葬于“骊山”（今地图多称其名），又称“郦山”或“丽山”，《史记·秦始皇本纪》多称“郦山”，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与秦始皇陵相关文物的陶文多称“丽山”。西汉初期继承了这种称谓，如汉高祖陵墓长陵又名“长山”。后来，帝陵则称“陵”，很少再有称“山”者，但“山陵”连称却使用了很长时间。汉代以前，帝王陵墓一般没有专名，往往以帝王名称或陵墓所在地的山名为其陵名。还有的国君陵墓，因生前预建，又称“寿陵”，赵肃侯和秦孝文王的陵墓名称即属这种情况。但战国时代晚期，已经有少数国君的陵墓有了专名，如秦惠文王陵墓称“公陵”，秦悼武王陵墓称“永陵”。

从汉代开始，直到古代社会结束，皇帝陵墓都有专名。如汉代高祖、惠帝和文帝的陵墓，分别为长陵、安陵和霸陵，它们往往以地名为陵名。有的陵名从预建陵时就已经有了，如阳陵、茂陵等，有的则始称“初陵”，后来才有了正式陵名，如渭陵、延陵等。

汉高祖长陵

西汉以后，帝陵陵名则大多取用吉祥词语，以地名为陵名者越来越少，以至于历代帝王陵陵名雷同者甚多。需要指出，那些以吉祥词语命名的陵名，不少是沿用西汉帝陵陵名。这些陵名原本是源于地名，但后世统治者则引申出其吉祥意义而用之。如西汉的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武帝茂陵、成帝昌陵等，多为后代皇帝袭用。北魏孝文帝长陵和明成祖长陵，陵名显然袭用汉高祖长陵，但其含义并不一样，孝文帝和明成祖陵名可能寓“长久”之意，而它们二者在各自陵区中所处的地位，颇似汉高祖长陵在咸阳原上西汉帝陵陵区中的地位。又如北宋太祖的永昌陵（实为昌陵）和清代嘉庆帝的昌陵，均与汉成帝的废陵——昌陵的名称相同，取意却显然不同。至于后世帝陵常用的定陵、泰陵等陵名，其寓意更是一目了然。

考古资料已经证实，墓上筑造高大坟丘之前，在一些大型墓葬上往往有“享堂”一类建筑。享堂基址一般坐落在墓上，前者大于后者面积。安阳大司空村墓地的311号墓和312号墓、妇好墓，其上均有享堂的遗迹。至于商代王陵，从1001号大墓发掘情况来看，墓上亦建有享堂。

妇好雕像及复建的享堂

就目前所知，墓上建享堂这种情况，最迟在商代就出现了，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在邯郸的赵王陵中，有的陵墓封土上有许多战国时代的瓦片等建筑材料，推测这是当时享堂之类建筑遗物。考古发掘探明，河北平山的中山国王陵的享堂规模已相当大。享堂的地基处理，由简单、低矮逐渐变得复杂、高大。到了后来，随着高台建筑的流行，享堂也采用了这种建筑形式。春秋、战国时代流行的高大墓冢，实际上是从高台建筑的享堂发展而来的。随着墓上高大土冢的兴修，在墓上就不常建享堂了。此后具有享堂性质的建筑不在墓上，而是移至坟墓之旁。

从战国时代开始出现并逐渐流行的帝王陵墓的大型封土建筑，显然受了当时盛行的高台宫殿建筑风格的影响。已经考古发现的高台宫殿建筑有秦咸阳宫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燕下都南北排列在一条主轴线上的第一号至第四号高台建筑基址（武阳台、望景台、张公台、老姆台）、赵邯郸城西城的龙台、齐临淄城宫城的桓公台、号称“天下第一台”的楚灵王章华台等。陵墓是宫殿的缩影，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营建高台宫殿建筑与构筑高大陵墓，显然都是为了显示自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在《礼记·礼器》中也有记述：

章华台遗址

该遗址位于湖北潜江龙湾镇。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宽1000米，东西长2000米。东南部发现有十余座宫殿基址。其中以放鹰台为最大，长约300米，宽约100米，高约5米，由4个相连的夯土台基组成。

有以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为贵也。

《礼记·月令》记载：“饬丧纪，辨衣裳，审棺椁之厚薄，茔、丘垄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贵贱之等级。”国君、帝王陵墓封土高大成为一种特权，并由此发展到墓葬封土的高低成为社会地位高低的标志。《汉旧仪》记载：

天子即位，明年，将作大匠营陵地，用地七顷，方中用地一顷，深十三丈，堂坛高三丈，坟高十二丈。

西汉一代帝陵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上述记载，西汉帝陵封土高为30—32米（除汉武帝茂陵封土高48米之外）。西汉时期的帝陵附近陪葬墓很多，但是至今没有发现一座皇帝以下各级官员的墓葬高度与帝陵相同者，他们均低于帝陵。不但墓葬封土高低根据死者生前地位有着明显等级区别，就是坟墓之上种植的树木也不相同，有着严格的规定。唐代帝陵的陪葬墓，关于不同级别官员与贵族封土高低也有着明文规定。唐代规定一品官陪葬帝陵时，其坟墓高一丈八尺；二品官以下，每低一品，其坟高减低二尺。显然，封土成为当时墓主人地位的标志，就此而言，封土要比墓主人在墓室中的随葬品更为引人关注！

国君们把葬身的陵墓视作身后宫殿。从建筑规模上来说，帝王陵墓的封土远远超过其高台宫殿建筑，这更可以看出他们多么重视自己的葬仪。

坟的出现是殡葬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它标志着殡葬文化的政治性、标识性功能的突显与强化。殡葬已经从过去生者对逝者的怀念发展到对逝者生前的社会资源、政治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坟是阶级社会的殡葬文化从“地下”的感情寄托、哀思表达的载体，发展到“地上”的服务于生者社会、政治需要的载体。古代社会的坟逐步变成社会等级的政治符号与标志。

墓室与墓道

帝王陵墓的营建原则是“陵墓若都邑”。帝王的葬身之处是其陵墓之墓室，墓室也就是帝王死后的宫室，因其营建于地下，所以称为“地宫”。已经考古发现的高等级墓葬的墓室中，墓室顶部绘有“天象图”，俨然是一个“天下”的缩影，如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陵地宫之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

除地宫内部外，地宫的墓道设施更体现出陵墓地宫与墓主人生前王宫、皇宫的酷似。殷墟西北岗商王陵开启墓室设四墓道，此后战国时代秦咸阳的秦王陵，秦代秦始皇陵，西汉十一陵等王陵、帝陵墓室均辟四墓道。更有甚者，西汉定陶王及其后妃的黄肠题凑也在其四面各置一象征性的墓门。帝王陵墓墓室开四墓道，黄肠题凑辟四门，无疑是把地宫作为王宫、皇宫对待。东汉帝陵开始辟一条墓道（南墓道），但是地面之上的帝陵陵园仍辟四门，唐宋帝陵亦然。

高等级墓葬中的墓道，还是墓主人生前级别、地位高低在阴间的标志。在东汉时代以前，四墓道的“亞”字形墓是帝王陵墓的特殊标志；有南北或东西两个墓道的“中”字形墓等级则低于“亞”字形墓，但是级别高于其他墓葬的级别；而一个墓道的“甲”字形墓则又低一级。一般墓多无墓道。而东汉以后，基本不见“亞”字形墓、“中”字形墓，帝王陵墓及达官显贵的墓葬只有一个墓道。陵墓的级别区分，已不是通过墓道多少来界定。

陵　园

帝王陵墓设置陵园约始于春秋时代。陕西凤翔雍城遗址附近发现的13座春秋时代秦公陵园均以人工挖制的隍壕为界。战国时代的秦东陵陵园继承了这一做法。陵园筑墙垣为界可能始于战国时代，较早出现于东方诸国，如河北邯郸的赵王陵、河南辉县固围村的魏王陵及陕西咸阳的秦王陵等均有版筑的陵园墙垣。秦始皇吸取关东诸国王陵陵园修筑墙垣的做法，为其寿陵修筑了墙体高大的陵园。这一制度，直至封建社会终结，历代帝王陵寝均未改变。

陵园的平面布局，春秋战国时代的陵园以长方形为主，也有少数陵园为方形。从西汉开始，陵园平面布局大多取方形，唐、宋帝陵陵园承袭了这一制度。自明孝陵开始，在坟丘外建圆形宝城，在帝陵宝城南边建长方形陵园，二者南北相连，礼制建筑等置于其中。此制为明清帝陵所沿用。

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陵园遗址

大堡子山秦公陵园位于礼县城东12千米处的大堡子山。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掘4座规模宏大的秦公墓，出土文物全国独一无二，闻名海内外。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300余件。专家在对出土文物分析研究后初步认定这是秦仲、庄公或襄公陵墓，并确立了此陵园为秦第一陵园——西垂陵园。

门　阙

陵墓的门阙与陵园出现有着直接关系，因为陵墓的门阙实际上是陵园之门阙，只有陵墓出现陵园之后才可能有门阙。陵园象征都城、宫城，所以陵园的门阙又与城门、宫门颇有相似之处。目前考古发现时间最早的陵园门阙是战国时代秦咸阳城西北部的秦王陵陵园的门阙，但是这些门阙的具体形制还不清楚，只知道属于进出陵园的门道。

从严格意义上说，考古发现时代最早、形制最清楚的陵园门阙，以秦始皇陵园的内城东、西门阙最具代表性。秦始皇陵园内城东、西门阙，是“三出阙”形制。帝陵陵园使用三出阙，成为延续时间很长的陵寝制度：汉承秦制，西汉帝陵继承这一规制，陵园四门均设阙，门阙均为三出阙；已经考古发掘的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陵墓——乾陵，其陵园的门外就设置了三出阙。

秦始皇陵园东、西门阙的三出阙遗址平面示意图

陵寝礼制建筑

古人认为人死后将进入另一世界，他们还像活着的人一样生活，供奉、祭祀活动的初衷大概由此而来。从考古资料来看，早在夏商时代，墓地就有了祭祀性建筑。如安阳殷墟妇好墓，这是商代高宗武丁的妻子妇好之陵墓，墓室上部构建有用于祭祀墓主人的建筑物。建筑平面为方形，边长约5米。杨鸿勋先生认为，这就是专门的陵寝礼制建筑。春秋战国时代的陵墓墓上建筑遗迹发现得更多，如陕西凤翔的秦公陵、河南辉县的魏王陵、河北平山的中山国王陵等，陵墓之上都发现了房屋建筑遗迹，而且中山国王陵中还出土了铜版《兆域图》，详细绘制出了陵墓之上享堂建筑形制。

中山王陵错金铜板《兆域图》·战国

从秦始皇陵开始，寝殿成为帝陵的主要祭祀性建筑，它实际上就是商周时代的享堂。秦始皇陵寝殿仍为方形。西汉时代帝陵寝殿建筑平面由方形变为长方形。这种平面形制的变化，似与仿照皇帝生前宫室有关。寝殿既为帝陵正殿，就要仿照皇宫大朝的前殿而建，汉代皇宫前殿建筑平面一般为长方形。

陵墓的陵寝建筑，战国时代以前一般筑于墓上，秦东陵和秦始皇陵已将其移于墓侧，但仍在陵园之内。约从汉景帝阳陵开始，这类建筑营建于帝陵和后陵陵园之外，但仍在大陵园之中。东汉帝陵陵寝建筑大多位于帝陵封土东侧或南侧，帝陵陵前增加了石殿之类建筑。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因连年战乱，为避免盗掘，帝王陵墓流行薄葬，多“不封不树”，不立寝殿，不造园邑。北魏冯太后的永固陵前建祠庙性质的永固石室，开始恢复秦汉陵寝制度，并有所发展，神道置大型石雕。南朝帝陵多有享堂，陵园有大型石兽。

唐代诸帝陵一般于陵园之内、南门之北营筑献殿，亦称“寝殿”，这是陵园中的主要礼制建筑，是用于举行祭祀典礼的大殿。献殿一般在陵园以南西侧即陵区西南部修筑。“下宫”因其位于山陵之下而得名，这是陵区宫人、官吏等守陵人居住的地方，也是供奉陵墓主人灵魂日常起居饮食之处。

北宋帝陵礼制建筑基本承袭唐制。其上宫即汉之寝殿、唐之献殿。宋代下宫位于帝陵西北，这是依据当时的堪舆术选定的方位。南宋帝陵上宫和下宫布局一改前制，安排在同一轴线之上。

元代帝陵沿用蒙古族“潜埋”方式，陵墓附近没有礼制建筑。明代帝陵取消了唐宋帝陵的下宫建筑，扩大了祭殿（即秦汉之寝殿、唐宋之献殿或上宫）建筑，以祭殿为中心的一组院子满足了能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的要求。祭殿东西对称安排了配殿。祭殿院子北通以陵墓为中心的院子，南连设置神库、神厨和碑亭的院子。三座院子在一条南北轴线之上。

神道石刻

保存至今的中国古代帝陵，除地面上有高大的封土和一些陵寝建筑之外，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源远流长、数量众多、造型精美的陵前石刻。据古代文献可知，坟墓前列置石雕，似乎早已有之。传说尧母庆都陵和尧陵之前均置石驼，周公墓前竖有石人，周宣王墓前列置有石鼓、石人、石猊、石虎、石羊、石马等。有的文献还记载秦始皇陵前有一对石麒麟。可惜上述记载，现均未能得到考古验证。

就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来看，秦和西汉帝陵前未发现列置石刻。但是，自西汉中期开始，少数达官贵族的坟墓前列有石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霍去病墓前石刻、张骞墓前石刻，以及山西安邑杜村、山东邹县城东邹庄的汉墓墓前石虎、石人等。

西汉中期的霍去病墓、张骞墓之前列置石刻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霍去病是征战西域的著名军事家，张骞是打通丝绸之路的著名外交活动家，他们的丰功伟绩是以西域为舞台创造出来的，西域文化对他们有着重大影响。西域地区的坟墓之前竖立石刻略早于中原地区。近年新疆北疆草原地区的阿勒泰、富蕴、青河等地考古调查、发掘的石人石棺墓文化遗迹，坟墓之前有石人立像或立石。这类石人石棺墓的时代可上溯到秦或秦汉之际。霍去病墓和张骞墓前的石刻很可能就是受了西域石人石棺墓文化的影响。当然，与北疆草原石人石棺墓前的石刻相比，霍去病墓前石刻反映的历史内容更为广泛、深刻。

从古代陵墓前石刻的题材与组合方式来看，霍去病墓前石刻，对我国以后历代陵墓石刻的影响是深远的。如霍去病墓的石虎，实际上是魏晋时代陵墓前辟邪的前身，后者不过是虎（或狮）的变体。帝王陵墓和达官贵族墓前列置石虎，这一做法延续的时间很长。墓前列置石马，比其他列置石刻持续的时间都长，扩及的范围也更广。如唐太宗李世民昭陵的“六骏”，与霍去病墓前的石立马寓意相近。此外，以石人、石象等饰墓，亦为后代所沿袭。

草原石人

霍去病墓马踏匈奴石雕

帝陵之前列置石刻，从目前材料来看不早于东汉。《水经注》记载光武帝刘秀原陵之前列置了石象、石马。魏晋时代战争频繁，帝王一改厚葬之风，地面不筑坟墓，陵前石刻也无从谈起。南北朝时期，帝王陵墓的封土渐又恢复，坟前的石刻又出现。洛阳北魏景陵冢前的石人像和南朝不少帝陵前的华表、麒麟、天禄就是这一时期帝王陵前石刻的代表。

唐代帝陵石刻群包括华表、天马、鸵鸟、石马、石人、石狮等，形成了一套完整制度，对以后历代帝陵石刻有着深远影响。宋、明、清诸帝陵的石刻群，种类虽有增加，但以华表、石狮、石人、石马、天马（或角端、麒麟）为主要内容的石刻群，仍为沿袭之物。宋、明、清帝陵石刻中置石象，实际是对东汉帝陵置石象的一种复古做法。宋代以瑞禽、角端取代了唐代的鸵鸟和天马，并增加了虎、羊。明清两代帝陵石像生中增加了骆驼，但无虎、羊。这些石刻被置于帝陵之前，是有其深刻原因的。

华　表

华表（或称“石望柱”，又简称“表”）最早是古代交通标志，多置于亭邮、桥梁、城门、宫殿之前，又可作为界标使用，但并不用于陵墓之前。战国时代燕昭王陵墓之前始立华表。东汉以前华表多为木制，东汉时代墓前华表改木为石。帝陵之前列置华表，自南朝已成定制，目前保存下来的也较多。自唐代帝陵起，终中国古代社会，除元代帝陵情况不明之外，历代帝陵均置华表。

再来看华表形状。汉代画像石留下了汉代华表的形象资料。从目前保存的晋骠骑将军韩寿墓石华表来看，柱身为圆形，有凸起的垂直瓜棱纹，上下各一道绳辫纹带，柱身上部有刻文的方面，柱顶为圆雕的石兽。南朝帝陵石华表造型虽与上述华表相近，但其上的石兽、莲花纹圆盖、直刳棱纹柱身等，反映出波斯和印度文化的影响。

韩寿墓石华表

唐代陵墓华表造型较前代变化大，对后代影响也较深。唐高祖李渊献陵华表，柱头有石兽，柱础面上浮雕首尾相衔的螭龙纹，这些都承继了前代南朝帝陵华表的作风。但在献陵华表上已没有刻文方面和介砌。唐高宗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及以后诸唐陵华表形制相近，柱头由石兽变为宝珠，柱顶台盘之上和柱身与柱座相接处各浮雕仰、覆莲一周，柱身各棱面线刻蔓草花纹。这些变化反映了佛教文化对唐陵华表的影响。

河南巩义北宋诸陵华表沿袭唐陵形制，其柱身不只有阴文线刻，也有减地平雕。明清帝陵华表变化略大，柱身为六棱面，浮雕云气纹，柱头为圆柱形冠，浮雕云龙纹。在明清帝陵碑楼四角外有四个华表，其柱头有一蹲踞小石狮，柱身上部有云板，柱身浮雕龙纹，这些均与神道华表有所不同。

石　碑

石碑最早是木制的引棺下柩工具，陕西凤翔秦景公陵的墓圹南北曾发现当时挽棺所用的木柱，这是考古发现时代较早的“碑”。

现存最早的墓前石碑是公元前26年的麃孝禹刻石。东汉时代墓前立碑渐为流行。东晋恭帝陵石碑是现存时代最早的帝陵石碑。六朝石碑基本沿袭汉碑造型，由碑首、碑身、碑座组成。碑首饰交相蟠绕的双龙，碑额凿有一圆孔。碑身雕刻碑文。碑座为一巨龟，因为古人认为龟力巨大，故用为碑座。

唐代立碑之风甚盛，然而唐代帝陵中只有乾陵和定陵立碑。乾陵立二碑，分列神道两侧，左为无字碑，右为述圣记碑。定陵只有一通无字碑。北宋帝陵未见立碑者。明代十三陵于神道正中、石刻群最南面筑一碑亭，亭中立一巨大石碑，明仁宗撰碑文。十三座帝陵之前又立无字碑一通。清代帝陵每陵置两通石碑，亦置神道正中，石碑在石像生南或北，无统一规定。

麃孝禹刻石拓片(www.xing528.com)

乾陵述圣记碑

乾陵无字碑

石　狮

陵墓石像生中石狮很常见。帝陵置石狮以北魏静陵最早。南朝人臣墓置石狮。唐初李虎、李爵被追封为帝，其陵墓均置石狮。自乾陵始，以后诸唐陵陵园四门外各置石狮一对。

唐代以后，历代帝陵均以石狮为门兽。狮子产于非洲和西亚，埃及的狮子在神话里还被用作圣地的守卫，举世闻名的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就是吉萨大金字塔的守卫和太阳神的化身；西亚的赫梯首都哈杜沙什城门两旁雕刻有风格古朴的狮子像。东汉时狮子作为贡品运到中国，时人视狮子为神兽。狮子几乎与佛教同时传入中国。狮子在佛教中被神化，人们赋予狮子神和佛的“外衣”。

唐代以前帝陵之上多置天禄、辟邪，石狮彻底取代天禄、辟邪在帝陵石刻中的地位，是从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开始，并为以后历代帝陵石刻所沿袭。这大概应归于佛教文化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之所以由乾陵开其端，是因为唐高宗和武则天是虔诚的佛教信徒。

石　虎

陵墓置石虎最早见于西汉霍去病墓和张骞墓。唐太宗昭陵以前，帝陵石刻中置石虎而不置石狮者，以西魏文帝陵最早。魏晋南北朝陵墓前的天禄、辟邪就是以虎为模特、经夸大加工，或兼以虎、狮特征而制作的神化动物。传说虎为“百兽之长”，能够吞食鬼魅，为了死者的安全，古人有以虎镇墓的习俗。帝陵用石虎为门兽，以唐高祖献陵的石虎最晚，此后北宋帝陵也有列置石虎的，但已不作为门兽了。

唐玄宗泰陵石狮

唐高祖献陵石虎

霍去病墓石虎

天　马

天马（翼马）仅见于唐陵石刻。天马头有角，两胁有翼。古代文献中关于天马的记载由来已久，汉代已把西域、中亚地区的良马称为“天马”。汉晋以来天马多被看作祥瑞的化身。唐陵置天马，以此嘉瑞表示明君盛世。

天马造型变化较明显，早期以乾陵天马为代表，两胁翼纹较繁复，腹下四腿内中空；中期以唐玄宗泰陵天马为代表，两胁翼纹为三长翅翎，腿下四腿内为实心，表面雕饰云气纹；晚期唐陵神道左右排列天马追求对称，天马马尾左列垂尾，右列缚尾，如唐德宗崇陵天马的鬃毛左披右剪。

麒　麟

麒麟作为帝陵石刻较早出现，六朝帝陵石刻中均有麒麟，唐陵之中唯有唐睿宗桥陵以麒麟替代了天马。北宋和明清帝陵石刻普遍使用麒麟。麒麟是一种神化动物，它具备鹿的身躯、马的四足、牛的尾巴，头长一角。麟凤龟龙，谓之四灵，麒麟属于“仁兽”。

唐玄宗泰陵天马

明十三陵麒麟

南朝陈文帝永宁陵石天禄

南朝梁鄱阳忠烈王萧恢墓石辟邪

天禄、辟邪

天禄、辟邪是传说中的两种神兽。西汉时二神兽以虎为模特雕刻而成，东汉以后，它们兼具虎、狮二者特点。天禄、辟邪均两胁有翼，二者所不同者在于其头顶，天禄双角，辟邪无角。南朝帝陵石刻置麒麟和天禄。辟邪作为石刻置于南朝王侯墓前。

石犀牛

以犀牛为石像生仅见于唐高祖献陵。古人视犀牛为神异动物。周秦以来，我国境内的犀牛越来越少，邻近地区和国家常把这种被中国帝王视为嘉瑞的动物，作为重要贡品献到中国。汉唐时代，西域、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献犀牛于中国的记载屡见于史书。

历代统治者对犀牛十分重视，如商周时代制成铜犀牛作为重器；秦国李冰在四川都江堰雕刻了5个巨大的石犀牛，用以镇压为患的水妖；西汉薄太后陵区之中以生犀殉葬；汉长安城附近的皇家公园——上林苑将犀牛作为神兽饲养；唐太宗把外国使者进贡的犀牛献于皇室太庙。

唐高祖献陵石犀

石　象

石象最早见于西汉霍去病墓前。文献记载，东汉光武帝原陵之前已经把石象列置于陵前。北宋及以后历代帝陵石刻中大多包括石象。象是吉祥与和平的象征，相传又有驱逐鬼怪的本领。石象列置于帝陵神道，大概也是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

明孝陵石象

唐睿宗桥陵石鸵鸟

石鸵鸟

自上新世初期至更新世晚期，鸵鸟在我国北方分布很广，几乎遍布秦岭以北的黄土分布地区。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鸵鸟在我国消失了。在中亚、西亚和非洲地区，鸵鸟仍然生息繁衍，因为它的强大生命力、疾走如飞的本领，当地人民将其视为珍禽。

汉唐时代，域外使者常把鸵鸟作为礼品献给朝廷，时人称鸵鸟为“大鸟”。皇帝对这种贡献活动十分重视，有的甚至专门命文人为其谱曲歌之。墓前置石鸵鸟，东汉时已有。唐高宗曾把吐火罗贡献的鸵鸟作为珍禽和贵重纪念物献于其父皇唐太宗昭陵，而武则天则把鸵鸟作为“圣君世”“祥瑞出”的珍异，因此雕刻石鸵鸟置于乾陵就是不难理解的事情了。乾陵及以后诸唐陵神道石刻中均置石鸵鸟。北宋帝陵则以鸾鸟代替鸵鸟。明清两代帝陵石刻中既无鸵鸟，又无鸾鸟。

天马、犀牛、鸵鸟等石刻也反映了古代中央政权对外的友好交往，表明了圣君的“怀远之德”。

石　马

古人视马为“甲兵之本，国之大用”。远在商周时代，就以真车马为死者随葬，后来又以车马俑代之。

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坑和咸阳杨家湾汉墓的兵马俑，其数量、规模令人叹为观止！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立马、卧马和跃马是目前所知陵墓前最早的石马。东汉时，随着陵墓置石刻之风的流行，墓前置石马者也多起来了。

帝陵置石马，可能始于东汉光武帝原陵。魏晋南北朝以来，无论帝陵或人臣墓，一般未见置石马者。唐代帝陵除唐高祖献陵外，均置石马，其中“昭陵六骏”为旌表战功，其他唐陵所置石马则象征朝廷仪仗队伍中的仗马，仗马旁边的石人应为控马官。唐陵石刻设置仗马之制，为宋、明、清诸帝陵所沿袭，但历代帝陵石刻中的仗马数量、马饰和控马官有所不同。

石　羊

古人认为羊代表吉祥和长寿，又能驱盗镇邪。墓前置石羊，自东汉至明清历代相沿，十分普遍，但作为帝陵石像生，仅见于北宋帝陵。

唐睿宗桥陵石马

宋陵石羊

明十三陵石骆驼

石骆驼

考古发现西汉昭帝平陵陪葬坑以骆驼随葬，此后在魏晋墓中出土随葬陶骆驼，而唐墓之中的三彩骆驼造型逼真、色彩鲜艳。骆驼是丝绸之路友好交往的象征。石骆驼作为帝陵石像生存在于明清帝陵神道中。

石　人

我们一般将古人对死后的安排，看作其生前活动的缩影。远在商周时代的墓葬中就有人殉，也有用玉、石、陶、铜等制作的人俑随葬。人殉制度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墓内殉人或随葬人的身份有墓主人的亲信臣妾，也有仪卫屈从等。陵墓前列置石人，应该是前述墓内殉人或随葬人俑的墓外地上新形式。

中古以来，石人作为石像生列置帝陵之前，应是征仪卫。陵墓前的石人与陵墓内属于帝王仪卫扈从身份的殉人或随葬人俑有着相近的关系。

从目前较为可靠的资料来看，墓前置石人不会早于汉代。帝陵之前列置石人以北魏孝宣帝景陵和西魏文帝永陵的石人最早，二陵之前的石人均手持兵器。帝陵前列置石人成为定制，当始于唐高宗和武则天的乾陵。唐代以后，北宋、明、清诸帝陵亦置文、武石人，唯其数量少于唐陵。

唐睿宗桥陵石人

蕃　像

过去认为陵墓列置石刻蕃像始于唐代，在唐陵中又仅见于昭陵和乾陵。就目前所知，我国古代陵墓石刻中列置蕃像者最早应为西汉霍去病墓，其“马踏匈奴”和“野人”石刻，前者身份为战败者，后者身份还待研究。霍去病墓石刻中的蕃像源于新疆北疆草原一带的石人石棺墓文化。这类墓，列置石人或立石表示战场的俘虏，用来装饰坟墓，让其服侍死者。霍去病墓的蕃像石刻，其意义与此相近。

西汉中期至唐初的700多年，就目前所知，其间陵墓石刻中置蕃像者甚少。由唐太宗昭陵开始，帝陵置蕃像已较普遍。这种葬仪一方面是传统形式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区域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深入的反映。

唐昭陵北司马院的十四国诸蕃君长石像旧址

见于文献记载的唐陵蕃像，只有昭陵的14尊蕃像和乾陵的64尊“王宾像”。关于上述蕃像的身份有着不同说法，我们认为其身份不能简单划一，他们之中有被征服者、归化者，也有友好国家、地区的使者。近年来，在其他五六个唐陵也发现了一些石刻蕃像。唐代，中央政权与西域交往频繁。如果说唐太宗昭陵蕃像包含“为先君所擒伏者”之意，那么这与石人石棺墓文化中的石人表示战俘应属同样意义的葬仪。唐陵蕃像石刻可能受波斯葬仪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唐代统治者又赋予它新的含意，即蕃像不只是被擒伏者，更重要的还是归化者和受宠者，后者有更积极的政治意义，促进了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同时也巩固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北宋帝陵石刻中虽仍有蕃像，但均属侍之类，其身份与唐陵石刻蕃像寓意已不相同。

陵墓石刻的分布位置，历代陵墓不尽相同。西汉霍去病墓石刻既在墓南有“马踏匈奴”等石刻，又在墓上分布有其他石刻。东汉墓的石刻分布，有在墓北者，也有在墓东者或墓南者。六朝陵墓的石刻分布位置也不统一。唐陵石刻分布一般为：陵园四门各置石狮1对（献陵为石虎），北门外置仗马3对，石刻主要分布在南门外神道东西侧。北宋、明、清帝陵基本沿袭了唐陵石刻分布位置，但陵园北门外均不再列置仗马。对陵墓石刻分布位置的调查与研究，不仅可以了解陵墓的方向，还为研究都城布局提供了间接资料，因为帝陵往往以皇帝的都城为模式修筑而成。

陪葬墓、陪葬坑

帝王陵墓之陪葬墓的出现，不晚于西周时代。历史文献记载，周文王创设了诸侯陪葬于王陵的制度。如西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太公望虽然封于山东营丘，但死后却陪葬于陕西的文王陵墓附近。春秋时代，王陵的陪葬墓制度进一步发展。秦汉时代，帝陵的陪葬墓数量已十分惊人。西汉帝陵陪葬墓数量多、规模大，在帝陵陵区专辟茔地，墓上筑有高大封土，冢旁建有礼制建筑。

从汉代开始，帝陵陪葬墓的分布也形成一定章程。陪葬墓的位置，似与帝陵陵园正门有关。如秦汉帝陵陵园均以东门为正门，帝陵陪葬墓多在帝陵以东。及至唐代，帝陵陵园以南门为正门，陪葬墓多在帝陵以南。帝陵陵区之中陪葬墓这样布局是因陵区仿照京师和皇宫修筑。从西汉首都长安城及其皇宫未央宫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二者均以东门为正门。唐代首都长安城则以南门为正门。皇帝举行朝仪，文武百官要于大朝正殿的正门之外左右分列。帝陵陪葬墓安排在陵园正门之外、司马道两边，颇似皇帝的朝仪场面。

一般而言，在帝陵陪葬墓中，离帝陵越近的陪葬墓，其墓主人地位越高，反之则地位越低。如汉高祖长陵的100多座陪葬墓中，以萧何、曹参地位最高，他们的墓葬也是距长陵最近的。又如唐太宗李世民昭陵的150多座陪葬墓中，从陪葬墓的分布位置来看，九嵕山上的陪葬墓离帝陵最近，墓主人为魏徵、新城公主、长乐公主、城阳公主等，都是地位高而显赫的臣子和公主。

能够入葬帝陵陵区的陪葬者，均属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上层人物，但其政治身份不尽相同，他们有的是国家将相重臣，有的是皇亲国戚勋贵。就一个王朝而言，不同时期，帝陵陪葬者的政治身份也不一样，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王朝的政治历史变化。以汉唐两大王朝为例，汉高祖刘邦是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开国元勋萧何、曹参、周勃、王陵等人均陪葬于高祖长陵。及至西汉晚期的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义陵的陪葬墓，墓主或为外戚，或为佞幸，也有妃嫔宫女，其中以外戚最多。李渊和李世民是唐初帝王，共创社稷的国家重臣魏徵、李勣、李靖、尉迟敬德、程咬金等均陪葬于昭陵。唐中宗定陵的陪葬者已主要为皇亲，此后终唐一代，诸帝陵陪葬墓墓主多属此情况。

汉高祖长陵陪葬墓之萧何墓

唐太宗昭陵陪葬墓之魏徵墓

唐高宗乾陵陪葬墓懿德太子墓《仪卫图》壁画

帝陵陪葬墓墓主政治身份的变化，反映了古代王朝的一些历史发展规律。王朝建立初期，开国元勋是统治阶级的中坚力量，因此他们死后能够陪葬于帝陵。王朝进入“守业”阶段后，开国元勋的后代不少人成为打击对象。最高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采取联姻的办法，使政治与血缘两条纽带系在一起，这即是西汉中期武帝茂陵陪葬者政治身份的特点。汉代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在皇族中的地位，在宫廷斗争中，往往依靠外戚，疏远皇亲。因此帝陵陪葬者中外戚占有突出的地位。西汉晚期，外戚势力越来越大，最后发展为王莽篡权。唐代最高统治者接受西汉王朝的惨痛历史教训，极力限制外戚势力，帝陵陪葬墓中皇亲大大多于外戚。这也是汉、唐帝陵陪葬墓墓主政治身份的重要不同之处。

陪葬墓的封土形制不尽相同。保存至今的西汉帝陵陪葬墓，封土大多为馒头形（其中有些封土已非原貌），少数为覆斗形，极个别的为山形。覆斗形封土是古代所崇尚的。已知山形封土在西汉帝陵陪葬墓中有3座：一为长陵陪葬墓的“三联冢”，另外两座是茂陵陪葬墓中的霍去病墓和卫青墓。将封土筑成某“山”之形，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文献记载，霍去病的坟墓是仿照祁连山修筑的。霍去病生前在祁连山与匈奴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把其坟墓修成祁连山形状，犹如为他竖了一通光照千秋的丰碑。卫青的坟墓是仿照他战斗过地区的名山——庐山修建的，这是对卫青在抗击匈奴侵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的纪念。

汉武帝茂陵陪葬墓之霍去病墓

西汉帝陵陪葬墓中的山形坟墓，对后代产生重要影响。如唐太宗昭陵陪葬墓中的李靖、李勣、李思摩（阿史那思摩）和阿史那社尔的坟墓，都筑成山形。

唐太宗昭陵陪葬墓之李勣墓

如果说墓葬封土形状往往具有某种特定的寓意，那么封土规模则反映了当时的等级制度。古代统治者对不同政治地位的人的墓葬封土规模（主要指高低）有着明确而严格的规定，违背规定要受惩处。

帝陵陪葬墓中还有“附葬”。在西汉帝陵陪葬墓中，还发现了一排排或一组组的陪葬墓封土，其分布颇有规律，它们应属于陪葬墓的附葬。所谓附葬就是子孙从其祖父所葬。如西汉初年的周勃陪葬于高祖长陵陵区，周勃之子周亚夫死于景帝时期，作为附葬，也葬于周勃冢旁。这种附葬制度，在唐代帝陵陪葬墓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并被明文规定下来。

杨家湾周勃家族墓地出土骑兵俑一对

齐景公墓殉马坑

约在帝王陵墓开始设置陪葬墓的同时或稍早时候，帝王陵墓附近开始设置陪葬坑。远在商代，在殷墟商王陵附近就发现了不少以车马为主要内容的陪葬坑。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王陵陪葬坑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春秋时期的齐景公墓之殉马坑，长215米，殉马600多匹。秦始皇陵陪葬坑规模之大，数量、种类之多都达到了我国古代帝王陵墓陪葬坑的顶峰。汉代继承了这一传统。以后这个制度逐渐衰落，虽然继任的帝王仍为已故帝王陪葬大量金银财宝，但一般置于墓内，不再于墓外专辟陪葬坑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