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认同与理念：五帝时代的求中实践

都城选址的“求中”及择中建都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求中”

中国先民对“中”的信仰与追求，可以上溯至遥远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五帝时代”。前文所述的M45号墓的龙虎与北斗图像，以及黄帝之“黄”为“中”的解读即可证明。

都城在国家中央，自中华文明形成伊始就伴随着都城出现而成为定制。“五帝时代”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开始，黄帝有熊国在新郑，帝喾、颛顼、唐尧、虞舜都邑在豫东北、鲁西南或晋南，也就是说五帝的都邑均在中原地区。“中原”为地名，“中”是空间方位，是相对东西南北而言的；“原”是指其地形。进一步说，“五帝时代”的都邑在当时的“国家”之中部。

“五帝时代”的黄帝继承者遵循“求中”理念。《论语·尧曰》记载，从政治上说：

中国大地原点所在地

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据历史文献记载，“五帝时代”的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均曾在河南濮阳、山东菏泽一带活动；传说颛顼、帝喾的“二帝陵”就在濮阳附近的内黄一带；出土文献资料清华简《保训篇》记载了虞舜“求中”于历山（在今濮阳）；又据山东菏泽考古发现汉代石刻文字，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曾为唐尧之都所在地。战国时代文献记载“陶为天下之中”，“陶”即今菏泽定陶。

历史时代国家都城的选址“求中”原则

我们所说的“历史时代”是指中国古代历史上夏商周王朝以来的王国时代、帝国时代。

《吕氏春秋》记载“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这里的“国”就是“都城”，这也就是历史文献上常说的“择中建都”。都城是国家的政治缩影，上述记载是“中”的理念在政治上的实践。自夏代开始的国家都城选址继承了“五帝时代”以来都城选址“求中”原则，所不同的是，随着国家空间范围的发展，“中”的位置也在改变。在登封发现的距今约4000年的王城岗城址，学术界一般认为其可能为文献记载中的“禹都阳城”，王城岗地区附近出土的战国时代陶器之上的“阳城”陶文，恰恰可以佐证王城岗城址为“禹都阳城”之说。在大嵩山地区发现的夏代中晚期的新密新砦城址、偃师二里头宫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验证了上甲微“求中”于“嵩山”的记载。

夏、商的“求中”被西周统治者所继承，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宅兹中国”，充分反映了“择中建都”已成为国家文化与国家理念。

三代都城以中岳嵩山地区为“天地之中”，随着国家空间范围扩大，以嵩山为中心的“大中原”范围扩及鲁西南、关中东部、晋南及河南大部。三代以降的都城，在中古时代以前的各大一统王朝都城基本在长安与开封之间的东西轴线上，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宋王朝都城均“择中建都”于这一广义之“天地之中”。进入中国古代历史晚期的辽金元明清王朝，由于国家经济中心的东移、政治上北方族群的崛起、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国家都城由长安—开封所处东西南北之“中”，发展为南北之“中”。考虑到女真、蒙古等北方族群多起家于大兴安岭、蒙古高原一带，于是始都北京的海陵王认为“燕京乃天地之中”。

择中建宫

“择国之中而立宫”，这里的“国”即都城，“宫”即宫庙。“择中建宫”实际上是择都城之中心而营建宫城。

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说明，都城内涵由简单至复杂，这是因为国家随着社会发展，管理功能增加、扩展，要求相应管理平台扩大，如都城由“单城制”发展为郭城与宫城组成的“双城制”，再至郭城、皇城与宫城组成的“三城制”。

从景山上俯瞰紫禁城

“择中建宫”就是宫城营建于郭城的中部。宫城在郭城的位置，从居于郭城之地势高处，逐渐发展至居于郭城东西或南北居中位置，再发展至在郭城的东西南北四面的居中位置，如偃师商城的早期宫城居于郭城南部的东西居中位置，商代中期的殷墟洹北商城的宫城基本居于郭城东西南北四面的居中位置。就宫城在都城之中的位置而言，总的来看，宫城居于郭城的东西之“中”，基本上在东汉雒阳城之后，而宫城在都城的东西南北之“中”则在宋东京城基本形成定制。

择中建庙

“择宫之中而立庙”，这里的“庙”实际上是指王国时代宫城之中的宫庙。所谓“宫庙”包括宫殿和宗庙。先秦时代二者都建于宫城之内，如夏代都城二里头遗址宫城的一号建筑遗址（宫殿）与二号建筑遗址（宗庙），又如偃师商城宫城之中的西部宫殿遗址与东部宗庙遗址。随着历史的发展，在先秦时代晚期，宫庙不只是在宫城之内，而且位于宫城的中部。如东周时期的雍城之马家庄三号与一号建筑遗址，被学术界认为是当时都城之中的宫庙建筑，它们基本位于雍城中央。

俯瞰祈谷坛

进入帝国时代，宗庙移出宫城，只有宫殿置于宫城中央。已经考古发现的西汉大朝正殿——前殿在未央宫中央；北魏洛阳城宫城中央是太极殿；唐长安城宫城中央是太极殿，大明宫中央是含元殿；清北京城故宫的中央建筑是太和殿。上述诸都城的宗庙与社稷均安排在宫城之外、皇城之内的东西两侧。

一门三道之中门道

“一门三道”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特点，都城城门及皇城、宫城的正门概莫能外。

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看到的保存完整的明清北京城天安门、正阳门及故宫的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等与考古发现的元大都西城门均为“一门三道”。元代以前都城遗址之中“一门三道”的城门、宫门遗址有：宋东京城的新郑门（西城门），隋唐洛阳城的郭城正门定鼎门与宫城正门应天门等，唐长安城皇城含光门、宫城正门承天门等，邺南城的朱明门，北魏洛阳城宫城正门阊阖门，汉长安城的霸城门、宣平门、西安门、直城门等，向上还可以再追溯至东周楚国都城纪南城南城门的水门与西城墙北部的西城门。(www.xing528.com)

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一门三道”之门为二里头遗址中的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的院落正门（南门），还有稍晚一些的偃师商城宫城南门中的东部宫门（又为第五号宫庙建筑宫殿南门）与西部宫门（又为第三号南门）。都城郭城城门“一门三道”成为定制应该始于汉长安城。宫城正门的“一门三道”形成定制应始于魏晋及北魏洛阳城宫门阊阖门，它们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城郭城与皇城的城门及宫城的午门等。

故宫东华门

东华门，是紫禁城东门，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东华门与西华门形制相同，平面呈矩形，红色城台，白玉须弥座，当中辟3座券门，券洞外方内圆。城台上建有城楼，黄琉璃瓦重檐庑殿顶，基座围以汉白玉栏杆。城楼面阔5间，进深3间，四周出廊，梁枋绘有墨线大点金旋子彩画。清代大行皇帝、皇后、皇太后的梓宫皆由东华门出，民间俗称“鬼门”“阴门”。紫禁城的四个城门中，午门、神武门、西华门的门钉均为纵九横九，只有东边的东华门门钉为纵九横八，内含阴数，相传也与此有关。

中古时代及以后，在都城与宫城之正门出现“一门五道”，如唐长安城郭城正门明德门、大明宫正门丹凤门。至于出土图像资料与历史文献记载的都城、宫城的“一门五道”城门，还有宋东京城的皇城正门宣德门等。

关于城门“一门三道”各个门道的功能，古代一些学者认为“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从中央”。这样的说法，值得进一步推敲，“车从中央”之说与考古发现是不一致的。在汉长安城考古发掘的各城门中，城门两边的门道保存了清晰车辙遗迹，即两边门道不仅仅作为行人徒步通行的门道。恰恰在直城门遗址中考古发现的中门道，遗迹保存较好，其门道地面为草泥地面，没有发现车辙遗迹，而且草泥地面也不便车辆行驶。应该说，作为都城城门所独有的“一门三道”形制，其“中道”就是皇帝所使用的驰道、御道在城门门道的反映，城门两侧门道则是供官民使用的通道，其与男女行走或步行、车行无关。

城门、宫门的“一门三道”与“一门五道”体现的是作为国家象征性符号的都城、宫城之城门（正门）与宫门（正门）的“中门道”所代表的国家至高无上。“一门三道”出现于国家形成之后的夏商时代，定型于西汉王朝的帝国时代之都城中，这也突显了“中”的理念所折射出的国家理念之强化。

一道三途之中途

伴随古代都城、宫城之城门、宫门“一门三道”在帝国时代初期定型，与城门、宫门相连接的都城之内的道路出现了“一道三途”。“一道三途”与城门、宫门的“一门三道”对应衔接，是国家至上的“中”之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天坛御道

汉长安城内与城门连通的大街，每条大街上各有两条排水沟将其分为并行的三股道，这就是历史学家班固所说的“披三条之广路”。根据考古资料，“一道三途”的中股道宽20米，中股道即文献所载之专供皇帝使用的驰道或御道。两侧的道路各宽约12米，为行人使用的道路。驰道、御道不但一般百姓、官员不能使用，就是太子也不能行驶其中。《汉书》曾记载了一个故事：桂宫宫城正门（南门）龙楼门与未央宫石渠阁西北的作室门隔直城门大街南北相对，汉成帝刘骜为太子时，汉元帝在未央宫有急事召见正在桂宫的他，但是他没有从桂宫龙楼门直接穿过直城门大街的驰道进未央宫作室门去应召，而是绕行至直城门，出直城门再从直城门大街南部入城，行至未央宫作室门进入皇宫，因此时间拖久了一些。当汉元帝知道了这一情况后，对太子遵守礼仪的行为很满意。

东汉雒阳城的城内主要道路也是“一道三途”，只是其“三途”直接以“墙”相隔。《太平御览》引《洛阳记》记载，雒阳城：

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边筑土墙，高四尺余，外分之。唯公卿、尚书、章服道从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

至于汉代“一道三途”制度历史延续情况，现在还有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予以解决。

都城、宫城的中轴线之“中”

古代都城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特点。从表面上看，古代都城轴线是建筑规划与技术问题，也有学者认为是美学与艺术问题，我认为上述看法是表象。都城、宫城中轴线实质上是国家政治理念在都城建设上的反映。

以往关于中国古代都城轴线的研究，一是将其统称中轴线，二是认为都城中轴线似乎与古代都城同时出现。其实并非如此，轴线、中轴线是古代都城发展的产物。

目前考古发现的陶寺城址、王城岗城址、新砦城址等，很难看出其轴线、中轴线规划理念。二里头宫城遗址的二号宫庙建筑遗址与一号宫庙建筑遗址建筑并列于宫城东西，这可能是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都城轴线。一号建筑遗址主体建筑殿堂遗址与其院落南门及宫城南门（七号遗址）南北相对，形成一条轴线。二号遗址主体建筑与其院落南门相对，也可以说形成另一条轴线，只是这条轴线向南的发展情况还不清楚，因为在宫城南城墙上还未发现与之相对的宫门。不过从宫城整体布局来看，南宫墙东部有可能还有一座宫门，如果这一推测不误的话，二里头宫城应该有两条东西并列的南北向轴线，也就是宫城的“双轴线”。类似情况在偃师商城的晚期宫城中也同样存在。偃师商城宫城南宫门东西并列两座，这里也形成两条东西分布的南北向轴线。

在二里头宫城遗址与晚期偃师商城的宫城遗址中出现的双轴线规划，应该与当时宫城中“左庙右宫”的宫庙并列布局有关。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结合的二元政治，决定了都城之宫城中宫庙并列的双轴线。

秦咸阳城是战国时代修建的都城，秦始皇建立秦帝国之后仍然以此为都城。就都城形制而言，它属于从王国时代到帝国时代的过渡型都城。就目前秦咸阳城遗址考古发现而言，我们还无法究明战国时代秦咸阳城与秦代秦咸阳城的都城轴线问题。但是，秦代末年秦始皇修建的秦阿房宫前殿工程，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述来看，当时似乎规划了一条南北向的都城轴线，其北自阿房宫前殿，南至终南山，所谓“表南山之颠为阙”。

航拍紫禁城

这幅图片从南往北将整个紫禁城囊括其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金水桥、天安门、端门，两侧分别是社稷坛和太庙。穿过端门之后就是俗称五凤楼的午门。沿中轴线依次分布着太和殿、保和殿、中和殿、乾清宫、坤宁宫、御花园和神武门。中轴线两侧则是东西六宫。

汉长安城是帝国时代修建的第一个都城，从汉高祖修建未央宫伊始，大朝正殿——前殿的“居中”理念就确定了，也就是说未央宫不可能存在双轴线。虽然皇宫未央宫的中轴线理念已经出现并被实施，但是作为整个都城的中轴线规划理念那时还没有形成，直到西汉晚期南郊礼制建筑的全面建成，都城的中轴线及“左祖右社”格局出现之后才最终形成。

都城中轴线形成的早期阶段，中轴线并不是科学的、严格的建筑规划意义上“居中”与“左右对称”。但是随着古代都城的发展，都城中轴线越来越接近“居中”，于西汉晚期形成都城整体的中轴线。东汉雒阳城前期是大朝正殿与南宫的南宫门、郭城南城门——平城门形成南北向的都城中轴线，晚期是大朝正殿与北宫的南门、郭城南城门形成南北向的都城中轴线。魏晋洛阳城和北魏洛阳城的都城中轴线就比汉代长安与洛阳的都城中轴线更为接近“居中”位置。古代都城中轴线真正实现“居中”，应该是隋大兴城与唐长安城，此后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城。

古代都城双轴线折射了地缘政治与血缘政治的二元政治格局，从双轴线发展为中轴线是地缘政治强化与血缘政治弱化的表现。古代都城的点、线，即以帝国的大朝正殿为都城基点，由此基点连接宫城正门、都城正门形成了都城中轴线，以此中轴线形成帝国都城的整体空间。大朝正殿的基点是都城的核心，其处于帝国都城的“居中”“居前”位置与“居高”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