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揭示：五帝时代都邑在新郑

郑州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

这里所说的“五帝时代”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的第一个千年，也就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之中的《五帝本纪》所记载的黄帝、帝喾、颛顼、唐尧、虞舜时代。《竹书纪年》记载：“黄帝轩辕氏，元年，帝即位，居有熊。”黄帝建立了国家——有熊国，上古时期国即城、都城，有熊国也就是黄帝的有熊城。《帝王世纪》说：“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考古工作者在新郑市附近曾经发现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一些城址，如在曾经属于新郑的新密发现的古城寨城址，是一座与“五帝时代”相近的大型城址，城址面积有30万平方米，城墙之外还有宽达几十米的城壕。城内发现了大面积的高等级建筑遗存，很可能是宫殿之类的建筑遗址。具体其中遗址哪个属于“有熊国”，还需要进一步开展考古工作，但是黄帝时代在新郑一带建立都城或都邑应该是可信的。

有熊所在地新郑属于大嵩山地区，至少在三代之时，这里已经是“天地之中”。现在看来，都城置于国家的中心位置应该上推至黄帝时代。其实就“黄帝”之名来看，已经昭示出“中”的核心思想。“黄”对应五色（青、赤、黄、白、黑）之“中”的“黄”，和黄帝五方（东、南、中、西、北）之“中”之“后土”的“土”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之“中”的“土”。可以说“黄”就是“中”，天与地之帝均为各自空间最高管理者，他们分别位居天、地之“中”。空间的“中”是相对东西南北而言的，“帝”居四方之“中”，形成古代中国的“五方”理念。可见黄帝都有熊，体现出中国上古时代“第一都”已开启了“择中”理念。

新密古城寨城址

濮阳—菏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

历史文献记载，黄帝时代之后的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活动中心在河南东北部濮阳与山东西南部菏泽一带。史载濮阳附近的内黄有颛顼、帝喾的“二帝陵”。按照中国古代传统，帝王陵墓在都城附近，也就是说颛顼、帝喾的都邑也应在豫东北。

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濮阳西水坡考古发现了一座距今6400年的古代墓葬，编号M45号墓。墓主人为男性，身高1.84米，头南足北，仰身直肢葬。墓主人骨架左右两侧分别放置了蚌壳堆塑的“龙”与“虎”图像，“龙”与“虎”图像均头朝北，背对墓主骨架。墓主骨架足下有一蚌塑三角形图案，图案东部与东西向两根人的胫骨相连，天文考古学家冯时研究认为，这是古人最早“求中”的实物佐证。^[4]这应该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关于“求中”的考古发现。从逻辑推理来说，显然这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两千年后的颛顼、帝喾“求中”建都是合情合理的。《汉书·地理志》记载济阴郡成阳县“有尧冢，灵台”。《汉书·刘向传》亦记载：“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水经注》记载：“成阳城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

成阳在今菏泽市牡丹区胡集村和陈楼村一带。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考古发现了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及相关遗存。唐尧曾将菏泽一带作为都邑，春秋战国时代人们认为“陶为天下之中”，这也应该是历史的传承。近来清华简《保训篇》与菏泽地区考古发现研究显示，虞舜“求中”于历山建都，人们研究认为此历山即在今濮阳一带。当然，那时的都邑是不固定的，也就是说唐尧、虞舜的都邑都不止一处，因此历史文献记载在不同时期晋南也有他们的都邑。

濮阳西水坡遗址M45号墓中的龙虎与北斗图像

M45号墓平面示意图

晋南的陶寺城址

《史记·五帝本纪》唐张守节《正义》引：

徐广云：“号陶唐。”《帝王纪》云：“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

《隋书·地理志》云：“临汾，后魏曰平阳，并置平阳郡。开皇初改郡为平河，改县为临汾，寻郡废。”《唐书·地理志》云：“临汾，汉平阳县，隋改为临汾。”《水经注·汾水》云汾水“又南过平阳县东”。又云：“县在平河之阳，尧、舜并都之也。……水侧有尧庙。庙前有碑。”

历史文献记载襄汾为古代“平阳”，又记载“尧都平阳”，平阳也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南部临汾市襄汾县。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襄汾县发现了一座距今4300年至3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城址，即陶寺城址。

陶寺城址出土的陶壶之上有朱书“文”与“尧”二字，把陶寺城址与“尧都平阳”紧密连在一起。关于“文”字，学术界的认识基本一致。文献记载“尧”又称“文祖”。《尚书·舜典》云：“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传》曰：“上日，朔日也。终，谓尧终帝位之事。文祖者，尧文德之祖庙。”

至于何弩先生首次提出的“陶寺H3403扁壶背面的朱书文字很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尧’的初字”观点，学术界还有不同说法，但是葛英会先生则发表文章坚决支持何弩先生“尧”字之说。(www.xing528.com)

陶寺城址出土陶器之上的文字

陶寺城址平面示意图

陶寺城址平面为圆角长方形，南北最大距离为2150米，最小距离为725米，东西最大距离为1650米，面积约2.8平方千米。

宫城遗址南北宽约270米、东西长约470米，面积约0.13平方千米。

宫门门道宽约6.8米。门连墩台遗址，长约10米，宽约11米。西侧观（阙）址南北长21米，东西宽11米。

陶寺城址位于襄汾县东北7.5千米处的塔儿山西麓。陶寺城址的郭城遗址在今襄汾县陶寺村、中梁村、宋村、东坡沟村和西沟村之间，这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城址中规模最大的。

陶寺郭城城址内外发现有铜铃、铜齿轮形器、陶器的朱书文字、陶鼓、鼍鼓、龙纹陶盘、彩绘陶簋、玉璧、玉琮、玉璜、玉钺、玉璇玑、石磬等礼乐重器。宫庙区建筑遗址出土的建材遗物有板瓦、刻花白灰墙皮、涂有蓝色墙裙的墙皮等，它们反映了建筑物的规格之高。在宫庙区周边发现了宫城之宫墙墙基。

在陶寺郭城城址之内的东部发现窖穴区，其范围长约100米，宽约10米，面积近1000平方米。窖穴密集，窖穴平面形制一般为圆角方形或长方形。窖穴有大小两种，其中大者边长10余米，深4—5米，容积约400立方米；小者边长约5米，深亦为4—5米，容积约100立方米。有些窖穴的出入口处地表上还有直径2米的白灰面圆形小房子遗迹，其功能可能为站岗的哨棚，表明窖穴的防卫措施很严密。陶寺城址的窖穴区“应是后世国家仓城的鼻祖，而其他史前城址中从未见这样独立的由统治者直接控制的大型仓储区”。

宫城遗址位于陶寺城址东北部，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与陶寺郭城方向基本一致。宫城东南角有宫门。宫门之外东西两侧发现观或阙类遗存，其中西侧观（阙）址保存较好。该宫门遗址北对宫城之中的主体宫殿建筑，因此推测此门可能是宫城的正门。

陶寺城址古观象台风光

陶寺城址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

陶寺城址出土的玉璇玑

陶寺宫城基本完整，自成体系，规模宏大，形制规整，并具有突出的防御性质，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城。陶寺宫城及陶寺郭城的发现，使得陶寺城郭之制完备，陶寺很可能是中国古代重要都城制度——城郭之制的源头或最初形态。

陶寺宫城东南角门整体呈短“L”形，且带墩台基础，在形制结构上与石峁遗址年代稍晚些的郭城东门址有些相近，陶寺城墙建筑形制对同期其他地区有着深远影响。而陶寺城址南东门址形制特殊，结构复杂，史前罕见，又与后世带有观（阙）的门址（如东周曲阜鲁城的南东门遗址、汉长安城东城门遗址等）较为类似，对后世影响深远。

陶寺城址是一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礼仪等多种功能的城址，它之中有独立的宫殿建筑区、祭祀活动区、窖穴区、手工业作坊区。在城址附近有大规模的墓地，墓地之中有少数高等级贵族墓与大量一般平民墓葬。可以认为，陶寺城址是中国古代都城遗址中，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内容最全的都邑城址。陶寺城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符合由郭城与宫城组成的“双城制”形制，且郭城与宫城城墙完备并时代清楚；二是城内分区明显；三是城址与高等级墓地同时并存；四是城址及其墓区出土了不同类型的高等级与高规格文物；五是城址与历史文献记载有着较为明确的对应关系。以上五点在其他中国古代早期都城遗址中全部具备者是很少见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