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都城遗址及考古调查——河南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和偃师二里头城址

考古发现的夏代的都城遗址，学术界一般认为有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址、河南新密新砦城址、河南偃师二里头城址。上述三座城址，分别为夏代早、中、晚期的都城遗址。

登封王城岗城址

王城岗遗址位于今河南省登封市告成镇西部，北有嵩山，东临五渡河，南为颍河。

1977年在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两座东西并列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址。2002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王城岗遗址又进行了调查、钻探，究明王城岗遗址是一座面积约34.8万平方米的大型城址，城址平面近方形。大城南面和东面分别利用了颍河与五渡河作为城壕。城内分布有大面积夯土建筑遗址，从中发现了龙山文化晚期祭祀坑和白陶器、玉石琮等高等级重要遗物。王城岗小城位于大城东北部，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

有的学者提出，“王城岗的小城有可能为‘鲧作城’，而王城岗大城有可能即是‘禹都阳城’”，因此推断王城岗城址可能是夏王朝的最早都邑。历史文献记载“禹都阳城”，而在王城岗城址附近的东周时期城址考古发现多个陶器之上有“阳城仓记”陶文。

王城岗城址平面示意图

根据残存城墙复原，东、西城墙各长580米，南、北城墙各长600米。北城墙和西城墙之外置城壕，前者城壕长620米、宽约10米，深约3米；后者城壕长600米、宽约10米，残深约2米。

阳城陶量

清华简《保训篇》记载“昔微睱中于河”，此“微”即商汤六世先祖上甲微，此“河”为“河洛”，“河洛”的中心地区即今大嵩山一带。上甲微重定的新的“地中”，为夏王朝“择中建都”提供了依据。登封王城岗城址的考古发现，佐证了清华简《保训篇》的上述记载。王国时代第一个王国——夏朝开创的这一新的“地中”，为以后王国乃至帝国时代许多王朝都城选址所继承与延续，一直到宋朝。这在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思想、文化意义。

新密新砦城址

197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河南省新密县新砦遗址进行多次考古发掘，确定了这是早于二里头遗址、晚于王城岗遗址的遗存。

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砦遗址发现了城址，城址南面以双洎河为自然屏障，东、西、北三面筑城墙并置城壕。城址之外还发现了外壕遗迹。城内面积约70万平方米，如果包括外壕的话，面积可达100万平方米。发掘者认为新砦城址包括大城和小城，小城在大城西南部，其外围壕沟。2002年至2005年，考古工作者在小城北部发掘一座浅穴式建筑遗址，东西长92.2米，南北宽14.5米，南、北壁与建筑物之内均未发现承重柱及隔墙的遗迹。发掘者认为这是一座露天建筑，并进一步推断这种浅穴式建筑遗址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坎”或“”一类祭祀性建筑遗址。

新砦遗址出土陶铃

新砦城址平面示意图

城址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924米，南北宽约470米。

关于考古发现的新砦城址性质，有的学者认为这座城址可能为夏启所在的都邑。

偃师二里头城址

1959年夏，著名学者徐旭生先生提出寻找夏代都城遗址（夏墟）。他提出夏代都城应在中原的洛阳平原或晋南汾水下游一带，因此首先选择河南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开展考古调查。他们很快就在偃师二里头村发现后来学界所认为的夏代晚期都城遗址，即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位于今河南省偃师市翟镇，分布范围南界在冉庄和褚家庄以北，北界在二里头村北部，东自圪垱头村东部、西至北许村以东。二里头遗址可分为宫城区、祭祀与墓葬区、官手工业作坊区、贵族居住区、平民居住区等。二里头遗址多年来的考古工作，以20世纪60、70年代的一号与二号宫庙建筑遗址考古发现及21世纪之初宫城遗址考古发现最为重要，它们奠定了判断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城遗址的科学基础。

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二里头遗址平面示意图

遗址区东西长约2400米，南北宽约1900米，总面积约3平方千米

宫城区基本位于遗址中东部，东宫墙发现宫门2座，南宫墙西部现已发现1座宫门，推测南宫墙东部也有1座宫门。宫城之外四面有与宫墙平行的道路，道路宽10—20米。二里头遗址已经考古发现的一、二号宫庙建筑遗址分布在宫城之中，分别在宫城遗址的东部与西部。

一号宫庙建筑的殿堂基址系夯筑而成，根据基址平面发现的柱网遗存，殿堂面阔8间，进深3间，周置回廊。殿堂基址北部、东部、西部发现祭祀性遗迹与人牲遗存，其中殿堂台基北部祭祀坑埋葬人牲3人，台基西侧和东南侧各发现祭祀人牲1人。(www.xing528.com)

一号宫庙建筑遗址位于宫城西部，其南对南宫门遗址。一号建筑遗址周围筑有院墙，院落整体夯筑。一号建筑殿堂基址位于院落北部中央，距院落北墙20米，距东、西墙各30米。殿堂之南为庭院，院落南面辟门——南门。南门前后置廊。南门之中有两道南北向隔墙，两道隔墙使南门成为“一门三道”形制。以往考古发现的“一门三道”形制，仅见于古代都城城门或宫城宫门，如偃师商城宫城宫门，楚国纪南城南城门（水门）与西城门，汉长安城、东汉雒阳城、汉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与洛阳城、北宋东京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都城城门。目前考古发现最早宫城宫门“一门三道”者应为二里头遗址宫城中的一号宫庙建筑遗址院落南门，它对后代都城城门、宫城宫门制度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于我们认识该建筑遗址的政治性功能（即宫殿性质）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号宫庙建筑殿堂基址东西长36米，南北宽25米，面积900平方米；底部平铺三层鹅卵石，厚约60—65厘米，基址夯土厚约3米。

院落东西长107米，南北宽99米，面积约1万平方米。院落南墙、东墙和北墙内外均有廊道，内、外廊各宽约3米；西墙仅置内廊，廊道宽约6米。

南门基址东西长28米，南北宽13米。隔墙南北长11米，东西宽4米。南门为“一门三道”，中门道宽3.2米，西门道宽2.7—2.9米，东门道宽2.6米。

院落东门和北门均位于院落东北部，门道均宽2.9米，进深1.5米。

二里头一号宫庙建筑遗址.平面示意图及复原图

近年考古发现的七号建筑遗址，实际上是宫城南门建筑遗址。该遗址北距一号宫庙建筑遗址30米。基址夯筑而成，东西长31.5米、南北宽10.5—11米，厚约2米。

二里头遗址一号宫庙建筑遗址，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具有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形制特点的宫庙建筑遗址。这种形制特点主要表现在：主体建筑为平面呈长方形的殿堂，其外有院落，形成封闭院子，南面辟门，南门为“一门三道”，大门两侧置塾。南门与殿堂形成宫殿院落建筑的中轴线。

东部二号宫庙建筑遗址西南距一号宫庙建筑基址150米，坐北朝南。二号建筑包括院落、门道、回廊及殿堂，周围筑有院墙。院落正门辟于南墙，门道两侧各置一塾。二号宫庙建筑的主体建筑——殿堂基址位于院落北部中央。

二里头遗址二号宫庙建筑遗址平面示意图

基址为长方形夯土台基，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7.5—58米。

院墙宽约2米，院落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57.5—58米、南北宽72.8米，面积约4000平方米。

南门基址东西长14.4米，南北宽4.35米，门道宽2.9米。

二号宫庙主体建筑殿堂基址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约33米、南北宽约12米。

根据殿堂基址平面发现的柱网遗存，推断殿堂面阔3间，周置回廊，南廊之前置东西并列的三阶。殿堂与院落南门之间为庭院。二号宫庙建筑的院落正门（南门）设置的左右二塾是十分重要的遗存。在秦雍城遗址考古发掘的春秋时代马家庄一号建筑遗址，一般被认为属于宗庙建筑遗址，其院落正门为“一门二塾”。20世纪50年代考古发掘的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中的宗庙建筑遗址，其院落之门亦为“一门二塾”。东周、西汉时期的上述宗庙遗址的院落门址门塾制度如果是从早期沿袭而来，那么它们对于认识二号建筑遗址的性质，应该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上述二里头宫城遗址之中东西分布的一号与二号大型建筑遗址的各自形制，我们推断它们的使用功能不同。但可以认为，二者作为均在宫城之中的建筑遗址，均系具有政治性功能的建筑。其不同之处就是它们的政治性功能不同，即可能为宗庙的二号建筑遗址是血缘政治平台，而可能为宫殿的一号建筑遗址为地缘政治平台。

二里头宫城之中的宗庙（二号宫庙建筑遗址）与宫殿（一号宫庙建筑遗址）开创的二者东西并列分布于宫城之中，形成宫城“双轴线”的特点，成为中国古代王国时代国家都城的重要特色，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中和”文化的前期特色，即都城的“择中建都”与都城通过宫城体现的“双轴线”并存。

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

“工在官”是中国古代社会十分重要的特点。二里头遗址作为夏代都城，考古发现其官手工业作坊遗址主要有铸铜作坊遗址、玉石作坊遗址、制骨作坊遗址等，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宫城区以南约200米。其中铸铜作坊遗址面积近万平方米，出土的相关遗物有陶范、石范、熔炉残迹、铜渣、铜矿石、木炭及铜器等。在上述铸铜作坊遗址与宫城遗址之间，有一院落，其中发现一处面积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作坊遗址。推测二里头遗址墓葬中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和镶嵌绿松石龙形器等镶嵌绿松石器，均应生产于此。其中镶嵌绿松石的龙形器长64.5厘米，宽4厘米，由2000多片形状不一的绿松石片组成。遗址之中出土的大量绿松石加工废料，进一步证明这里应为二里头遗址的玉石器手工业作坊区。上述高等级官手工业生产遗存，又从时代与城址性质两方面佐证了二里头遗址为夏代都城遗址，因为只有都城之中才能有这样的与王室或高等级权贵相匹配的物化遗存。

居住区分为贵族居住区与平民居住区，前者位于宫城东部、东南部，后者位于宫城西部、北部。

青玉牙璋
二里头文化

虽然二里头遗址至今还未发现可以称为王陵的墓葬，但是其中一些中型墓葬出土的遗物种类、数量均很多，等级也较高，如青铜器中的鼎、爵、觚、盉、斝、钺、刀、戈、镞等，玉石器中的圭、璋、钺、戚、戈、刀等，陶器中的白陶器、原始青瓷器、爵、鬶、盉、豆、盘等，还有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镶嵌绿松石龙形器等。这些高等级文物，足以佐证二里头遗址在夏代作为国家都城的政治、文化、经济地位。其中的青铜器与玉器之中的礼器，如青铜器中的鼎、钺，玉器中的玉圭等，以及原始青瓷，成为重要的不断裂中华文明物化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