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长安城：中国国家认同的考古学解读

如果说秦咸阳城是王国时代最后一个都城（秦始皇建立秦朝以后继续使用的都城），那么汉长安城就是帝国时代汉朝营建的第一个都城。

汉长安城遗址平面示意图

汉长安城平面近方形，东、南、西、北城墙长度分别为6000米、7600米、4900米、7200米。城墙周长为25700米，城址总面积为36平方千米。

未央宫平面基本呈方形，东、西墙各长2150米、南北墙各长2250米，周长为8800米，面积约为5平方千米，约占长安城总面积的l／7。未央宫是中国古代都城中宫城规模最大的。

长乐宫东墙长2280米，南墙长3280米，西墙长2150米，北墙长3050米，宫城周长10760米，面积约为6平方千米，约占长安城总面积的1/6。

樊寨遗址，夯土基址东西宽116米，南北长197米，基址南边东西并列“三阶”，基址之上南北排列3组宫殿遗址。南殿址东西长100米，南北宽56米。中殿址东西长43米，南北宽35米。北殿址东西长97米、南北宽58米。罗寨遗址的院落东西宽420米，南北长550米。宫殿基址东西长76.2米，南北宽29.5米。

北宫城址平面为规整长方形，南北长1710米，东西宽620米。

城外西邻有建章宫。建章宫遗址宫城平面呈东西宽、南北窄的长方形，东西长2130米，南北宽1240米。建章宫前殿基址东西宽200米，南北长320米。基址地形目前仍呈南低北高，北部高出今地面10余米。

汉朝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它是以汉人为主体、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形成的时代，是“中国”的奠定与基本形成时代。我们今天所说的“汉文化”“汉人”“汉族”“汉字”等无不与汉朝密切相关。汉朝是因刘邦被封为“汉王”而得名，《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负约，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

《史记·高祖本纪》之《正义》记载：“汉中郡，以汉水为名。”可见汉王之“汉”因汉中得名，而汉中又因汉水而来。

汉长安城是西汉王朝的历史缩影，了解、认识汉长安城无疑对探索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物化载体至关重要。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始以洛阳为都。其后针对都城选址问题，朝廷展开激烈讨论，最后汉高祖征求了张良的意见，决定定都长安，并提拔动议者戍卒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

汉长安城营建的指导思想是丞相萧何所说的：“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也就是说，国家通过营建都城——汉长安城，向国民传达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威。这成为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汉长安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汉城街道、六村堡街道和三桥镇街道。

汉长安城每面各开3座城门，全城共12座城门。每座城门均为“一门三道”。由于城门的隔墙宽窄不同，城门规模也就不一。隔墙宽者14米，窄者4米。目前已经发掘的西安门、霸城门门道二隔墙各宽14米，宣平门、直城门、横门门道二隔墙各宽4米。西安门、霸城门分别与未央宫南宫门、长乐宫东宫门相对，这样就形成与宫城宫门相对的城门面阔约52米。汉长安城不但城门规模大小不同，而且城门形制也不一样，即东面城门之外两侧置阙，南、北、西三面城门之外无阙。已经发掘的宣平门、霸城门遗址的门阙遗存，对我们了解汉长安城城门制度十分重要。宣平门遗址的门阙分列于城门两侧，南门阙与北门阙分别在南门道与北门道之外17米处。门阙东西宽25米，南北长35米，其西端均与东城墙相连。霸城门遗址的门阙分列于城门两侧，南门阙与北门阙分别在南门道与北门道之外20米处。门阙东西宽10米，南北长35米，其西端均与东城墙相连。

霸城门平面示意图

汉长安城霸城门遗址

西汉时代，未央宫、长乐宫、建章宫和甘泉宫被列为长安的四大宫城，此外在汉长安城内还有北宫、桂宫、明光宫。

未央宫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

《汉书·五行志》记载西汉一代，未央宫东阙曾经发生多次火灾，如“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思灾”，“景帝中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宫东阙灾”等。未央宫东阙遗址，在未央宫遗址东墙之旁。

未央宫四周筑有宫墙，形成宫城。宫殿是宫城中的主要建筑，宫殿又据其使用功能不同而分成各种类型。根据文献记载，前殿是大朝正殿。后妃宫殿群中以椒房殿为首殿，还有后宫掖庭宫殿等。前殿约居未央宫中央，后妃宫殿多在前殿以北。

在宫城中，前殿作为大朝正殿，居各殿之前，这应该就是“前殿”之名的缘起。西汉时代，皇帝登基、发布诏书、天子结婚、接受朝谒、寿诞庆贺、皇帝入殡等重大活动，一般安排在未央宫前殿举行。前殿更是皇帝处理日常国家政务之地。

前殿利用了龙首山丘陵的高台作为殿址。丞相萧何选择龙首山丘陵作为前殿台基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是为了使前殿建筑高大、雄伟、壮观，从而体现皇帝的“重威”；其二，这样施工也节省了大量财力和人力，这在刚刚结束多年战争的西汉初年是十分必要的。

未央宫遗址平面示意图

未央宫前殿复原图

前殿遗址的高大台基，至今仍高高耸立于汉长安城故址之中，其南北长400米，东西宽200米，高15米。地形由南向北逐渐升高。台基由南向北可分低、中、高三层台面，中间台面的主体建筑是前殿的中心建筑物。

未央宫前殿遗址

前殿是未央宫的主体核心建筑，与东、西、南、北宫墙的距离分别为990米、1060米、860米和890米。这种设计安排，应与古代天子的“择中”观念有关。

未央宫前殿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时代较早的高台宫殿建筑遗址。前殿坐北朝南，前殿正门为南门，南门在前殿基址南边约东西居中位置，东西面阔46米，现存南北进深约26米，此门或即文献记载之“王路朱鸟门”。前殿东西两侧与北面均有上殿慢道。前殿南门两边，筑有南墙。前殿中部和北部的东西两边分别有封闭性廊道。前殿南门与宫殿之间有一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50米的广场。前殿是一大型宫殿建筑群，包括南、中、北三座宫殿，其间并有宏大的庭。

未央宫椒房殿遗址

椒房殿位于未央宫前殿以北360米处，可谓真正的“后宫”。椒房殿南部为正殿，其夯土台基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50余米，南北宽30余米，面积约1500平方米。台基周施回廊，廊道地面铺砖，廊道外为散水。正殿坐北朝南，殿址南有东西并列登殿踏道，二者东西相距23.5米，反映出这组宫殿建筑的规格非常高。

帝王后妃之宫称“后宫”，先秦时代后宫是根据宫的相对方位而命名的，对照物应为路寝，即帝王后妃之宫在帝王路寝之北，故名“北宫”。因为路寝和北宫所取方向均为坐北朝南，从方位而言南为前、北为后，故秦又称路寝为“前殿”，这是相对“后宫”而命名的。皇后宫殿——椒房殿遗址位于未央宫北部。作为同属后妃之室的掖庭、椒房等均应在前殿之北。椒房殿是后宫的首殿，自然要比婕妤以下妃嫔宫室离前殿更近一些、规模更大一些。椒房殿故址位置的基本确认，结合文献记载，使我们可以推断掖庭的大体方位。椒房殿应该在后宫的最南部，掖庭应该在椒房殿以北，主要应该分布在石渠阁遗址、承明庐遗址的东南部，天禄阁遗址以南，少府或其所辖官署遗址以东。

长乐宫

在长安城中，长乐宫是仅次于未央宫的一座重要宫城。长乐宫是在秦兴乐宫基础上改建而成的，故《历代宅京记》记载：“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

兴乐宫在秦昭王时已存在，当时他为了便于咸阳宫和兴乐宫之间来往，建造了著名的渭桥。文献记载，秦始皇在兴乐宫营建了不少建筑，如大夏殿及后来移置此殿之前的著名巨大铜人十二座，还有鸿台、鱼池、酒池等。文献记载酒池有“肉炙树”，这与商纣王的以酒为池、积糟为山、脯肉为林何其相似！

汉武帝步其后尘，泛舟于酒池之中，又在池北修筑了台榭，制作了巨大铁杯，酒放其中，“招待”外宾，取笑使者。天子赐酒给他们，由于铁杯大而重，拿不起来，他们只好低头引首于铁杯之中喝酒，颇似牛饮水。这就是“上观牛饮”的笑话。当时围观者多达三千人，由此也可反映出酒池台榭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西汉初年，高祖决定定都关中。公元前202年，刘邦以兴乐宫为基础改建长乐宫，仅一年多时间，长乐宫建成，命令“丞相已下徙治长安”（《史记·高祖本纪》），长乐宫成为高祖布政之宫。刘邦在长乐宫前殿举行登基仪式，在朝仪中第一次体会到当皇帝的高贵和威严。

高祖晚年，作为正式建造的皇宫——未央宫主体工程已完成。刘邦去世后，其子汉惠帝刘盈移居未央宫。终西汉一代，未央宫成为大朝之地的皇宫，长乐宫变成了太后居住的宫城，这样就形成了“人主居未央，长乐奉母后”的格局。

尽管如此，长乐宫在西汉的政治生活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当外戚专权之时，长乐宫往往成为左右时局的政治中心。惠帝居未央宫，但他要经常到长乐宫向吕后“汇报工作”。他频繁前往长乐宫，但凡大事都要太后定夺。景帝时，爆发七国之乱，政局危难，而后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田蚡囚禁灌夫之事，还要“东朝”廷辩。

西汉晚期，政治动乱加剧，宫廷斗争异常激烈，象征着国家政权的国玺都藏于长乐宫的太后之处。王莽自立皇帝，在长乐宫胁迫孝元皇后把国玺交给他，孝元皇后拒不从命，最后无奈，义愤填膺，将国玺投之于地，摔坏一角。这些都说明，长乐宫在长安政治舞台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长乐宫在长安城东南部，其东、南两边以长安城东城墙和南城墙为邻，西边和北边分别为安门大街和清明门大街。现存宫城遗址范围在今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街道和汉城街道的阁老门、唐寨、张家巷、罗寨、讲武殿、查寨、樊寨和雷寨等村庄。根据文献记载，长乐宫与未央宫一样，宫城四面应各设有1座宫门，目前考古勘探仅发现了东、西、南三面的宫门，北宫门有待今后进一步开展考古寻找工作。

汉长安城的地势总体是南高北低，长乐宫的总体地势亦如此。作为宫殿建筑选址的规律，一般宫殿区位居城内、宫内地势较高的地方，因此长乐宫的主要宫殿应该分布于长乐宫南部。而在长乐宫南部宫殿建筑中，因为早期汉长安城的“朝东”方位决定，宫城之内东部为前，西部为后，故长乐宫的宫殿建筑群中，南部较北部重要，东南部较西南部重要。

长乐宫遗址考古资料显示，宫内的主要南北向道路分布在宫城东西向道路之南。宫殿区建筑群可以分为三组，即东南组、西南组和西北组。西北组在长乐宫内东西向干路以北，该路以南有东南组与西南组。其中东南组建筑群遗址，位于樊寨村东南，规模最大。这组大型宫殿建筑群西邻长乐宫南宫门至宫城东西干路的南北路东侧。《水经注·渭水》记载：明渠东经长乐宫北，又：

殿前列铜人，殿西有长信、长秋、永寿、永昌诸殿，殿之东北有池。

樊寨村发现的长乐宫大型建筑群所处方位，恰在长乐宫东部偏南，明渠在其北，在该建筑群西部又发现多处汉代大型建筑群遗址。结合该建筑群的规模、形制，推测其可能为长乐宫前殿遗址。

20世纪70年代末，在长乐宫西部，今汉城街道罗寨村北发掘一座宫殿遗址（长乐宫一号宫殿建筑遗址）。宫殿建筑围筑于院落之中，院落南墙东西居中处外凸，似为南门遗址。宫殿周施回廊，廊道方砖铺地，廊外置卵石散水。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太后宫殿——长信宫。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可能就是住在长信宫的孝文窦皇后（当时已为窦太后）作为礼物馈赠给其亲属中山王后窦绾的。

长乐宫自惠帝居未央宫以后，已成太后之宫。长乐宫中的长信宫是太后的主要宫殿。因而“长信”成为太后的代名词。汉成帝时，赵飞燕骄妒宫中，班婕妤为逃避她的迫害，只得请求去长信宫服侍太后以求庇护，保全性命，因此她发出“奉共养于东宫兮，托长信之末流。共洒扫于帷幄兮，永终死以为期”的慨叹。

长秋殿、永寿殿和永昌殿也是太后的宫殿，椒房殿则为高祖以长乐宫为皇宫时的皇后宫殿。

近年来，考古发掘了多座长乐宫宫殿建筑遗址，如二号、四号、五号、六号建筑遗址，它们集中分布在长乐宫西北部。

长乐宫五号建筑遗址是一座凌室建筑遗址，位于西安市未央区汉城街道罗寨村东北。凌室是藏冰之所，藏冰需要防热，而房屋南墙是受热最多的，北墙是受热最少的，夏季的房屋西墙较东墙受热更严重一些，因此凌室四面墙体出现厚薄不一的现象，其中南墙最厚，西墙次之，北墙最薄。室内中央有一条东西向排水沟，东西长25米，南北宽0.19米，排水沟又与室外地下排水管道相连接。

凌室的功能是供应饮食。周代管理“凌阴”（凌室）的人，称“凌人”。凌人负责凌室藏冰、用冰工作。每年夏历十二月就要到河池中采运冰块，要将宫廷用冰数量3倍的冰块藏入凌室之中。夏季到来之前还要检查盛放冰块的容器——鉴，平时则要为皇室或王室的宴飨、祭祀等活动提供藏冰及放置冰块的容器，以防食物因天热而变质，从而保证食品的安全。此外，凌室还要在帝王大丧时提供足够保存尸体的冰；酷暑之际，为帝王准备赏赐官员的藏冰。

长乐宫凌室遗址

凌室主体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室内东西长27米，南北宽6.7米。

长乐宫遗址地下排水管道

“飞鸿延年”瓦当

大厦殿是长乐宫中的一所重要宫殿，它可能是长乐宫中主要的政治活动场所之一。因而秦亡以后，汉初将秦的皇宫——咸阳宫前的12个铜人移至大厦殿前。

钟室是“长乐宫悬钟之室”。西汉的开国元勋、淮阴侯韩信就被吕后斩杀在这里。

长乐宫不仅有众多宫室，还有风景秀丽的池苑、幽静的亭榭、壮观的台阁。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在兴乐宫中建造了高达40丈的鸿台，台上建起观宇，秦始皇经常登台射击天空中翱翔的飞鸿，因此取名鸿台。西汉初，长乐宫在兴乐宫基础之上建成后，鸿台又巍然屹立于长乐宫中。汉惠帝四年（前191），鸿台因火灾被毁。长安城内出土的“飞鸿延年”图像和文字结合的瓦当，应是鸿台的建筑遗物。

西汉晚期，战火曾给未央宫以严重破坏，但长乐宫却幸免于难，保存完好。因而更始帝自洛阳到长安后就以长乐宫为皇宫。后来赤眉军攻入长安城，更始帝逃至长安东北的高陵县，刘盆子继帝位，他仍以长乐宫为皇宫。东汉一代，长乐宫一直是完好地保存着。它被破坏和废弃是东汉以后的事了。

建章宫

西汉中期是汉代鼎盛时期，当时长安城中已布满了大型宫殿建筑，没有发展的余地。太初元年（前104），未央宫北阙附近的柏梁台因发生火灾而被焚毁。一个名叫勇的广东巫徒向汉武帝提出：根据广东那里的风俗，如果发生火灾，烧毁建筑物，就要建造一个比原来更高大的建筑物，用来压住火魔。汉武帝以此为理由，在长安城外修筑了“度比未央”、规模宏大的建章宫。

建章宫遗址在汉长安城西边，其范围约包括今西安市未央区三桥街道高堡子、低堡子、双凤村、太液池苗圃、柏梁村和孟村。建章宫主体建筑是前殿，位于建章宫中部偏西的今高堡子、低堡子二村庄。

建章宫四面各有1座宫门。南宫门为宫城之正门，称“阊阖门”，又称“天门”，即天上紫微宫宫门。东宫门和北宫门外各有一对高25丈的阙楼，其上装饰有鎏金铜凤鸟，高丈余，因此人们又称其为“凤阙”。其中东宫门外的双凤阙最有名，其基址位于今双凤村东，村名当源自双凤阙。

建章宫双凤阙遗址

双凤阙东西间距53米。西阙基址保存较好，现存高11米，底径17米；东阙基址保存较差，现存高6米，底径5米。

所谓双凤阙实际上是一对东西并立的阙台基址，古代民歌中的“长安城西有双阙，上有双铜雀”中的“双阙”，即此双凤阙。双凤阙位于建章宫前殿以东700米处，双凤阙之间有南北大道，大道由二阙向南折西通向建章宫前殿。按照常规，阙内为门，也就是说东西并列的建章宫双凤阙以南应有门，此门应为坐南朝北。因为双凤阙在建章宫以东，这应该是建章宫的东宫门，东门坐南朝北，这是以往非常罕见的。

太液池在建章宫前殿西北450米处，面积15.16万平方米。汉武帝为了求神祈仙，在太液池中建造了渐台，又筑起了3座假山，象征着东海中的瀛洲、蓬莱、方丈3座神山。“太液者，言其津润所及广也。”（《三黄图》）据考古发现，宫城之内开池，始于西汉，池的名称亦为后代沿用。

太液池象征着大海。考古工作者在太液池东边，曾发现一件西汉时期的巨大石雕——石鱼，长4.9米，直径1米，大概即文献记载的太液池岸边的长3丈、高5尺的石鲸。

太液池渐台基址

现存太液池渐台基址东西长60米，南北宽40米，残高8米。

建章宫太液池遗址出土的石鲸

太液池作为大海的象征，皇帝将其安排在皇宫之中，显示出宫城是国家的缩影。其宫城东西南北四面辟门，象征天下国土四方尽在宫中，而海洋河川也以太液池为象征被统统纳入宫城。

甘泉宫

甘泉宫遗址位于今陕西省淳化县铁王乡凉武帝村、城前头村和董家村一带。甘泉宫取名于所在地的甘泉山。

甘泉宫原来规模较小，周长只有约5千米。汉武帝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扩建后的甘泉宫宫城周长约9.5千米，其中有宫殿12座、楼台1座，宫城四面各有1座宫门，称“司马门”。

甘泉宫的主体建筑是前殿，也称“甘泉殿”或“紫殿”。前殿位于甘泉宫中心。

甘泉宫遗址平面示意图

甘泉宫遗址平面近长方形，周长为5668米，面积约为148.6万平方米。

西汉皇帝，尤其是汉武帝，每年五月都要由长安北上到甘泉宫避暑，往往一直要到盛暑过后的八月，才前呼后拥地回到都城长安。

宫城遗址现在仍保存有多处汉代高台建筑的台基，其中可能就有历史文献记载的“通天台”台基。甘泉宫遗址内还出土有“甘林”文字瓦当和戳印有“甘”“甘居”“居甘”陶文的砖瓦等遗物，它们佐证了这里遗址的性质。

甘泉宫遗址出土的“甘林”文字瓦当

北　宫(www.xing528.com)

北宫因位于未央宫和长乐宫之北而得名，西汉初年由高祖刘邦创建，汉武帝时进行了增修。北宫遗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街道和未央宫街道的曹家堡、周家堡、施家寨、讲武殿村一带。城址已发现南、北门，二门南北相对，门址面阔7米，进深12米。由南门址向南有道路通至直城门大街。北宫与未央宫之间有紫房复道相通。傅太后住在北宫时，经常从复道去未央宫，请求皇帝赐予她尊号。北宫之中有前殿、寿宫、神仙宫、太子宫等宫室建筑。

北宫遗址南部砖瓦窑遗址

寿宫和神仙宫是供奉神仙的宫殿，各种祭祀神仙的礼仪活动在这里举行。那里是人迹罕至的神秘地方，正因为如此，皇帝为了逃避朝野的舆论，他在北宫之中为自己蓄积了大量私奴和车马。

北宫作为后妃之宫的特点是：宫中的后妃多为不得志者，她们或被废贬，或被迫退处此宫。这也许与北宫中的寿宫供奉神君有关，这样可以让那些被废贬的后妃在此宫“修行积德”。西汉初年，吕太后去世，诸吕势力被剪，孝惠张皇后被废处北宫；哀帝崩，太后赵氏（赵飞燕）被贬，退居北宫。因此也有人认为，北宫或为被废黜的后妃之宫。

北宫之中有太子宫，太子宫自然是与太子有关的建筑。太子宫内有甲观，甲观之内有画堂。画堂是有壁画的殿堂，传说北宫中的画堂有九子母壁画，从某种宗教迷信观念出发去推测，或许那里有专门为后妃所设的产房。

明光宫

明光宫修建于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三辅黄图》记载，明光宫“在长乐宫后，南与长乐宫相联属”。也就是说，长乐宫与明光宫南北相连。宫室建成以后，从燕、赵等地（今河北一带）征召了美女两千人充实宫中。这些宫女的年龄一般在15岁至20岁之间，年龄满30岁的人就要出宫外嫁，然后另择美女补足其数额。王莽时改明光宫为安定馆。

汉长安城礼制建筑

礼制建筑是西汉首都长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西汉初期少量礼制建筑修建于长安城中，长安城的礼制建筑主要分布在城外，其中以南郊最为集中。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汉长安城礼制建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勘察和重点发掘。在中国古代都城考古中，西汉都城礼制建筑遗址的考古工作是开展得最早、最多，成果最为丰硕的。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主要包括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灵台、圜丘等。

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分布图

西汉初年在汉长安城中修建了太上皇庙、高庙和惠帝庙，它们虽然在都城之中，但是在宫城之外。历史文献记载，刘邦父亲的太上皇庙位于长乐宫北边、香室街以南；汉高祖刘邦的高庙位于安门大街以东、长乐宫西南，约在今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街道东叶村一带。惠帝庙在未央宫以东、安门大街以西、武库以南、高庙西侧，因此惠帝庙又称“西庙”。文帝庙称“顾成庙”，在今西安市西郊玉祥门以西、大庆路以北一带。顾成庙与高庙、惠帝庙不同者有二：一是顾成庙为文帝在世时的“自为庙”；二是高庙、惠帝庙均在长安城内，顾成庙在长安城外。

王莽九庙复原图

汉长安城遗址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宗庙建筑群遗址，应属文献记载中的地皇元年（20）王莽在长安城南修筑的“九庙”，该宗庙建筑群遗址位于汉长安城南城墙以南约1千米处，处于汉长安城西安门与安门南出平行线之间。该宗庙建筑群由12座建筑组成，1座在最南边，围有单独的围墙形成院落，院落平面呈方形，边长280米。另外11座则共有一大围墙围成院落，院落平面呈方形，边长1400米。南部小院落与大院落南北相距10米，前者在后者东西居中位置。每组建筑由中心建筑、围墙、四门和围墙四隅的曲尺形配房等组成。院落四角各有角楼一类建筑。大院南北各有4座门，东西各有3座门，共计14座门。大院之内的11座宗庙建筑遗址分为南北3排，南、北排各东西并列分布4座单体宗庙建筑遗址，方位南北相对。中排东西并列分布3座单体宗庙建筑遗址，其交错排列于南排和北排各自4座建筑遗址之间。大院之中的11座单体宗庙建筑遗址，其形制、规模基本相同。每座宗庙建筑遗址各自周筑围墙形成院落，围墙宽约3.8—5米。院落平面近方形，边长270—280米，围墙四面中央各辟1门。4座门的规模、形制相同，门址包括门道、左右塾。院落中央为宗庙中心建筑，中心建筑平面呈方形，边长55米，四面对称。中心建筑中央为平面呈“亞”字形高大台基。

王莽九庙第三号宗庙建筑遗址平面示意图

官社建筑遗址平面示意图

大院落东西长600米，南北宽570米；小院落平面呈方形，边长273米。早期建筑遗址东西残长240米，南北宽60—70米。

20世纪5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汉长安城南郊宗庙建筑群遗址西部发掘了官社遗址。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晚期遗址平面呈“回”字形，为内外相套的大小双重院落。大院落四面围墙中央各辟1门。小院落在大院落中央稍偏南处。小院落四面围墙中央各辟1门。早期建筑遗址在大院落围墙内东北部，是一个长方形的夯土台。发掘者认为早期建筑遗址是西汉初年在秦的官社旧址基础之上修建的汉的官社，晚期建筑遗址是王莽修建的官社遗址。

“社稷”十分重要，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眼中，社稷就是江山、国家、政权。古人所说的都城之中的“左祖右社”，就是祖宗的宗庙与国家的社稷。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社与稷合称“社稷”，视为一种礼制建筑。实际上至少在西汉时代，社与稷还是不同的礼制建筑。

《说文解字》记载：“社，地主也，从示、土。”由此可见，社与土地密切相关。有人认为在史前时期，社是祭祀土地的，为远古时期人们“地母”崇拜的平台，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后代。

从现代植物学的认识看，稷应该是黍属，也可以说是粟。稷是中国古代北方（主要是黄河流域、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南部）文明起源与形成时期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可谓“五谷”之首。通过对黄河流域的青海、甘肃、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内蒙古东南部和辽西地区西辽河流域古代农作物遗存的研究发现，上述地区具有以种植稷和黍为主的农业生产特点，而这一地区恰恰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核心地区，因此稷成为远古时代中国人粮食的代表。而“民以食为天”是天经地义的，这也就是稷之于中国古人的重要性所在。

因此上古时代社与稷的祭祀是分开进行的。西汉时代的官社与官稷，是两个不同的建筑个体。社作为土地之神，稷作为百谷之神，二者的祭祀对象是不一样的，但它们之间又存在有机联系。稷是百谷之首，土地是百谷之母，没有土地也就没有百谷。社作为土地之神，人类衣食的“耕织”依赖于土地，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平台。古代中国以农立国，而“农”与土地息息相关，农业离不开土地，社就是古人对土地崇拜的平台。由于土地与粮食的关系，而古代中国又重农抑商、以农立国，所以秦汉之后人们把社与稷连在一起，称为“社稷”，“社稷”一词也就成为国家的代名词。我们在明清北京城故宫所看到的社稷就是“社稷文化”的典型代表。

20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汉长安城遗址南部即今西安市西郊大土门村附近考古发现了一处大型建筑遗址，遗址由主体建筑、围墙院落与圜水沟三部分组成。主体建筑位于中心部位，其四周围筑了方形院落，边长235米。院落四面中央各辟1门，院落中的四角各有一曲尺形平面建筑。院落之外有一平面呈圆形的圜水沟将其包围。主体建筑建于平面呈方形的土台上。土台之上有一直径62米的圆形夯土基址，其主体建筑置于圆形夯土基址之上，平面似“亚”字形，正南北向，边长42米。“亚”字形建筑中央是个平面呈方形的夯土台。此即文献所说的“太室”，或谓“通天屋”。

关于这一建筑遗址的具体性质，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这是西汉时代的辟雍，另一种意见认为是明堂与辟雍的集合体。其实古人已经说过，“明堂、辟雍是一物”。明堂在周代是大朝正殿（路寝），又是宗庙，因此《宋书·礼志》记载，“《周书》云：清庙、明堂、路寝，同制”。古人认为明堂之外的环水就是辟雍。这样看来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中的上述考古发现应该属于“明堂-辟雍”。明堂-辟雍的功能，在汉代被认为是天子行礼乐、宣教化的神圣之地。

明堂-辟雍建筑遗址复原图

圜水沟范围东西长368米，南北宽349米；沟深1.8米，宽1.8—2米。大方形土台东西长206米，南北宽205米，高1.6米。中央小方形夯土台，东西长17.4米、南北宽16.8米。

中国人对于天地有着特殊的信念。结婚是人生大事，而中国人称结婚为“拜天地”，可见天地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中国古代百姓视“天地”神圣无比，而国家统治者对天地更为重视，因此祭祀天地的礼制建筑成为国家礼仪的重要符号。汉代匡衡、张谭说：“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汉书·郊祀志》）

中国古代祭祀天地的礼制建筑是圜丘（天坛）与地坛，始称“南郊”与“北郊”，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古人对天地的祭祀活动由来已久。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时，祭天已成定制，当时祭天地点就在云阳甘泉山。西汉初年，沿袭秦制。汉文帝时，在长安城东北的渭河与灞水汇流处，修筑了“渭阳五庙”，祭祀天神。汉武帝时，又在云阳甘泉山祭天。建始元年（前32），汉成帝在长安营筑南郊，亦称“天郊”，把祭祀活动迁到都城附近进行。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因而祭天之处往往选择或有意营筑成圆形土丘，时称“圜丘”，以此作为天的象征进行祭祀。文献记载，西汉南郊的圜丘，高2丈，周围120步，在长安城南，位于今西安西郊周家围墙附近。

近年在汉长安城附近的京畿之地（“三辅”之右扶风雍城），考古发现了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祭天之圜丘遗址：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柳镇血池村以东与沟南村之间的山梁和山前台地上，东南距秦雍城遗址12千米，总面积为470万平方米，发现祭祀台及场地、道路、祭祀坑遗迹等3200余处（个）。

血池秦汉祭祀遗址

圜丘遗址高5.2米，底部周长约50米；“”直径31米，口宽5米，底宽4.1米，深1.5米。

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出土的玉器

圜丘遗址为夯筑，坐落在直径60—80米的椭圆形平台之上，周置围沟，也就是历史记载的“谴”。遗址时代为西汉时期。根据《史记·封禅书》与《汉书·郊祀志》等记载，上述夯土台及其附属设施，即古代祭天与“五帝”的“畤”。该遗址考古发现最多的是车马祭祀坑与牲肉（马、牛、羊）埋葬坑。雍山血池遗址为西汉初期汉高祖刘邦在雍城郊外原秦畤基础上设立的国家级祭天场所——北畤。可以说这是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中的最早祭天物化载体遗存。当然祭天活动应该还有更为久远的历史。

这种祭天礼仪一直与中国古代社会相始终，北京天坛是中国古代祭天礼制建筑的集大成者。

上林苑

汉长安城的国家宫苑——上林苑，其规模之大、配置之全、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古代都城宫苑发展史上未有出其右者。

秦迁都咸阳后，在渭河南岸修筑了上林苑，西汉时代沿用。由于秦上林苑占地规模很大，因此西汉初年中央政府曾下令，让农民到上林苑内开垦耕种。上林苑大规模扩建始于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扩建后的上林苑，东南至蓝田的焦岱，南至终南山北麓，西南至周至县终南镇附近，向北跨过渭河，包容了兴平、咸阳一带的秦汉离宫别馆，号称周围400里，其范围之大可容“千乘万骑”。为了便于管理，周围筑以墙垣，开辟了12座城门。这时的上林苑发展为宫观、官署、池苑并存，其中有各种宫观建筑70余座，苑囿36处。在上林苑遗址曾经发现不少“上林”文字瓦当。

上林苑中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宫”有长杨宫、五柞宫、黄山宫、鼎湖宫、葡萄宫、昭台宫、宣曲宫、犬台宫等，这些宫室在西汉时代影响很大，有的是皇帝狩猎时休息的地方，有的是专门为重要国宾建筑的宫殿，有的是安置后宫妃嫔的宫室等。考古人员对一些宫观进行考古勘探与发掘，初步了解其分布地区与文化内涵。

如位于今陕西省周至县终南镇竹园头村西50米处的长杨宫遗址，遗址中心建筑群分布面积约为20万平方米。遗址中出土了龙纹空心砖、变形葵纹瓦当、不同类型的云纹瓦当等，其中有些与秦咸阳城遗址出土的秦空心砖、秦瓦当基本相同。

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砖瓦建筑材料，以西汉时代的数量最多，且具有一定特色。如发现了属于四神纹瓦当的朱雀纹、玄武纹、白虎纹瓦当，还发现了青龙纹、白虎纹的四神纹空心砖。它们多出土于宗庙、陵庙等建筑遗址，长杨宫遗址出土的四神纹瓦当及空心砖，有可能是宗庙之类的建筑遗物。

遗址中出土的“禁圃”“汉并天下”文字瓦当等亦较为重要。禁圃是上林苑的一部分，其功能是为皇室提供蔬菜瓜果、花卉草木等。出土“禁圃”文字瓦当的周至县长杨宫遗址与户县坳子村，应为禁圃的“两尉”官署所在地。

秦汉都城宫观及上林苑分布图

《上林苑图》·明·无款

《上林苑图》版本很多，大多数伪托为仇英的作品，构图设色大体相同，多为明清时期苏州画师所绘。此幅图写司马相如《上林赋》意，相如此赋乃为献汉武帝而作，以华美靡丽之词句，铺陈颂扬皇家园囿上林苑之堂皇富丽与天子射猎场面之壮阔伟盛。画中极力描绘各种水陆神兽、奇花异卉，宫殿巍耸，人马迤逶，以见天子声威之浩大。人马树石造型精谨，用笔工细，设色浓艳亮丽，再现了汉代上林苑中天子狩猎的宏大场面。

又如在今兴平市东南约10千米处的田阜乡侯村西北部发现的黄山宫遗址，其南临渭河，遗址范围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500米，面积约为50万平方米。遗址中出土的西汉铜灯的灯柄之上，有“横山宫”铭刻，“横”与“黄”通假，“横山”即“黄山”；还发现了“黄山”文字瓦当。二者的出土，说明其出土地应为黄山宫遗址，这也纠正了长期以来认为黄山宫位于兴平西30里处的说法。黄山宫遗址考古发现了夔凤纹遮朽2件、云雷纹遮朽8件，其中夔凤纹遮朽直径76.5厘米，高57厘米，云雷纹遮朽直径51.2厘米，高38厘米。类似上述规格的遮朽，以往大多出土于大型皇室建筑之中。

再如，考古工作者在陕西省蓝田县焦岱镇焦岱村南100米处，发现一大型汉代建筑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考古发掘宫殿建筑遗址7座，发现了宫墙遗迹，出土了大量西汉时代建筑遗物，其中以“鼎胡延寿宫”“鼎胡延寿保”文字瓦当较为重要。《史记·封禅书》载：“文成死明年，天子（汉武帝）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不愈。”

长杨宫遗址出土的“禁圃”文字瓦当

黄山宫遗址出土的“黄山”文字瓦当

黄山宫遗址出土的大半圆夔纹瓦当

鼎湖宫遗址出土的“鼎胡延寿宫”文字瓦当

上林苑中的楼台亭榭以昆明池周围最为集中，如司马迁所记述的那样，昆明池“列观环之”。其中著名的宫观建筑豫章观，也叫昆明观，位于今长安区斗门街道万村西北约1千米处。白杨观在昆明池东岸，今孟家寨附近。细柳观在昆明池南岸，今长安区斗门街道石匣口村西。此外，在长安城西南，今户县城西有属玉观；长安城复盎门南五里有博望观，这是汉武帝的戾太子博望苑中之楼观。上林苑中的宫殿、楼观数量很多，建筑形式各异，使用功能各不相同，它们由甬道、复道连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如果说上林苑中的各种宫观建筑如夜空中的闪闪繁星，那么昆明池则颇似繁星密布夜空中的一轮皓月。

昆明池水引自发源于终南山的交河之水。昆明池中停泊有训练水兵的战船，还有各种供帝王游乐的船只。昆明池既是皇家禁苑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都城长安保证了水源供应和京师与关东漕运的必要条件。西汉中期，随着汉武帝在长安大兴土木，扩建了北宫、上林苑，新建了桂宫、明光宫和建章宫，都城长安的用水量骤增，充足的水源是保持都城繁荣的必要条件。随着都城的扩大、人口的增加，不但水源要增加，粮食的供应也要提到日程上来。把关东的粮食运到关中，这样大量的运输任务，水运是最方便、简捷的，漕运成了长安保证粮食正常供应的主要运输方式。漕运要有水，昆明池的修建也解决了漕渠补水问题。

汉昆明池遗址平面示意图

牛郎织女的传说就来自古代人们对昆明池丰富美好的想象。昆明池被比作天上的银河，牛郎在其左，织女在其右。昆明池旁修筑了石婆庙、石爷庙及其牛郎织女石像，佐证了这个故事的久远历史。今长安区斗门街道附近的常家村北和斗门街道棉绒加工厂附近，现仍有石婆庙和石爷庙，它们应该是后代所建，但是庙内供奉的牛郎与织女石像却是西汉时代的珍贵遗物。有趣的是，石婆庙和石爷庙供奉的主人恰好相反，石婆庙的石像是牛郎，石爷庙的石像是织女。

昆明池遗址附近的
汉代牛郎石像（左）和织女石像（右）

昆明池遗址范围东西宽约4250米，南北长约5690米，周长约17600米，面积为16.6平方千米。故址为一片洼地，低于附近地面2—4米。其四至范围为：东自孟家寨、万村之西，西至张村和马营寨之东，南由细柳原北，北到北常家庄以南。

牛郎和织女石像是由火成岩雕成的两座大型圆雕石刻，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修昆明池时竖立的。因而，它们的年代比霍去病墓的石刻还要早，这是迄今所知我国古代最早的大型石雕作品之一。

上林苑中除了昆明池之外，还有许多水池，如初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积草池、东陂池、西陂池、当路池、太一池、郎池、百子池等，它们分布于上林苑内，杂处于宫观之间，从而把上林苑点缀得更加秀丽。这些池各具特色，像积草池中，有南越王赵佗贡献给汉朝皇帝的珊瑚树，树高1.2丈，一共3棵，上面有462根枝条，甚为壮观，尤其当夜幕降临后，珊瑚树上发出时隐时现的萤光，被人们誉为“烽火树”。每年七月七日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百子池都要举办大型文艺活动，人们用五颜六色的丝缕相系，唱歌跳舞，尽情欢乐，寄托美好愿望。

上林苑作为皇家公园，其中还豢养着许多珍禽异兽，它们或供天子和达官显贵们观赏，或供其猎获。上林苑的36所苑囿大多分布于上林苑的西部和北部。负责诸苑事务的官员和苑监，以郎官充任。诸苑规模甚大，据记载，其中有官宦奴婢3万人，马30万匹，还有鹿、虎、熊、犀、熊猫等动物。这些动物分别在不同苑中饲养管理，并且专门有令和尉等官员进行登记造册。不同的动物由不同身份或名分的人去驯养、管理。如养鹿的人多是官奴婢和家庭财产不满5000钱的贫民。

上林苑中不少建筑物的名称与苑中豢养的动物有关，如白鹿观、众鹿观、鹿观，不管是一观多名，还是诸观各异，它们都应与鹿有关。又如走马观、虎圈观、射熊观、鱼鸟观、犬台、狮子圈和彘圈等，似都与相对应的动物有关。上林苑中的珍禽异兽，有中国本土的动物，也有狮子、鸵鸟等异国的贡物。

古罗马有闻名世界的斗兽场，而汉上林苑中皇室所营筑的“斗兽场”却鲜为人知。当时皇帝任命了官吏专门负责“斗兽场”的工作。

“斗兽场”并非始建于汉代，秦已有之。秦昭王就曾把魏公子无忌派来的特使朱亥放到秦上林苑的“斗兽场”——虎圈之中，与猛虎决一胜负。汉代，为了便于观看斗兽活动，修建了高大、宏伟的“斗兽场”——兽圈。兽圈是斗兽场，也是各种动物的养殖场。其中主要禽兽的种类、数量都要造册登记，备有“禽兽簿”。汉代斗兽已不限于与猛虎斗，还有与恶熊、野猪相搏者。斗兽者有专业的斗兽武士，也有皇帝的爱妃，有本国人，也有域外的胡人。上林苑中的禽兽除供观赏和斗兽之外，还有三种用途：

《上林苑斗兽图》画像砖·西汉

第一，皇帝每年到秋冬之季都要在上林苑狩猎，届时上林尉把兽圈中豢养的禽兽放入猎场，让皇帝猎获。

第二，西汉时代，厚葬之风甚盛，皇帝更是事死如生。为了把生前的东西全部带到死后的另一个世界，作为供其享受的珍禽异兽，自然属于皇室人员死后的随葬品。如《汉书·贡禹传》记载，茂陵之中就随葬有大量“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又如考古工作者在薄太后南陵的陪葬坑中，曾发掘出土了随葬的熊猫和犀牛的骨架，这些珍禽异兽有可能取自上林苑兽圈之中；汉昭帝平陵陵园也陪葬有骆驼等。

第三，上林苑中精心豢养着一些来自异域的狮子、鸵鸟和犀牛等，作为西汉王朝与邻近地区和国家友好往来的见证，它们宣扬了汉朝天子的怀远之德。

上林苑中不仅有各种各样的珍禽异兽，还汇集了各地千姿百态的植物。汉武帝扩建上林苑时，各地献来名贵果木和奇花异卉3000多种，如呼伦湖和贝尔湖一带的瀚海梨、昆仑山附近的王母枣、西域的胡桃和羌李、南方的蛮李等，它们都种植在上林苑中。植物是大地的衣服，各种各样的植物汇集于上林苑，把它装扮得分外美丽。高低错落的树木、万紫千红的花卉、青翠欲滴的绿茵，加之蜿蜒起伏的阁道、亭亭玉立的楼观、金碧辉煌的宫殿，使人间的上林苑犹如天上的仙境一般。有的建筑物还以上林苑中的植物命名，如蒲陶宫（葡萄宫）、扶荔宫等。

上林苑是皇家公园，又是皇家庄园。汉代皇室所有土地称“公田”，公田大多分布在京畿地区。上林苑中除供皇室享受的宫观、池沼、苑囿、猎场之外，还有大量沃野良田，这些都属于皇室公田，它们或为耕地，或为牧场。皇后每年还要于上林苑“春幸茧馆”，与皇帝在都城的“藉田”一并表示国家重视农桑。

兆伦铸钱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钟官遗址出土的陶范母范头的“钟官”铭文

“上林三官”五铢·汉

上林苑之内还安排有重要的铸币官署和工场，“上林三官”则是其代表。汉武帝于元鼎四年（前113）改革铸币制度，不允许地方铸币，铸币权统一由中央政府掌握。上林苑遗址内，如长安区窝头寨、未央区三桥街道好汉庙、户县大王镇兆伦村等地均发现了汉代铸币遗址。其中，户县大王镇兆伦村钟官遗址尤为重要。

上林苑之于汉长安城的作用有三点：

首先，上林苑加强了都城长安及皇宫的安全性。长安城的宫殿主要在南部和西部，长安城外的南部和西部均划入上林苑范围之内，使之成为皇宫——未央宫的后花园，使一般人很难接近未央宫西南两面，加强了其西部与南部的安全性。未央宫北面又有桂宫、北阙甲第和北宫为屏，东面有长乐宫为障，使未央宫固若金汤。

其次，上林苑的扩建缓解了都城长安宫室建筑的紧张状况。随着发展，汉朝皇室与官僚机构日渐庞大，长安城中的建筑已满足不了统治者需要，上林苑成了都城的补充。皇室和中央政府的不少重要活动安排在上林苑，一些官署也设在上林苑。如汉宣帝在平乐观接待匈奴使者及其他外国君长，举行大型文艺活动；汉帝在葡萄宫接待匈奴首领单于来朝下榻；皇帝经常光临长杨宫、五柞宫、鼎湖延寿宫、宜春宫等。

再次，汉长安城上林苑对后代影响是深远的，东汉雒阳城、隋洛阳城的主要苑囿仍名为“上林苑”，其与都城所处相对方位亦与汉长安城和上林苑相对位置相近。邺北城和邺南城城外苑囿、唐长安城禁苑都承袭了汉长安城上林苑既为游乐场所又为都城和宫城安全屏障的作用。降及清代的颐和园昆明湖，其名称也是直接源于上林苑昆明池。

汉长安城作为帝国时代的一座都城，它继承并发展了先秦时代都城文化，又影响了秦汉以后都城文化发展，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都城四面辟门，每面3座城门，每座城门均为“一门三道”，与城门连通的城内大道为“一道三途”。

其二，宫城——未央宫及明堂—辟雍、宗庙等礼制建筑平面均为方形，体现“以方为贵”。方形平面空间又使都城、宫城、宗庙、明堂等可以“四面辟门”，从而使“和”的理念更为突显。

其三，未央宫、长乐宫、建章宫、甘泉宫各宫城均为四面辟门，这是中国古代宫城最早四面辟门的。

其四，前殿居宫城之中央，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大朝正殿“居中”“居高”“居前”实例。前殿居未央宫中央，宫城内的宫殿、官署等建筑均在其两侧或后部。这种布局对后代宫城中大朝正殿的位置安排有着深远的影响。如东汉雒阳城南宫的前殿、北宫的德阳殿，曹魏邺北城宫殿区的文昌殿，建业城太初宫的神龙殿、昭明宫的赤乌殿，晋建康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和北齐邺南城、隋大兴城、唐长安城等宫城中的太极殿，大明宫的含元殿，隋唐洛阳城宫城的乾元殿，北宋东京城宫城的大庆殿，金中都宫城的大安殿，元大都宫城的大明殿，明清北京城宫城的皇极殿（太和殿）等，这些正殿一般都在宫城之内东西居中位置，其南与宫城正门相对，二者之间或无建筑，或仅南北设置几重“门”而已。

其五，未央宫前殿的“三殿”布局形制对后代宫城“三殿”之制影响深远。如唐长安城宫城中的太极殿、两仪殿、甘露殿，大明宫中的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北宋东京城宫城的大庆殿、文德殿、紫宸殿，明南京城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明北京城的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清代更名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都承袭此制。

其六，西汉晚期汉长安城形成以宫城中央大朝正殿（前殿）为基点，贯穿宫城南北并延长至南宫门、西安门之外的宗庙与社稷分列于其轴线东西两侧的早期都城中轴线。影响此后两千年的中国古代都城规制。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中的宗庙与官社的平面布局，应该是目前考古发现时代最早的“左祖右社”。据《周礼·考工记》中关于“左祖右社”的记载，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这一制度先秦时代已经存在，但考古发现不支持这样的论断。当然作为一种重要的都城礼制，其形成有个过程，这个过程有时可能相当漫长。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中的“左祖右社”，其实可以追溯到秦汉之际。官社遗址以东的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秦昭王的庙等秦诸庙就在那一带。西汉初年的太上皇庙、高祖庙、惠帝庙均在未央宫以东。上述情况说明宗庙与官社的“左祖右社”应该是在秦汉之际已经出现。

其七，从宗庙位置变化，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古代都城的宗庙位置由战国时代早期以前的宫城或宫殿（含宗庙）建筑区之中，变为战国时代中晚期和秦代的宫城和都城之外。西汉初年宗庙位于宫城之外、郭城之内，汉惠帝、汉文帝恢复了秦代将宗庙置于郭城之外。魏晋时代都城宗庙又调整为西汉初期将宗庙置于宫城之外、郭城之内。自北魏洛阳城出现了宫城、内城和郭城“三重城”，宗庙大多置于宫城之外、内城之中。一般而言，这种宫庙布局一直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相始终。宗庙在都城之中分布位置的变化，反映了宗庙建筑在都城之中的地位及血缘政治在国家政治地位中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