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文明形成”作为“国家出现”的同义语，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国家又是与都城密不可分的，都城成为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与重要物化载体，因此我们说都城与文明相伴而行。
都城是国家的“政府平台”，古今概莫能外。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文明，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性，都城与文明共存就是其共性。通过对文明的主要物化载体——都城的研究，人们可以看到不同文明各自的特点。一个地方在上古时代是否进入文明，历史学家要记载其都城，考古学家要寻找其具有都邑性质的城址。
世界各地的古代文明有着各自的发展历史，它们影响着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但是这些文明几乎毫无例外地通过其都城文化呈现于世。因此，世界各国大多将其保存较好的古代都城遗址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如古希腊雅典卫城，古罗马城，古代日本奈良时代的平城京、平安时代的古京都遗迹，古代埃及底比斯城等，再如中国的安阳殷墟、汉长安城未央宫、北魏洛阳城宫城、唐长安城大明宫、元上都、北京明清宫城（北京故宫）等，以及极具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特色的“陵墓若都邑”之帝王陵墓中的秦始皇陵、明清帝陵等均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之不同时期的都城，随着国家历史（即“文明史”）发展，作为国家缩影，在政治、文化、国际交流、科学技术等方面也发生着或多或少的变化，同时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不变或基本不变的因素，后者就是我们所称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奠定了中华文明“不断裂”的基础。
比如，中国古代都城形制是变化的，一般而言，都城由最早的五帝时代“单城制”，发展为夏商周时代都邑与都城的“双城制”（宫城与郭城），这种“双城制”都城一直延续至魏晋洛阳城；其后的北魏洛阳城开创了“三城制”（宫城、内城与郭城），并至明清北京城。
但是都城的“择中建都”“择中建宫”理念，则是越来越突出，“中”之理念越来越达于极致：都城由择国家空间之“中”而建，到宫城建于都城之“中”，大朝正殿又建于宫城之“中”。作为都城与宫城代表性建筑的都城城门与宫门，形成“一门三道”规制，都城之中的道路实施“一道三途”制度，这些应该是把“中”的理念进一步扩大与深化，从而使“中”成为中华文明中生命力最强的文化基因。
尽管从空间科学角度来说，都城选址“择中”并不是那么“科学”，但是作为理念却是一直被坚守。因此，具有八百年建都历史的古都北京，在其始建者海陵王定都燕京（即北京）之始，就被赋予“燕京乃天下之中”的内涵，从而确立了金朝继承中华文化基因的合法地位。
若从考古发现来说，“择中建都”与都城“求中”理念，应该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形成之前已经萌生，除了清华简《保训篇》记载的五帝时代虞舜的“求中”之外，河南濮阳1987年考古发现的西水坡第45号墓中，墓主人左右两侧分置蚌壳堆塑的青龙、白虎，足下置北斗，再现了6400年前中华先民“求中”的生动场面，而这一文化传统一直与中华古代历史文化相始终。
都城之于国家的重要性，从都城选址、营建活动等均作为“国家大事”，并由国家领导人直接负责，国家主要领导（如丞相等）总领其事，中央政府设立专门官署与官员具体负责都城（以及“陵墓若都邑”的帝王陵墓）营建中可见一斑，如西周灭商之后，其国王亲自决定在洛阳定都，即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三千年前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所记载的“宅兹中国”。
都城营建，中央政府设立“大司空”专司其职，商周时已设此官，青铜器铭文如《免觯》《扬簋》《散盘》《司空簋》《叔山父簠》等中已有“司空”，《周礼》亦载有“司空”之官。古代中央政府有“三公”“三司”之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为三公。”“三司”即司马、司徒、司空。秦置“少府”主管都城宫室建设。西汉时代改为“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汉成帝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
扬簋·西周(www.xing528.com)
故宫博物院藏。簋
口，圆鼓腹，圈足下有三屈折状短足，二附耳各衔套环，器盖已失。器腹饰瓦棱纹，颈上与圈足各有一道窃曲纹，圈足上与短足对应处各铸一浮雕兽头。簋内底铸有铭文10行107字。这篇铭文记述了“司工”一官的具体职掌，“司工”同“司空”，记录了司工有权主持审判诉讼之事，是研究西周官制及司法制度的重要资料。
《阿房宫图卷》（局部）·清·无款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此图根据唐代杜牧的《阿房宫赋》描绘的内容绘制，以青绿山水和界画结合的方式，再现了阿房宫“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的壮观气象。
秦阿房宫营建就是秦始皇晚年亲自决定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因秦咸阳城的宫廷规模小，不能满足国家政府活动的需要，决定在渭河之南、风景宜人之地的秦上林苑中营建新的国家都城，首先动工的就是“前殿阿房”。
汉高祖刘邦建立汉王朝，始以洛阳为都。其后针对都城选址问题，朝廷之内展开激烈讨论，最后汉高祖还是征求了“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的张良的意见，决定定都长安，并提拔动议者戍卒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
北魏孝文帝徙都洛阳，诏司空穆亮营造宫室。
隋炀帝决定营建东都洛阳城，并派尚书令杨素、将作大匠宇文恺具体负责营建工程。
即使是古代都城中的一些具体重要建设项目，也要委派重要官员负责，如贞观二十年（646），唐长安城营建“北阙”（北宫门），皇帝派司空房玄龄及将作大匠阎立德主持。
《大金国志》记载，金中都的建设，海陵炀王“遣左右丞相张浩、张通古，左丞蔡松年，调诸路夫匠，筑燕京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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