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是文明的集中体现，而都城与国家是相伴而存的，都城是国家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化礼仪活动中心，是国家的缩影，因此都城成为文明的最重要的物化载体。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
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
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城市的出现意味着国家的出现与原始社会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科林·伦福儒在其大作《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更为明确地提出：
早期国家社会一般表现为特有的都市聚落形态，其中城市是最重要的部分。城市是典型的大型人口聚居中心（常常拥有超过5000人的居民），伴有重要的公共建筑，包括庙宇和行政中心。常见明显的聚落等级，其中都城是主要的中心，下面有从属或区域性中心以及当地的村落。
中国古代文献关于古代都城多有记载，如《礼记·礼运》记载，文明形成伊始“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汉书·郊祀志》说“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世本》张澍补注转引《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www.xing528.com)
而自中华五千年前“文明”形成以来，同一文化特质的都城（都邑）延续不断，从黄帝时代的城址，到夏商周三代都城，再至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都城，其都城选址、布局形制等规划理念一脉相承，并被视为国家统治者政治合法性的指示物，这在古代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它突显了中华五千年不断裂文明的特点。
《新定三礼图》之“王城图”清康熙十二年通志堂刊本
《新定三礼图》中摘录《考工记》的文字对“王城”的解释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此图根据唐代贾公彦注：“营谓丈尺，其大小，天子十二门，通十二子。谓以甲乙丙丁等十日为母，子丑寅卯等十二辰为子。国中，地中也。城内经纬之途，皆容方九轨，轨谓辙广也。乘车六尺六寸，傍加七寸，凡八尺，九轨七十二尺，则此加十二步矣。王城面有三门，门有三途，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从中央。南北之道为经，东西之道为纬，王宫当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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