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疗法的规范管理：未来生活科技塑造

从公开确定了疗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刻起，政府就不可能再阻挡这股洪流了。政府组织应该只能给出疗法实施的指导建议。至于建议的具体内容，我们还只能猜测。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社会学和社会人类学教授哈伊姆·哈桑曾致力于老龄化的社会学研究长达数十年。他说：“要建立各种制度和政府机制来决定哪些人有机会获得永生。不过，还需要一个极权的独裁政体来牢牢掌控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一个监督和管理所有人类利益的大哥。”

“问题很简单，”他继续说道，“这种疗法会成为有限资源吗？如果会，就会有冲突，因为会有一部分公民无法享用。如果不是，那么几乎每个人都可以用。全球市场上一定会有些科学家把这种商品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或者把这些延年益寿的秘方提供给那些买得起的人。我个人一直生活在民主文化之中，所以觉得如果资源并不稀缺，政府应该不会只让一部分人接受治疗。”

哈桑所说的当然是治疗的成本。成本越高，疗法就越难普及。这与上一章提及的第一个警告类似：这项技术需要迅速渗透到各个阶层，而关键就在于要降低相关成本。若非如此，就会容易出现内乱和社会动荡，即使在最专制的独裁政权统治下恐怕也不能幸免。当然，在这种极端情况出现之前，这些国家的暴君还可以重塑臣民的思想。

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就假设场景是在富裕国家，这些国家有能力也愿意为有需要的公民提供补贴。即便这样，国家也很可能只推荐超过一定年龄的公民来接受治疗。甚至可能只为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补贴，因为这种补贴要远低于他们治疗老年病的医疗费用。到时候，会有大批花甲老人甚至更年长的公民重获40岁的活力和精力。

这场青春革命可能会迫使立法和行政部门改革养老金制度。设立养老金的初衷是为了帮助那些年老，不能再工作的人。在大多数西方国家，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都在65岁至67岁之间。因为人一过了70岁，老年病患病率就会上升，所以这算是个合理的退休年龄。有了能恢复人类活力的疗法之后，立法部门可能就要制定法律来提高退休年龄，因为再为数百万人提供几十年的养老金有点儿不切实际。

这一立法过程会比较缓慢而慎重，因为要知道这种治疗方法能否真的延长人的寿命，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验证。我们最多能知道这种疗法能否让老年人保持健康和活力。(www.xing528.com)

提高退休年龄的法案提交给议会后会怎么样呢？我们猜公众可能会有两种情绪。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大概会非常愤怒。毕竟，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交社保，年复一年地工作，就盼着退休了可以过上自己的生活，去环游世界，或者照顾孙子孙女，享受天伦之乐。如果一直期待的东西没了，自然高兴不起来。

另一种情绪应该是解脱感。很多老年人并不太期待退休。他们觉得退休其实就是一种缓慢又无聊的死刑。多年的独立工作之后要成天在家无所事事，还要时时刻刻跟老伴儿打交道，难免要沮丧失落，甚至可能危及身体健康。此外，很多年纪较大的员工正是在60多岁时才最终获得梦寐以求的高管职位。那他们为什么要现在退休呢？尤其是这个时候他们得知自己可以重获青春，继续像35岁那样工作。如果能够重返职场，与年轻人竞争职位，谁还愿意靠那点儿养老金去过枯燥乏味的生活呢？

这两种情绪可能会出现在截然不同阶层中。期盼退休的人应该主要来自弱势阶层，也就是较贫穷的阶层，包括那些从事繁重体力工作的人，搬运工、环卫工人或装配线工人等。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辛勤工作，却没有什么成就感；有些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找到工作。对他们来说，退休就是隧道尽头的光亮，是他们一直在争夺的宝藏。委婉地说，如果退休年龄提高了，他们不会高兴的。他们可能会在工会或议会成员的领导下走上街头抗议。媒体也会发声支持，因为这正是一个不错的素材：政府食言，推迟养老金发放。

支持推迟退休的应该会是来自中产阶级和更富裕的群体，主要是那些在高科技公司、政府办公室和其他高薪职位工作的人。这些职位要求他们要不断学习新技能。而且，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从事体力劳动。

不过话虽如此，这些人倒也可能宁愿退休回家，像其他祖父母一样，在孩子们工作或外出度假时帮忙照顾孙子孙女。

有没有可能预先知道这两部分人的动态呢？有人对提高退休年龄感到愤慨，而另一些可能比较欢迎。要考察人们对退休的反应，可以做的研究有很多种。当然，这些研究肯定没有考虑这样一种场景，就是老年人还可以恢复身心活力。人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愤怒。一些经济学家可能更倾向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步地提高退休年龄。这样，不仅公众能够逐渐接受这个坏消息，而且如果有新的数据显示这种疗法在长期看来有负面影响，也能及时止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