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对工作和贫穷问题的新影响

考虑到现在全世界所有区域都彼此紧密依存（特别是劳动分工、财富分配和社会分层），且考虑到填补这些差距的所有障碍，那么，缺乏政治愿景和缺失能够有效实现愿景的政治机构，就显得更加凶险，更具有灾难性。

远方的人遭受苦难直接或间接的源头，或许正是我们此时此地的所作所为，但由于距离遥远，它们并不会引起道德上的共鸣，也不会像身边所见的苦难那样能够引发强烈的行动意愿。富人和他们雇佣或解雇的穷人之间的鸿沟会持续扩大，世界上收入位居前20%的收入总和已经是位居后20%的收入总和的114倍。如果彼此相隔很远，富有和贫穷之间的关联很可能被忽视，无人关注。我们的相互依赖是全球性的，而道德义务，始终局限于本地。

但是，如果不加以重视，其他地区的苦难迟早会反弹回国内，反弹到期望以密实的城墙保护自己的富人身上。正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警告：“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全球经济。在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试图阻止其工人贫困化的努力只能导致他们丧失工作机会。”^[9]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所有人而鸣。罗蒂的呼吁不只是为了遥远国度的穷人们：

我们应该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认识到不公平：我们这些坐在桌子后面敲打键盘的人的工资，是那些打扫厕所弄脏双手的人的10倍，是那些在第三世界国家制造键盘的工人的100倍。我们应当让他们看到问题的所在：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财富是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的100倍。^[10]

人类的生存现状，并不像官方倾尽全力宣传的那样冠冕堂皇。他们说我们身处一个“地球村”，“最偏远的雨林部落的居民们在笔记本电脑上辛勤工作”^[11]。然而，正如娜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揭示的，全球化远没有做到为所有人提供就业和技术，“一些跨国公司正在压榨最贫穷的落后国家，以获取难以想象的利润。这是属于比尔·盖茨的地球村，他积累了550亿美元的财富，而他三分之一的雇员是临时工”。克莱恩还记得，在马尼拉郊区，她看到一个17岁的女孩在做组装电脑这样的高科技工作并对此表达了赞叹。“我们制造电脑，”女孩回应克莱因的赞美说，“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操作电脑”。计算机只是号称要创造平等世界的众多商品的一个代表，事实上，这些商品确实取悦于消费者，但根本无法拯救其生产者于苦难。“耐克运动鞋的轨迹可以追溯到越南的血汗工厂，芭比娃娃的衣服可以追溯到苏门答腊的童工，星巴克的拿铁咖啡可以追溯到危地马拉被烈日炙烤的咖啡园，壳牌石油则可以追溯到尼日尔三角洲被污染的贫困村庄。”

新的“地球饱和”——现代化席卷全球，于是现代生活方式也遍布全球——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对于这两个后果，我们曾简要地指出，但它们值得更多的关注。

第一个后果是，曾经能够定期、及时地清理少数现代化地区过剩人口的通道被堵死了，过剩人口的产生超过了其回收能力。一旦现代生活模式不再是部分区域的特权，之前处理人类废弃物的主要方案，即那些“空旷”“无人居住”的土地（更准确地说，由于实力差距而被视为或被作为空旷、无人居住的土地），就彻底消失了。对于现代化主宰之下刚刚开始面对“过剩人口”的地区，这样的通道从来就不存在。在所谓的“前现代”社会中，不存在“过剩”问题，也不需要这种通道。无论是因为通道被堵死，还是根本就没有通道，前两类社会都只能逐渐将排除异己的利刃转向自己。(www.xing528.com)

如果过剩的人口（那些“多余”的人，不能重新融入正常的生活模式，不能被重新加工成“有用”的社会成员）可以被定时清理，运送到寻求经济平衡和社会平衡的围墙之外，那么那些免于被清理而残存于围墙之内的“剩余”人口，就需要被标记为“可以回收利用”。他们的确“失去了有用的工作”，但那只是暂时的。他们的“被排除”是一种非正常现象，需要得到治疗，以帮助他们尽快“回到”我们中间。正如之前所说的，他们是“劳动力后备军”，需要保持良好的状态，以确保第一时间回到工作状态。

然而，一旦剩余人口的处理通道被堵死，一切都会发生变化。所有“剩余”的人都留在围墙之内，和“有用的”“正常的”人混在一起。这样一来，暂时丧失工作能力的人和被永远废弃的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不再清晰可辨。现在，“过剩”不再是一部分人的问题，所有人都将面对这种可能性，人们的社会地位将不断在两级之间摇摆。要处理这种新形式的“过剩问题”，过去行之有效的工具和策略不再有效，也不再适合。然而，为老问题的新形态寻找对策的努力，很容易被热切、徒劳地部署更多过去针对老问题旧形态的努力所拖累。为了安全起见，针对“内部剩余人口”的应急措施应该成为首选，无论是否是临时性的，其优先级应该高于所有其他解决方案。

所有这样的和类似的命运挫折和反转，对于最近才面对“过剩人口”现象及问题处理的其他区域来说，往往更加严峻。“最近”的意思是已经太晚。现在的地球已经超负荷，没有空余土地可以作为废弃物处理场，所有的现代国家都坚决反对新进入者。周边的区域不再欢迎过剩人口，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被迫接纳他们。这些现代性后来者只能在本地寻求解决方案，他们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

这些国家向全球压力屈服，允许资本和商品在自己的领土自由流通，使得家庭和社区商业举步维艰。这些企业曾经能够并愿意吸纳和雇佣新生的劳动力，并确保他们能够生存。刚刚加入现代化大家庭的国家，终于体验到几百年前现代性先驱所经历的企业与家庭的分离，以及所有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和人类苦难，但本地产生的问题，却不再能够获得全球化解决方案：可以轻松安置“过剩”人口的充沛“空地”和“无人区”。

部落战争和大屠杀、增生的“游击队”（通常只是伪装的土匪团伙）之间相互火并，在这些过程中“过剩人口”（主要是在国内失业的、没有前途的年轻人）也被消灭和吸收。这是“现代性后来者”被迫实施的“本地解决方案”之一。成千上万的人被赶出家门，死于杀戮，或被迫逃出国境。

迄今为止，在这些后来者的土地上，唯一快速发展繁荣的产业也许就是大量生产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