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召开的工会代表大会上，一位来自索尔特本（Saltburn）的托恩（Toyne）先生的发言[2]反映了当时全国的普遍观点。他关切地指出：
在农村出现了垄断土地的趋势，把小的庄园变成大的庄园。小农庄被推倒，土地被大庄园吸收。现行的土地制度正把人从田地赶到矿山和工厂，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手工业者竞争。全国的劳动人民渴望从这种情况中解脱。
抱怨其实了无新意，只是原告和被告发生了变化。以“经济进步”之名，类似的问题在创造性破坏的动荡历史中单调地重复着。在托恩的案例中，劳动力市场的过度拥挤被归咎于农业技术进步导致的小农破产和衰败。几十年前，工业机器引发的手工业行业解体为许多人招致了苦难。几十年后，轮到了矿山和工厂，它们曾经拯救过因农业技术进步而流离失所的受害者。所有这些例子里，减轻劳动者生活压力、提高他们生活水平的方法，无不是寄望于转移人口、减少本地就业竞争。这种补救措施似乎是明摆着的，也没有引起任何争议，毕竟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迅速安置那些剩余的劳动人口。正如农业工人工会的传奇领袖约瑟夫·阿奇（Joseph Arch）1881年在女王陛下的农业委员面前的证词[3]：
问：你如何确保劳工获得更高的薪水？
答：我们已经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劳工数量。
问：你们是如何减少市场上的劳工数量的？
答：在过去的八九年里，我们已经移民了大约70万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儿童。(www.xing528.com)
问：这70万人是如何移民的？资金来自哪里？
答：我去了加拿大，和加拿大政府达成了协议，给他们那么多的人，并从交易中得到那么多的资金。
通过大规模驱逐过剩人口，把本地产生的“社会问题”输出到远方的另一个原因，是担心拥挤在城市里“过剩的人”成为不安定因素。城市之中零星却不断发生的动乱，刺激了当权者的决策。1848年6月以后，巴黎的“贫民区”被全面清洗，大批桀骜不驯的穷苦人和下层民众被集中送往海外的阿尔及利亚。巴黎公社之后，历史又一次重演，这一次的目的地是远离巴黎的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4]
从一开始，现代就是大迁徙的时代。至今为止，不计其数的人远渡重洋，离开无法生存的故土，去往满载憧憬的异国他乡。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化的热门区域不断变化，热门的线路也不断变化，但总体来说，移民都是从世界上“较发达”（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向“不发达”（在现代化冲击下还未舍弃其传统的社会经济平衡）的地区流动。
移民是由多种元素决定的。一方面，过剩人口无法在自己的国家找到有报酬的工作，或无法维持既有或继承的社会地位，这通常出现在先进的现代化进程主导的地区。另一方面，同样因为快速的现代化，产生了过剩人口的国家（即使是暂时的）在技术和军事上优越于那些尚未开始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这种优越性足以使他们把这些落后地区视为或作为“无人区”（或在镇压“土著人”的反抗过程中，或在殖民者觉得安抚太过麻烦而挥舞武力的过程中，把这些区域变成无人区）：也就是说，大规模迁徙的条件已经成熟。据不完全估算，自欧洲士兵和商人首次抵达这些“未开化”地区并定居到20世纪初，这些地区的土著人口数降至最低点，约有3 000万—5 000万当地居民死于非命，约占他们总人口的80%。[5]许多人被杀害，许多人死于外来疾病，其余的人因为失去了几个世纪以来先辈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而死亡。正如查尔斯·达尔文对欧洲主导的“蛮荒开化”这个传奇进程的总结，“欧洲人走到哪里，死神就降临哪里”。[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开辟新的场所（用于堆放因国家经济进步而产生的人类废弃物的垃圾场）安置欧洲的剩余人口，而对原住民赶尽杀绝，是同样以进步的名义进行的，欧洲的剩余人口摇身一变成为“经济移民”。例如，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就把消灭美洲印第安人表述为对文明事业的无私奉献：“本质上，正义站在殖民者和开拓者这边：否则这片伟大的大陆只能成为肮脏野蛮人的庇护所。”[7]罗卡将军（Roca）是阿根廷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征服沙漠”事件的指挥官，“征服沙漠”这个委婉的名字背后是对潘帕斯地区的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罗卡将军向他的同胞解释说，他们的自尊迫使他们“尽快以理性或武力的方式打倒这群野蛮人。他们破坏了我们的财富，阻止我们以法律、进步和自身安全的名义，占领共和国最富饶最肥沃的土地”[8]。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