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工作伦理的传道者非常清楚他们在宣扬什么。当时，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来源，生产更多的东西基本等同于让更多的人参与生产过程。渴望生产更多产品的企业家队伍不断壮大，不愿意按照企业家提出的条件工作、生产的穷人也越来越多。可想而知，工作伦理可以调和两者的矛盾。工作不仅能够使国家富强，也能帮助个人脱贫致富，这种理念听上去很真诚。
20世纪末，工作伦理再次成为公众的焦点，它在诊治时弊的过程中作用明显。在美国的“以工代赈”计划中，工作伦理尤为引人注目。“以工代赈”计划自启动以后（尽管其结果存在争议）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富裕国家（包括英国）的政治家的推崇。正如J.F.汉德勒（J.F.Handler）和Y.哈森菲尔德（Y.Hasenfeld）在谈到WIN（美国以工代赈项目的简称）时指出的：
……贯穿其错综复杂的历史，“WIN”的实际作用与人们对它的支持并不匹配。所有现存的证据都表明，该方案的结果令人沮丧……这个政策一直以各种形式存在，尽管大量历史证据表明，总体来说它们并没有显著减少贫困者的数量，也没有改善穷人的经济自给自足能力。因此，这个政策能够继续存在不可能是因为它们对穷人和福利体系的正面影响，而是因为它们对非穷人效用显著。[1](www.xing528.com)
今天，无论接受救济的穷人是否真的不愿意参加生产，都丝毫不会影响生产力的增长。现在的企业不需要用更多的工人增加利润。即使他们需要工人，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能很容易地找到，而且价格便宜得多，虽然这加剧了本地穷人的贫困。毕竟，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类发展报告》，目前世界上有13亿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低于1美元。按照这样的标准，生活在富裕国家（工作伦理的发源地）的1亿贫困人口，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如今，对大公司而言，进步首先意味着“裁员”，科技进步意味着用软件取代人。谴责接受救济的人不愿意工作，推断他们只要摆脱麻木和依赖的惯性，就能轻而易举地自力更生，现在听起来像是自欺欺人。这从证券交易市场对就业波动的反应可以看出来，证券交易市场无意中成为企业利益最真诚的代言人。某国整体失业率快速上升时，你看不到证券市场有任何焦虑的迹象，更谈不上恐慌，它们反倒可能表现火爆。1996年6月至7月，美国新的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口比例上升，这条消息被报道为“就业数据令华尔街振奋”[2]，道琼斯指数当天应声上涨70点。在管理层宣布裁减4万个工作岗位的当天，行业巨人AT&T的股票急剧拉升[3]——这种现象几乎每天都在全球所有的证券市场重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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