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权法案带来的成功和公平竞争

说了这么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现代社会的居民会变成成熟的消费者？为什么大多数人现在更喜欢作为消费者进行选择，而不是规避风险，依赖满足所有基本需求的保障型供应？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人都满足于只依靠自身资源，只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也许，下面的例子能让我们深入了解其中的原因。

“平权行动”指在就业、晋升和升学方面优先照顾非裔和拉丁裔的运动。这些人来自公认的贫困社会阶层，因此在与社会地位更好，更“有文化”的白人的公开竞争中几乎没有机会。过去十年，里根-布什时代，在最高联邦法院保守派成员的帮助和怂恿下，抗议平权运动的浪潮席卷美国。抗议是意料之中的，因为很多白人家长对所谓的劣等生取代他们成绩更好的子女升入大学而感到费解和愤怒。令人惊讶的是，抗议者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非裔美国人，而且数量越来越多。事实上，第一位以“废除纲领”在州议会赢得一席之地，要求结束“平权法案”的民主党人，是加州非裔富商沃德·康纳利（Ward Connerly）。康纳利遭受到许多非裔和拉丁裔激进分子的谴责和诋毁，但他在日益扩大的非裔美国中产阶层队伍中收获了大量或明或暗的支持。令这些非裔中产阶层特别敏感的是自主尊严问题。“平权法案”的存在，使很多“业已成功”的非裔遭受轻视和贬低。如果没有人能找到理由质疑他们的成就名不副实，认为那只是一种恩赐，而非自觉努力、个人天赋、勤奋工作和正确抉择的产物，他们当然会更加欣慰。

康纳利的支持者实际上是在说，“我们不需要拐杖”，“我们可以自己行动自如”。但这种自信从何而来？康纳利脱口而出的回答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因为现在的竞争环境更趋于公平。”^[17]然而，竞争环境是由于“平权法案”而趋于公平，这是该法案不可否认的成功和历史性的成就。现在，三分之一的非裔家庭年收入能够达到或超过美国平均水平（目前为35 000美元）；仅仅25年前，这个比例还不到四分之一。现在，超过五分之一的非裔家庭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这在美国是富裕的标准。有成千上万的非裔律师、医生、公司经理——他们的声音得到了倾听，他们也有能力让自己的声音被倾听。如果没有“平权法案”，这一切会发生吗？根据纽约大学法学院最近完成的研究，在3 435名非裔法律系学生（他们因此有机会进入美国最赚钱的行业之一）中，只有687人能只凭考试成绩进入该校。

可以说，在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平权法案”实现了一个与福利国家类似、却使福利国家奠基人动容的目标：它已经可以“自运行”（worked itself out of a job）。然而，它显然没有按照设计师期望的方式运行。受益于“平权法案”的照顾，一个新的、自信的非裔中产阶级已经诞生。但是，这些受益者们不愿承认，他们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地位，并不是因为他们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发挥了自己的智慧和勤奋，而是因为得到了帮助。这是他们争取尊严无法回避的问题。他们大声又明确地宣布，如果他们“做到了”，那么其他人也能做到，如果有人做不到，一定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毕竟，这意味着，他们取得的所有成功都完全源于自己的努力。

为了让这个论调更加可信，他们必须用怀疑和蔑视的目光审视那些穷困的、不机灵的同伴；最重要的是，必须强烈要求拆除“特权”，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提示着自己“被贬损的”（因为得到了帮助）历程。那些已经登上顶峰的人不再需要国家提供的梯子，他们急于脱离关系将其销毁。最先获益的人最先宣布它一无是处，抱怨它给受益者带来的不公正的、有辱人格的心理阴影。

然而，对福利国家或“平权法案”的发明者而言，这样的“自运行”没有意义。他们心中所念的是消除贫困，集体关怀和扶助弱者是必由之路——补偿获得机会的不平等，从而使机会更平等。事情的发展却大相径庭：获得社会帮助并脱离劣势地位的人，不仅失去了回馈的动力，而且变成了最强烈的诋毁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平权法案”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毕竟，这些从贫民窟直升中上层阶级的非裔成功人士，比他们的白人同伴有更多的理由、更多的底气谴责“保姆国家”，他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发声，更真诚、更可信地发声：他们已经成功，他们做到了，他们证明了自己可以做到，于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但是，没有了与肤色相关的“侮辱性”帮助，其他人真的能做到吗？在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去年的非裔新生约占5.9%。今年，随着平权政策被宣布取消，这个比例将降为0.7%。沃德·康纳利的愤懑能有下一代承接吗？

“平权行动”和福利国家的案例当然不尽相同。福利国家最初的理念是反对任何区别对待，在其后期提倡区别时也丝毫不“积极”。但是，它们“自运行”过程中的社会心理机制却相当相似。加尔布雷斯的“满足的大多数”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福利国家的产物，是其获得成功的沉淀物。

福利国家的创始人希望一劳永逸地消灭贫穷、屈辱和绝望。福利国家远远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但它确实培养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健康、自信、自立、自主的人。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刚刚获得的独立，需要把“已获得成功的人有责任帮助尚未成功的人”这种社会共识连根砍断。他们受益于国家福利体系，如果社会不为他们提供物质支持和心理宽慰，这些“自我造就”的人不会获得成功。然而，这一代人最热衷的却是削弱集体保险和社会福利工资的影响。这种观点背后的真相是否会比倾向于接受这种观点的那代人活的更久，尚不得而知。

正如马丁·伍尔科特最近所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目前这些态度大反转的人们提出的，用于解决福利国家或真实或预设矛盾的方法，归根结底：

仅仅是利用了一个历史上的瞬间——此时福利国家创造的社会资本还没有完全消散，福利国家衰败导致的新的社会成本尚且不高。福利国家和非福利国家的社会成本都很高，但介于两者之间的转型阶段的社会成本却可以被无知或虚伪地描绘为很小。或许很小，但这只是暂时的。^[18]

【注释】

[1]“公共福利”来自科尔·曼恩（Kirk Mann）。他在讨论1955年理查德·提姆斯（Richard Titmuss）关于财政福利、就业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区别时提出了这个术语。曼恩指出，把“社会福利”和另外两者分开“有一些误导性，因为其他两者显然也是社会性的”，他建议用“公共福利”这个词语替代“社会福利”。曼恩说，“它是公众的，因为它是显而易见的，普通大众知道这就是国家福利”。（参见K.Mann（1992）The Making of an English Underclass：The Social Divisions of Welfare and Labour.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p.13.）我在这里使用的“公共福利”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和曼恩所说的“公共福利”略有不同。这是一个通用的，包括一切集体保险的个人福利的概念——无论这种福利采用何种形式，也无论其主管机构是谁。

[2]I.Gough（1979）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Welfare State.London：Macmillan，p.11.

[3]C.Offe（1984）Contradictions of the Welfare State.London：Hutchinson，pp.152-153.

[4]Sir W.Beveridge（1945）Why Iam a Liberal，quoted in E.K.Bramsted and K.J.Melhuish（eds）Western Liberalism：A History in Documents from Locke to Croce.London：Longman 1978，pp.712 ff.(www.xing528.com)

[5]A. Deacon and J.Bradshaw（1983）Reserved for the Poor：TheMeans Test in British Social Policy.Oxford：Basil Blackwell&Martin Robertson，p.1 ff.42.

[6]R.M.Titmuss（1968）Commitment to Welfare.London：Al len& Unwin，p.143.

[7]最近，新当选的一位“新工党”部长大卫·布兰克特（David Blunkett）很好地阐述了这种观点。他在1997年7月29日给《卫报》的一封信中，把福利国家的概念——他称之为“低效且不可持续的”——简化为“把钱从社会的一部分人转移给另一部分人”。

[8]R.Boyson（ed.）（1971）Down with the Poor.London：Churchill Press，p.5.

[9]J.F.Handler and J.Hasenfeld（1991）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Poverty.London：Sage，p.16.

[10]Z.Ferge and S.M.Miller（eds）（1987）Dynamics of Deprivation. Aldershot：Gower，p.297ff.

[11]C.Offe（1996）Modernity and the State：East，West.Cambridge：Polity Press，p.172.

[12]M.Woollacott（1997）Bosses must learn to behave better again，Guardian，14 June.

[13]D.Duclos（1997）La cosmocratoie，nouvelle classe planetaire，Le Monde Diplomatique，August，pp.14-15.

[14]方便旗（flags of convenience）原指商船为逃避税收而在别国注册并挂该国旗帜。——译者注

[15]S.Halimi（1997）Allocation，e“quite”，e“galite”，Le Monde Diplomatique，August，p.18.

[16]诚如研究消费主义的学者反复强调的，这是一种幻觉，但这种幻觉为消费市场保驾护航，没有这种幻觉，消费市场无法运作。事实上，选择的可见性（即使是标准的麦当劳牛肉汉堡，你仍能够吃到几个变体），促进了人们对于选择的热爱。它们的存在吸引潜在消费者徘徊于选择范围已被严格界定和限制的市场。无论消费者如何选择，他们都无法超越市场提供的选项。市场提供哪些选项也不由消费者决定。它们是由消费者无法触及的管理者决定的——全球性公司逐渐垄断了对于消费市场的统治。正如约翰·维达尔（John Vidal）在1997年6月20日发表于《卫报》（Guardian）的文章《汉堡帝国》（Empire of burgers）揭示的：“在汽车、航天航空、电子、钢铁、军火和媒体等8个行业中，前五大公司控制了全球市场的50%。”他的结论是：“这种力量不再单纯是一种经济力量，也是一种文化力量。它开始支配生活的基本要素。十家大公司现在几乎控制了世界食品链的每一个环节，四家公司控制了世界上90%的玉米、小麦、烟草、茶叶、菠萝、黄麻和林产品的出口。”

[17]这句话以及后面的引语，来自Martin Walker的文章“God Bless（white）America”，Guardian，17 May 1997。

[18]M.Woollacott（1997）Behind the myth of the self-made man，Guardian，17 M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