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的时候，我国还没有了解计算机的人才。在此之前，我国与电子技术相关的工作集中在通信领域。20世纪20年代，中国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在南京建立“电信机械修造总厂”，主要生产军用无线电收发报机，以后又组建了“中央无线电器材有限公司”“南京雷达研究所”等研究生产单位。后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电讯总局”，接管了遗留下来的11个无线电企业，并与原解放区的无线电器材修配厂合并，恢复了生产。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发展经济和加强国防建设，解决原子能研究，飞机、火箭的研制以及自然科学如气象、资源勘测、数理研究、重大工程设计中存在的大量复杂的计算任务，迫切需要先进的计算工具。一批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的科学家深刻认识到计算机这一新技术的重要性，华罗庚领导的中科院数学所和钱三强领导的中科院物理所积极推动我国发展计算机工业。华罗庚教授1950年回国，1952年在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时，他从清华大学电机系物色了闵乃大、夏培肃和王传英三位科研人员在他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内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电子计算机科研小组。

1955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华罗庚、钱三强等科学家的积极推动下，电子计算机被列为六大重点项目之一。1956年3月，由闵乃大教授、胡世华教授、徐献瑜教授、张效祥教授、吴几康副研究员和北大的党政人员组成代表团，参加了在莫斯科主办的“计算技术发展道路”国际会议，通过这次“取经”，为我国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计算机部分做好了技术准备。当时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后来都参加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此外，范新弼、夏培肃和蒋士飞也加入规划的制定。在随后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确定了中国要研制计算机，并批准中国科学院成立计算技术、半导体、电子学及自动化4个研究所。国家决定集中科研部门、工业部门和国防部门的力量，研究出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1956年筹建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时，华罗庚教授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筹备处由科学院、总参三部、国防五院（七机部）、二机部十局（四机部）四个单位联合组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也相应成立了计算数学专业和计算机专业。为了迅速培养计算机专业人才，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一届计算机训练班和第一届计算数学训练班，刚刚归国的钱学森教授和董铁宝教授亲自授课。董铁宝教授在美国已经有过3～4年的编程经验，也是当时国内唯一真正接触过计算机的学者，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程序员”。

我国从1957年开始研制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958年8月1日该机可以演示短程序运行，标志着我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为纪念这个日子，该机定名为八一型数字电子计算机。该机在738厂开始小量生产，改名为103型计算机（即DJS-1型）。1958年5月我国开始了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104机）的研制，在苏联专家的指导帮助下，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四机部、七机部和部队的科研人员与738厂密切配合，于1959年国庆节前完成了研制任务。1961年，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编译系统（Fortran语言）在104机上试验成功。

1964年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的大型通用数字电子管计算机119机研制成功，平均浮点运算速度每秒5万次，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电子管计算机。在119机上也建立了我国自行设计的Algol编译系统。当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转入晶体管计算机领域。119机虽然不能说明中国具有极高水平，但是仍然能表明，中国有能力实现“外国有的，中国要有；外国没有的，中国也要有”这个伟大目标。

在研制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的同时，我国从1958年开始着手研制基于晶体管的第二代计算机，并于1965年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计算机（109乙机）。在国外禁运的条件下要制造晶体管计算机，必须先建立一个生产晶体管的半导体厂，于是109厂应运而生。经过两年努力，109厂就提供了机器所需的全部晶体管（109乙机共用2万多只晶体管，3万多只二极管）。对109乙机加以改进，两年后又推出了109丙机，为用户运行了15年，有效算题时间在10万h以上，在我国“两弹一星”研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功勋机”。109丙机是中国第一台具有分时系统、中断系统和管理程序的计算机，中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管理程序就是在它上面建立的。

我国基于集成电路的第三代计算机的研制道路较为坎坷，到1970年初期才陆续推出大、中、小型采用集成电路的计算机。1973年，北京大学与“738厂”等单位合作研制成功了运算速度达每秒100万次的大型通用计算机。这是我国拥有的第一台自行设计的百万次集成电路计算机，也是中国第一台配有多道程序和自行设计操作系统的计算机。该操作系统由北京大学杨芙清教授领导研制，是我国第一个自行设计的操作系统。至此，我国自主研制和生产了电子管计算机、晶体管计算机和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一支计算机技术队伍，锻炼了自主研究开发的能力，使工厂掌握了计算机工业化生产工艺，以及测试、调试及质量保证技术，为形成我国自己的计算机工业奠定了基础。

1973年1月15日，四机部在北京召开了“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7301会议），回顾了我国计算机工业的发展过程，总结了我国计算机的研制、生产和应用的经验与教训。参照国际计算机的产品发展趋势，会议决定放弃单纯追求提高运算速度的技术政策，面向用户，面向生产，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发展系列化计算机的方针。7301会议做出六点决议，其中之一是“加强软件发展，加强服务工作，推动计算机的推广应用”。7301会议之后，四机部立即着手组织100系列机、200系列机以及台式机与袖珍计算器的设计、研制工作。

1973年5月，四机部在清华大学召开了100系列机方案论证会，经过分析对比，决定走与国际小型系列机兼容的道路，进行自主设计。为了保证软件向上兼容，严格做到了指令系统、字符编码、中断系统、通道和高级语言的统一。1974年8月DSJ130机通过鉴定，宣告系列化计算机产品研制成功。该产品生产近千台，标志着中国计算机工业走上系列化批量生产的道路。

200系列化计算机的联合设计始于1973年，由华北计算所、北京有线电厂和北京大学等15家单位承担。200系列化计算机的总体方案强调了软件在系列计算机设计中的重要性，要求相应于220、240和260三档机器设计的三档操作系统，具有向上的兼容性，保证用户界面一致。200系列化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研制成功是我国软件从科研走向产品的转折点。在200系列化计算机工程中还落实了集成电路和外部设备的配套工作。将五位代码改为国际标准八位代码，并开发了磁盘操作系统，由此推动了外部设备的发展，使计算机的性能大幅提高，并创造了与国际兼容的条件。

1974年8月，四机部召开了计算机工作会议（简称748会议），肯定了7301会议制定的发展系列化计算机，加强外部设备的发展，加强软件的发展，加强服务工作和加速产品更新换代的方针。748会议的另一重要成果是：提出了“关于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的建议，并和一机部、中国科学院、新华社和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联合向国家提出关于748工程的报告，经国家计委批准，列入1975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成立了748工程领导小组。748工程成功的意义在于：它启动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为汉字进入现代信息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计算机中文化做出了不朽的贡献。748工程的主要成果是：对现代使用汉字做了一次较全面的查频统计，得出了当代我国使用汉字的综合频度，为以后制作汉字字模库提供了依据；研制了几种汉字输入输出设备，成功地研究出了一整套把汉字字形矢量化并复原成点阵的快速算法、使文字变倍失真尽可能小的变倍算法以及字形信息压缩技术；研制了几种用途的汉字处理系统，制成了精密型汉字印刷照排版系统；研制了微型计算机汉字操作系统、汉字数据库系统、汉字工具软件、汉字全文检索系统等，形成了汉字信息处理产业；研究出了自动生成复杂算式的方法，基于页面描述语言的版面卫星远传技术；发展了桌面彩色出版系统，高性能彩色图像处理和拼版软件；研制了多媒体出版的写作环境等。748工程所形成的汉字信息处理产业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74年四机部决定由清华大学、四机部6所、安庆无线电厂联合研制DJS050型微型计算机，1977年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同年4月23日通过鉴定（其CPU由31片IC组合而成）。四机部与中国科学院于1977年4月在合肥召开全国微型计算机专业会议，会上确定了两个系列的微型计算机，即050系列（与8080系列兼容）、060系列（与MC6800系列兼容）。1977年9月，电子部计算机工业管理局召开了第一次微型计算机专业会议，确立了根据我国国情，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和一切可能条件，直接采用世界上新的且适合我国需要的先进技术，加速我国微型计算机工业发展的思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重要方针，中国的信息技术产业也开始萌发新气象。1979年1月，四机部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成立国家电子计算机工业总局的请求报告”，3月21日国务院批复：决定成立国家电子计算机工业总局。这是我国计算机工业成长与发展的重要标志。1980年，以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春先为首的一批科技人员，在硅谷模式的影响下建立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办科研机构，也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前身。此事引发轩然大波，批判声无数，最终经中央领导批示之后才得以平息，而中关村科技创业之路由此开始。

1983年，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计算机协调工作会议，会议把生产IBM PC兼容机定为中国计算机发展的方向。生产IBM PC兼容机，硬件厂商没有问题，关键在软件，在于PC上一定要有汉字系统，但那个时候做汉字系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参会的100多所大学和研究所没有一个愿意承担开发汉字系统的任务。当时32岁的严援朝在四机部第六研究所工作，因各种原因没能参加会议，他的一个同事会下和严援朝讲了此事。严援朝对他的这位同事说：“其实让PC处理汉字很容易”。严援朝没想到这位同事会把他的话带到会上去。当时国家计算机工业总局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找到严援朝，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严援朝接下任务后，用全所唯一一台IBM PC开始研发。在此之前，汉字在计算机上显示都是通过硬件来实现的，谁也没有用纯软件的方法显示过汉字。严援朝攻克了很多技术难题，到1983年6月底，他一共写了一万多行汇编语言代码，完成了著名的CCDOS。1984年，严援朝又牵头研制了硬件汉卡，配备在长城0520CH计算机上，一度使得IBM公司专为中国生产的IBM 550却在中国卖不出去。CCDOS解决了汉字在计算机内存储和显示方面的问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严援朝和四机部第六研究所都没有把CCDOS商业化。CCDOS的源代码基本上是免费的，谁都可以复制，也促成了CCDOS的广泛使用。在严援朝研制CCDOS的同一年，王永民以五年之功在河南南阳发明了“五笔字型”，解决了汉字输入的速度和效率问题，为中文输入奠定了基础。

1984年的9月6日，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正式成立，该协会的成立，标志着软件作为一个新兴产业的历史开端：软件从硬件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有了自己的一块“地盘”。在随后制定国家科技和行业发展规划时，软件开始被单独作为一个学科和行业。(www.xing528.com)

1985年2月，中国软件技术公司成立，5年之后与中国计算机服务公司合并，成立中国计算机软件与技术服务总公司（简称中软）。虽然只是一家经营性软件企业，但中软在中国软件产业中占有的地位却非常重要，可以说是中国软件产业的一面旗帜。因为它不仅是国内最早成立的大型的软件骨干企业，也是国内最早从事国际软件技术交流合作的窗口型企业。而更为重要的是，自成立之日起，中软就担负起研发自主知识产权操作系统的重任。

1986年8月《关于建立和发展我国软件产业的报告》出台，这是我国第一个关于软件产业发展的规划性、指导性文件。1989年，机械电子工业部进一步提出了创建和发展我国软件产业的四项措施。此后的许多年里，政府行业主管部门不断推出新的软件产业发展规划，带领着这个产业不断向新的高峰迈进。创建和发展我国软件产业的四项措施包括：加强软件的宏观管理、统一规划，发挥各方面积极性，加快软件法律保护的立法；抓好研究、制定软件的标准、规范，根据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行软件开发，以及建立评定、完善和提高软件产品的开发维护中心与评测中心三个环节，尽快发展软件商品生产；积极组织软件出口，以多种方式扩大软件出口；加强对软件人员的培养，不断扩大和提高我国的软件队伍。

中国软件业真正从启蒙到最初的繁荣，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第十年。1988年，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正式明确了科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位置。1988年，对中国软件产业来说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许多对产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一年。首先，有两家日后成为中国软件业代表的著名企业在1988年创立，它们就是金山和用友；而原东北工学院计算机系计算机软件与网络研究室的成立，实际上是刘积仁与东软传奇故事的序言；也是在1988年，由倪光南主持开发的联想式汉字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当年发生的更为重要的两件事情是：第一次全国软件工作会议召开；1988年8月，经政府批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开始组织实施火炬计划。火炬计划最初以在全国建设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作为其主要工作，而随着国内软件产业高速崛起，软件园建设逐渐成为火炬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自此以后，中国软件业遍地开花，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软件英雄时代。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当求伯君在1986年只身来到深圳时，深圳的高速发展令他大为震动，特别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让求伯君深受感触。于是，求伯君毅然决定从单位辞职，1988年来到深圳，开始研发中国首款字处理软件WPS。WPS是中国软件史上的第一款中文字处理软件，当时，各种计算机培训班的主要课程除了五笔字型输入法就是WPS操作。WPS成为中国第一代计算机使用者的启蒙软件，求伯君也因此成为中国程序员的偶像。

改革开放前十年当中，除了求伯君之外，还诞生了许多在中国软件史上赫赫有名的软件英雄。吴晓军在1988年将CCDOS汉字系统进行了改造升级，推出了晓军2.13版，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中文平台。“杀毒软件之父”王江民于1989年推出杀毒软件KV6，周志农在1988年设计完成自然码汉字输入系统，朱崇君在1988年首创中文字表编辑概念，推出CCED2.0版。受惠于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国软件产业在1988年前后迎来最初的繁荣期。许多软件作者成为当时的明星人物，也激励了雷军、鲍岳桥、王志东等正在大学读书的学子们成为后起之秀，而中国软件产业也即将迎来百花齐放的历史时期。

在杀毒软件方面，1989年由公安部病毒研究小组推出的中国最早的杀毒软件Kill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曾经一统天下。1990年，深圳华星推出了华星防病毒卡，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块防病毒卡。到1992年前后，市面上开始流行的防病毒卡多达五六十种，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重要的防病毒工具。但它的致命缺陷是不能清除病毒，在安装和升级方面有诸多不便。随着江民、瑞星、金山、交大铭泰等杀毒软件厂商的出现，国产杀毒软件把持了大部分市场。

在中文平台方面，1991年，离开方正的王志东开发出了中文之星。1992年，鲍岳桥开始研发UCDOS。据不完全统计，国内自行开发的DOS系统有几十种，其中UCDOS、金山SPDOS、CCDOS、天汇、中国龙、超想、联想、晓军系统占有一定市场。中文Windows平台的开发厂家也有20余家，其中以中文之星、中文大师、RICHWIN、UCWIN、CLEEX中文X窗口最为有名。

1991年，国务委员宋健提出“甩掉绘图板”（后被简称为“甩图板”）的号召，在制造业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信息技术应用高潮。同年7月，在我国西北地区举办了CAD/CAM/CAE大型演示研讨会。“甩图板”运动与制造业软件产品的应用密不可分，它不仅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与演变意义重大，同时也是对中国软件产业的一种有力推动，促使一批以制造业软件技术为主要方向的企业迅速成长壮大，至今仍可与国际厂商匹敌，其影响之深远可见一斑。

中国政府的信息化建设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重点是政府各部门的内网及专网建设。1993年底，“三金工程”（即金桥工程、金关工程和金卡工程）启动，此后逐渐演变为“十二金工程”。“十二金”工程，是指政府重点推进的12个业务系统建设，它们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加强监管、提高效率和推进公共服务起到核心作用的办公业务资源系统和宏观政策管理系统；第二类是包含金税工程、金关工程、金财工程、金融监管工程、金审工程在内的五个业务系统；第三类是保障社会秩序，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金盾、社会保障、金农、金水、金质等五个业务系统。政府信息化市场的不断扩大，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众多企业正是依靠从电子政务市场拿到的订单，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并逐渐发展壮大。

国际软件厂商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软件市场的急剧扩大，使得国际厂商认识到这个市场极大的发展潜力，纷纷在中国设立各种分支机构。1991年，Oracle中国公司成立；1992年，IBM中国公司和微软（中国）成立；Sybase公司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成立了Sybase北京技术中心和Sybase软件（北京）有限公司。

在各种软件百花齐放的20世纪90年代，不得不提的还有盗版。1994年前后，随着CD-ROM和光盘的普及，盗版软件迅速成为破坏软件产业健康发展的毒瘤。而对于刚刚改革开放仅十余年，口袋微薄的中国民众来说，动辄高达千元的正版软件和仅几块钱的盗版软件，大家更愿意选择后者。盗版的泛滥，更加加速了中国软件行业的洗牌。许多软件公司在无法获得合理利润的情况下，被迫倒闭或转型。在日后的采访中，有记者问是微软对金山的影响大还是盗版对金山的影响大时，求伯君说：“盗版猛于微软。在DOS时代尽管WPS几乎占据了100%的字处理软件市场，但由于盗版，金山几乎赚不到多少钱，也就没有更多资金投入研发。”在盗版之外，国外软件巨头也将触角伸向了中国。面对微软、赛门铁克、趋势等国际软件企业，刚刚萌芽的中国民族软件企业并不是对手。盗版与国际巨头的压迫，使得中国软件企业在经历了最初的繁荣之后黯然转身而去，像金山一样存活下来的通用软件企业寥寥无几。

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互联网开始萌芽。从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到作为网络时代标志的瀛海威时空的成立，再到中国计算机公用互联网CHINANET的建成，以互联网为契机的中国软件业正在迎来新的曙光，并开始呈现复兴的迹象。1999年，马化腾推出实时聊天软件OICQ（后改名为QQ）获得巨大成功；2000年，中国内地第一款网络游戏运营，数字娱乐产业崛起；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自此中国正式获得和国际市场对话的权利；2002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改革的核心，同年博客进入中国，互联网春天来临；2001年左右以新浪、腾讯、网易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先后在国际市场上市，中国概念网络股获得了国际资本市场的认可。

2000年6月27日，国务院印发了《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简称18号文），它是国内除汽车产业外，国家出台的唯一一个产业扶持性政策，再次显示出国家对软件产业的重视程度。2002年7月24日，国务院又下发了《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简称47号文），以作为对18号文的延续和细化。政策支持力度之大、覆盖面之广乃世界罕见，进一步促进了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此后，中国的软件产业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软件在经历了30年发展之后也迎来了历史上的又一次繁荣，并正在让世界看到中国“智造”的魅力。

[1]数据来源于2013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最终核实统计数据情况，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4132/n12858477/15974912.html，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