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与系统重要性

经济史学家声称，“早在古希腊时代，第一张借据产生的那一刻，金融就出现了”。[6]谈起金融，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资金融通”、“信用”以及“高风险”等关键词。确实，正是金融的“资金融通”功用、对资源的跨期配置和对“信用”的高度依赖，使得金融业本身成为一个高风险行业。金融机构的风险经营更是具有极强的负外部性 (Negative Externalities)，即金融产品的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出现风险外溢效应。而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这种负外部性特征更加明显，并最终成为引发金融道德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

巴塞尔委员会明确指出，负外部性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显著特征。[7]在当代社会，信用经济[8]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小到金融系统的各个要素，大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都通过金融市场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若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将引起其他环节的连锁反应，从而导致金融体系甚至实体经济的动荡。而金融机构，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基于资本逐利的本性，在风险决策中并不会把这部分社会成本纳入考虑，从而出现典型的负外部性问题，直接表现为个体金融机构的最优风险偏好水平明显高于社会均衡水平。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基于其规模、关联度和复杂性，其风险经营行为更加可能会为其他关联金融机构甚至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不利影响，其陷入困境或失败，更可能在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中引发系统性风险。(www.xing528.com)

由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显著的负外部性特征，为防止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倒闭对金融体系乃至实体经济产生强烈负面影响，当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或经营失败面临破产时，政府往往选择提供紧急融资或将其国有化，而不愿意让这些对系统具有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倒闭，从而产生了“太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正是基于政府会对其展开救助的预期 (而事实上政府也确实会对其进行救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在其经营活动中更加倾向于从事高风险的经营行为，从而产生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同时，政府的救助也使得市场产生了“政府将会买单”以及“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会倒闭”的预期，从而增加了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冒险行为，削弱了市场约束，导致更多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在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经营失败时因自身的不谨慎投资行为而受损，这从另一方面强化了政府救助的动机，加剧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此外，政府救助还将扭曲金融市场竞争。最重要的是，由于救助资金来源缺乏合理的事前安排，因政府救助而支出的额外成本最终将由纳税人承担，这是极其不合理的。故而，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不能成为“永不沉没的航母”。